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雖然超國家主義者的家庭出身及生活狀況不盡相同，但是都是自覺地將個人與國家聯繫起來的「有志之士」。如朝日平吾在《死之叫聲》里說：

  我們是人，同時希望成為真正的日本人。真正的日本人都是陛下的赤子，有得到保持與身份相稱的榮譽與幸福的權利。[9]

  

  這種「志士意識」因為其處境等不同也有不同的具體表現。朝日平吾在上述遺書中表示：

  我所支配的只是未滿20歲的青年，他們不像今日之有識青年會算計，也不是小才子，其特徵為愚直、不言實幹、莽撞，立於信念、不為名利而動故堅強沉默，所望不在瓦全而在玉碎，所期在決死的真實。強烈鼓吹天下之事皆為賭博的人生觀與病死不如誅滅奸人而死這種男子漢的豪爽之氣。加上沒有父母沒有家庭沒有教養，因此有咒罵世道之眼光與反貴族的深怨，因為愚鈍才可靠。[10]

  而二·二六事件皇道派（與下文提到的「統制派」相對立）青年將校的代表西田稅則有一種革命的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氣概。他在《無眼私論》中說：

  把持真理、翼贊皇謨以聖光擁抱國家民族的志士應該起來。

  志士必須是聖人，古來的革命者都是聖人——真理之把持及其現實只有聖者能夠擔當。[11]

  他一方面有「多感多淚的本性」，喊出「『真誠地活出哲理的合理的美的人生』是我衷心的呼聲。」追求「求道、探尋哲理、想念詩意的人生、希望可以歸天」。[12]對感情的重視還可以從井上日召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識上得到說明。他雖然認為在理論上被高畠素之說服了，反駁不過他，但是在感情上不服輸。認為「馬克思主義單單是在理智上觀察宇宙人生而得出結論，但是在另外偉大的方面，即人間美好的溫暖的感情方面則全然不顧，因此人決不能以此為滿足。即便退一百步，就算其理論是正確的，但顯然也不能忍受根據其理論而出現的社會那種沙漠一樣的生活。總之，馬克思主義是偉大的空論。」[13]

  人生觀中，生死觀無疑是他們的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一方面，他們賦予死以詩意的理想價值。西田稅說：

  死者詩也。

  ……

  我們不能不讓我們的死真正地美。

  我想使死美麗是人生生存的真意義。

  ……美麗的死是人生究竟的理想。

  短暫的生因為美麗的死而具有無窮的價值。即便長壽，因為醜死而價值全無。總之，殉於哲理追求人生去美地死的殉道者的生命，不單單以其年齡——靈肉俱在的——論長短，所有殉道者的生命都是同一的——在永遠的未來延續而不朽，其存在與哲理的永劫不朽共不朽。[14]

  與這種對死的禮讚形成對照的是將暗殺視為一種去道德化的手段或方便。對於為什麼要採取暗殺這種過激的手段，井上日召回答說「那是無是非的方便。」「什麼能夠促使他們自覺？有什麼方法？一想馬上就應該明白。對他們的銅牆鐵壁而言，出版物和志士的誠意都沒有用，那麼剩下來的只有在他們所珍惜的最重要的生命上的危險感才能夠開導他們自覺了。」「對我來說我相信是佛行，不覺得是善也不覺得是惡，一切都是這個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必然。」這裡涉及佛教，特別是日蓮宗的法華信仰。如殺害井上准之助的小沼正說：

  井上日召與我因為順緣成了師生，與井上准之助，因為逆緣成了殺害的對象。但是，如實地凝視此本體，准之助是我的心中的准之助。我的心？那是偉大的如來的心。自我……不可得，不可得的自我……這是如來。所謂「對理為平等，約事有因果」之類。

  順逆的佛道都是法華的教理。我殺掉井上准之助，朦朦朧朧地覺得能夠掌握佛教的某種東西了。成為殺人犯在拘禁中我更加熱情地閱讀了佛教經典。這都是托准之助的福。這樣，對我來說殺人是如來的方便。

  對我來說，准之助才是如來、大善知識、師匠。逆緣的師匠。[15]

  將殺人作為一種「方便」，其目的在於國家改造、在於「清君側」。同時也是排除天皇與其赤子之間的屏障，使有限的個人融入天皇這一萬世不朽的絕對生命之中。

  井上日召說：「天皇具現了三種神器所表現的民族精神，是絕對的元首，國民是其赤子。其關係是與分離、對立者全然不同的親子、一體的關係。我國原原本本地以宇宙的法則為國體，國民與國家是同魂一體，國民的本體與國家是同一的，同時現實的樣態中是其部分。國民在國家危急之際，犧牲一身，是歸一於本體、回歸到永遠的生命。」[16]青年將校一般都認為天皇陛下即日本國，我們赤子是陛下的分身、分靈。立於這種信仰之上，去充實發展每一天的生活，就是維新、就是改造。但是，具體而言，天皇的命令通過上級軍官來表現，這作為實際問題來認識還是相當困難的。青年將校認為：

  在日本軍隊，上到元帥、大將，下至二等兵，都是陛下的軍人這種信念必須統一。這必然是所謂國軍的所謂統制。將其用制度用規則來統一的思想是統制派的思想。當然，人不是神，因此作為實際問題不能說理想當下就能夠實行。至少我們努力在朝著理想的境界前進。因此在某一時期，上官有根據自己的信念來強行要求部下的情況。那時必須認識到如果我們的信念錯誤就要切腹向陛下謝罪。自己在發布命令時，因為下級是作為陛下的命令確信而動的，所以自己的一言一句作出確實的信念。到戰場上雖然認為此部下去了必死，但是必須達到含淚命令他去這種信念的境界。不是請求，而是命令。「去」這一言辭中必須要有非常的信念。[17]

  其法西斯主義的恐怖暗殺活動，有所謂「一人一殺」與「一殺多生」的分別。一人一殺，朝日平吾是典型的代表，他留給盟友的遺言是：「卿等體會我平素的主義，不聲張、不外露，只是默默地刺殺、衝擊、斬伐、投放，不需要同志間的往來、結集，唯有埋葬一個，這即是儘自己個人的方法與手段。」[18]而井上日召則告誡其同志說：「我們的暗殺，不是以殺人為目的，而是憂國青年為了促使其覺醒而不得已所訴諸的唯一手段。」還特別提到：「無論是否達到目的，不要自殺。既然自己是信善行事，就必須明確活下去的態度。」[19]所謂「美麗地死」，實際上也就是「美麗地生」。小沼正強調：「我們今天活著進而明天活著的這種大欲望，此外沒有什麼革命的本體。活著？如何活著？人就像人一樣地活著。人除了作為人而活著，別無他途。人作為人而活著這是絕對的大道。」[20]

  他們的人生觀和生死觀，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帶有「求道者」追求「自我實現」的意味。日本的超國家主義是在國家主義煙幕下日本人自我意識的大爆發和大幻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