第四章 日本近代思想與儒學 一 近代日本的「超國家主義」 （一）

  「超國家主義」這個用語，日本大正時代的國家社會主義者高畠素之曾經在《超國家主義之迷妄》一文中論及，但他主要是批判「超國家的社會主義者」的「四海同胞的理想社會」及「萬國主義」（既國際主義）的「空理空論」，而強調現實社會的結合是不同人種的、國家的結合。[1]這裡的「超國家主義」顯然是「超國家·主義」。不用說，這與「通常與日本法西斯主義同義地使用」的超國家主義不是同一個概念。我們這裡要說的這個概念緣起於《投降後美國的初期對日方針》[2]（1945年9月22日），英文為ultra—nationalism，是「超·國家主義」。因為這裡所提到的超國家主義常常與軍國主義並列使用，或者常常使用militant nationalism即「好戰的國家主義」的說法，的確是與日本法西斯主義沒有什麼區別。把這個概念放到日本現代思想史中來分析，始作俑者是丸山真男。他在ultra—nationalism這個概念出現半年後，發表了《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3]這篇文章也成為日本現代思想的經典之作。後來久野收、鶴見俊輔的著作《現代日本的思想》[4]以及橋川文三編輯《超國家主義》[5]一書並寫有解說《昭和超國家主義之諸相》，都是研究這一問題的重要文獻。

  丸山真男重視日本超國家主義的漸進的性格，同時提出：

  

  如近代國家被稱為國民國家那樣，國家主義毋寧說成為其本質屬性。那麼，如何大體區別近代國家共通的國家主義與「極端的」國家主義呢？人們馬上就會舉出帝國主義乃至軍國主義的傾向吧。但是如果僅僅這樣的話，從國民國家形成初期的絕對主義國家開始都進行過露骨的對外侵略戰爭，即便不等到所謂十九世紀末的帝國主義時代，武力膨脹的傾向也可以說不斷地在國家主義內部衝動著。既然說我國的國家主義單純是這種衝動更加強烈、表現的方式更加露骨，那麼只有找出其對外膨脹乃至對內壓制的精神上的發動力中的本質上的不同，才真正帶有ultra的性格。[6]橋川文三並不滿足於這種「籠統的」分析，他進一步從具體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分析著手，指出日本的超國家主義是以朝日平吾、中岡艮一、小沼正等青年為原初形態，在北一輝那裡達到正統的完成形態，而將井上日召、橘孝三郎等看作一種中間形態。

  朝日平吾（1892—1921）於1921年9月28日在大財閥安田善次郎的家裡刺殺了安田善次郎之後，當場自殺了。受朝日平吾所留下的遺書《死之叫聲》的影響，同年11月4日，首相原敬在東京車站被19歲的青年中岡艮一在「國賊！國賊！」的尖叫聲中殺害了。朝日的遺書《死之叫聲》，具有區別日本的超國家主義與傳統的國家主義的標誌性意義。在這裡，如久野收所言，元老、重臣、新舊華族、軍閥、財閥、政黨首腦這些明治以來傳統的國家主義的代表無差別地被一律斷為罪惡的元兇，主張挨個地殺掉，以此表明與明治以來傳統的國家主義的斷裂。這種裂痕最充分地表現在不是將天皇作為傳統的象徵，而是開始作為變革的象徵來看待。而且這裡，對外來思想的排斥、直接的恐怖行動、志士意識或天皇的赤子觀這些昭和超國家主義的特色一應俱全，還沒有表現出來的只有將國內改革與對外國策結合起來的正式的超國家主義的主張而已。[7]這種「正式的超國家主義的主張」如下面將要論及的，在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充分體現出來。井上日召（1886—1967）是血盟團事件[8]的策劃者和精神領袖。橘孝三郎（1893—1974）是農本法西斯主義的指導者，參與策劃了「五一五」事件。

  橋川文三不僅分析了大正、昭和時代超國家主義與明治時代國家主義在思想性格上的不同，而且指出明治以來的個人主義、人格主義的思潮對於形成超國家主義的思想底色的潛在影響，甚至有氣脈相通的一面。實際上，以各種思想雜交的怪胎形式出現的超國家主義，無論是對傳統思想還是現代思想都極具吸附性與粘連性，這是使它同時顯出前近代與後現代面孔的原因。這裡我們分別從人生觀、國家觀和宗教觀來看看超國家主義的思想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