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內藤湖南對湘學的關心與熱心求購「湘中學者」的著作

  關於內藤湖南與中國文人的交往，陶德民、錢婉約等學者已經作了許多調查研究。陶德民編著的《內藤湖南與清人書畫——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藏品集》為研究內藤湖南與中國文人的交往，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線索。其中收錄了王闓運和葉德輝為內藤湖南寫的詩翰和條幅，並對此作了詳細的註解。其中提到：

  

  內藤（湖南）在辛亥革命前後，一時對「湖南的樸學」，特別是王闓運、葉德輝的學問非常關心。對王闓運的《湘軍志》，盛讚「其文之妙，可以說五百年無此手筆」（1908年12月11日致稻葉岩吉書簡，《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57頁）。「王闓運的文集也閱覽了，自選體入西漢者，兼得賈誼與司馬遷之神貌。規模亦大於汪中等，確乎為清朝第一」（1909年6月2日致稻葉岩吉書簡，《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62頁）。「最近京都流行王闓運的詩文集，其文集儼然與西漢無異」（1909年7月10日致稻葉岩吉書簡，《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63—464頁）。因而在1910年通過葉德輝的門人、在長沙的松崎鶴雄，購買了王、葉兩人的書籍（7月25日、11月21日，1911年7月27日、8月1日致松崎鶴雄書簡，《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74、480、483、484頁）。而且從水野梅曉那裡得到「王闓運、王先謙等的照片」（1911年7月1日致稻葉岩吉書簡，《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82頁）。內藤湖南與王闓運、葉德輝均未曾見過面，其交流都是通過水野梅曉、松崎鶴雄等進行的。[12]

  詳細查看當時內藤湖南給松崎鶴雄的書信，可以看到他對購讀湘學者著作的熱心。在1911年7月27日的信中，他說：「此前寄來的王氏《鹽鐵論校勘記》已經收到。皮鹿門的著作一共有多少還不清楚，且寄上金拾元，請全部購入。如果錢不夠的話，請找新領事大河平君幫忙。王闓運的《離騷注》、葉德輝的各種刻書，也無論如何請幫我想辦法買到。」[13]8月1日的信中又說：「收到三個小包，葉氏叢書六十二冊及皮鹿門著作十九冊到手了，非常感謝，無以言表。皮鹿門的公羊學非常有意思，可謂此學之最新派。其殘本也全部購入。……再寄上金拾元，其殘部各書即：《今文尚書疏證》《漢碑徵經》《孝經鄭註疏》《春秋講義》《師伏堂駢文詩》。此外王壬秋的《離騷注》等得再麻煩您，如果錢不夠的話，如前所述，請先找大河平領事幫忙。……湖南樸學之考究，最近非常感興趣，想盡力進行徹底的研究。」[14]1913年2月25日致稻葉岩吉書簡中說：「自文求堂得到的《聖武記》的確是第一版，這樣，一二三版（第三版有兩種）總算收齊了，每一版都有不同之點，初版也不能放棄。」[15]到1917年10月20日，又在致松崎鶴雄書簡中說：「曾請久原氏探檢員吉村平造氏物色皮鹿門詩文集，很快即蒙惠贈，此後又惠贈葉煥彬《六書古微》。每承厚意，感激不盡。……想遊覽湖南，通過您的介紹而交接名流，此願未成，非常遺憾。」[16]可見內藤湖南在1910年代對魏源、王闓運、葉德輝、皮錫瑞等湘學者的著作一直都保持著濃厚的興趣。

  這時，內藤湖南對湘學即湖南學派的總體特徵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1911年8月8日他在廣島所作的演講《支那學問的近況》中，對中國近三百年來學問的迅速發展表示肯定，認為當時日本的漢學要比中國相差一百年。[17]他列了一張表，將中國的學問分為以下幾個學派：浙西學派（其中有吳派、皖派之別）、浙東學派、常州學派（公羊學）、顏李學派、湖南學派。湖南學派列有王夫之、曾國藩的名字，而將魏源、王闓運、皮錫瑞的名字列在常州學派中。對湖南學派，他評價說：「它雖然沒有整然成為學派的形式，但是在湖南長沙，自明末至清初，有王夫之這一學者在。此人之學問雖一時失傳而沒有流行，但在曾國藩平定長發賊之亂、湖南的人物建成大業以來，此前就有興隆之兆的湖南的學問，得到很大的發展。湖南人的思想中自然融入了鄉賢王夫之的學風。曾國藩之後，湖南學者中有王闓運、王先謙等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們都沒有不尊重王夫之的。因而王夫之的學派有望漸漸成為一個有力的學派。」[18]

  《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收錄有他代大谷光瑞寫給瞿鴻禨[19]的一封信《與善化瞿尚書 代大谷伯光瑞》，在關西大學的內藤文庫中可以找到此書信的第一稿?、第二稿?、第三稿?和最終稿?四種材料。其中提到：「某（?—?「瑞」）聞湖南之地，山川綺（?—?「紛」）錯，土厚民健，近年以來，曾左諸公文武全才既振於前，紉秋益吾（?—?「益吾」之後皆有「奐彬」）[20]數子鷹揚聯騼以迄於今，而閣下亦復居之，高視超舉，聲疾聞遠，曷恤其人之弗興起？異日重建鴻業而集大功（??為「集大功而建鴻業」），接踵咸同者，果復在湘中子弟，則（?—?為「安知不復在湘中子弟哉，其亦」）閣下諸人之流澤深矣。」[21]從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看出內藤湖南對湘學發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