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內藤湖南與「湘學」

  中國學界對內藤湖南的研究在20世紀還只是局限於個別學者的「斷片心得」，[1]進入21世紀以來，以錢婉約所著《內藤湖南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的出版為標誌，[2]此後，內藤湖南的主要著作陸續被翻譯為中文出版，[3]各種研究論文也逐漸增多，而且日本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很快被翻譯介紹到中國。[4]

  近年來中國學界對內藤湖南的研究，有兩種明顯的傾向值得注意。其一，隨著中日學術交流的發展，一些學者在日本留學並學成回國，其學術思想與研究方法都深受日本學界的影響，對研究對象和日本學界的觀點表現出極力推崇和全面認同。在內藤湖南研究上，《內藤湖南的世界》中譯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該書作者都是「對內藤先生的學問懷有深厚的敬意」的「內藤湖南研究會」成員，而該書的翻譯者，如谷川道雄在該書的《中文版序》中所言，「都是內藤湖南始創之京都學派影響下的研究者」。翻譯者之一的胡寶華撰文介紹該書，特別對戰後日本學界批判內藤湖南「支那論」以及該書中的谷川道雄對這些批判的反批判即《關於戰後的內藤湖南批判》一文作了詳細介紹，在特別指出谷川認為戰後對內藤湖南的批評多「是一種偏頗的皮相之談」，指出「谷川認為把內藤看作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代言人是不恰當的」這些觀點之後，強調該書的出版是「『叫真兒』的學術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內藤史學的方法論對於21世紀的史學研究仍然具有積極的作用」等。[5]而谷川道雄特意為該書的中譯本寫有《中文版序》，強調內藤湖南中國史論的獨創性源於其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評價，指出因為「出於這種立場，他的建議有時也會成為對中國的某種忠告，按今天的眼光來看甚至被認為是一種對中國不利的言論。」[6]極力為內藤湖南當時的「不利的言論」進行「辯護」。

  與此相對應，另一種傾向是將內藤湖南的中國觀作為日本法西斯主義侵華「罪惡的思想種子」進行嚴厲的批判，楊棟樑的《民國初期內藤湖南的「支那論」辨析》一文可以說是其代表。該文認為「民族分裂」「國際管理」「放棄國防」以及由「異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動」「經濟開發」等論點支撐的日本對華使命論，構成了內藤湖南「支那論」的核心框架。強調不僅蔑視中國，而且從整體上低估中華民族能力和潛力、為日本等列強的殖民政策張目，是內藤「支那論」的顯著特點和致命缺陷。該文的結尾寫道：「內藤湖南本是造詣深厚的漢學家，但是當他墮落為戰前日本侵華『國策』的『智囊』後，其學者應有的良知已為狹隘的民族私利所吞噬，豐富的『知識』則變成了對華擴張有理的詮釋。作為戰前日本的『大學者』，內藤的對華認識和主張對日本政府及民眾產生的『大影響』是負面的，其深刻教訓值得思考。」[7]這種批判無疑擊中了內藤湖南相關言論的軟肋，但是如果能夠理清內藤湖南的這些「負面的」言論與「內藤史學」整體的內在關聯，批評也許會更有說服力。而在這方面，增淵龍夫以及陶德民的相關論述[8]對於我們今天思考這一問題，顯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章節來源於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

  選擇《內藤湖南與「湘學」》這一題目，不僅出於本人對「近代湘學與日本」這一研究領域的關心，[9]也是考慮到作為「湘學」之本的「湖湘學」是宋明理學中的一個派別，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其內涵也有所不同，寬泛地說，可以包括湘中之學與湘人之學。它既是湖南這一地方的鄉土之學，也包括出生在湖南、受到湖南鄉土之學影響而成就的學問。[10]而內藤湖南雖然是日本「京都支那學」的奠基者，同時也可以將其學問置於日本傳統漢學中的折衷學派的系譜中。[11]因此，我想研究內藤湖南與湘學的關係，不僅可以深化對內藤湖南的認識，包括他的交往及其對學問形成的影響；也對我們重新認識湘學具有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