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內藤湖南何以關心「湘學」

  內藤湖南之所以對湘學著作感興趣而且想要進行徹底研究，如前所述，是因為湘學所具有的「樸學」特性。而「樸學」也正是內藤湖南本人早就提倡的學風。

  從內藤湖南的家學淵源來看，如前所述，可以將其放在日本傳統漢學的折衷學派的系譜中，這種「折衷學」被解釋為「不偏於朱子、陽明或古文辭學，對漢唐註疏、宋明諸家之學加以折衷取捨，聞先哲之遺訓而匡先學之未及者」。[22]內藤湖南本人自覺將樸學作為一種學術理想且將其視為關係國家學術品位的重大問題，始於京都帝國大學創建之初。1901年他在《大阪朝日新聞》上發表《京都大學與樸學之士》，[23]將學者等同於「樸學之徒」，強調「所謂學者皆為樸學之徒」，以與政治家或行政官吏相區分。他首先以自己所崇尚的清朝學術為例，指出「清朝二百餘年，樸學之士輩出，為歷代所罕見。自崑山的顧寧人、餘姚的黃梨洲，以前朝遺民自居不仕而高尚其事，至太原的閻百詩、吳縣的惠定宇、懋源的江慎修、休寧的戴東原、江都的汪中以及近時番禺的陳蘭甫，研經家法之守、小學訓詁之學，極其空前之盛者，實為此等樸學之徒之力也。若夫至西洋諸國，近世學術之進運，須各專家之鑽研，終究為世上之野心家所不能兼備。故所謂學者即樸學之徒也。」他認為在新時代，培養樸學之士是京都大學的天職。他希望京都大學的教授「保持樸學鑽研之風，擺脫考證煩瑣之弊，自文明之批評、社會之改造起見，如果能夠發揚古來關西學者所特有的寧固勿雜、寧峻勿泛的學風，那麼世人所期待的新思想，或將出自此間，亦未可知。」甚至將「京都大學學風的傾向」提高到「關係我邦學者品味的問題」的高度。

  校勘學是「樸學」中一門最為基礎性的學問，內藤湖南對此十分重視。他說：「日本的校勘學一般認為德川時代之後就不盛行了，自此為豪傑流行的世界，非大丈夫所為，實際上決非如此。清朝有何焯、錢曾、盧文昭、黃丕烈、秦恩復、顧廣圻等以校勘而成專家。如錢大昕等大家，也是將其一生精力過半用於校勘而獲得成功。日本也有三井鼎、吉田漢官、狩谷棭齋、市野迷庵、松崎謙堂等的學風，成為現代大學等漢學的淵源，其功不可沒。歐洲的學問也是如此。梵文以下的語言研究，多半以上是校勘學之力。」從方法論上，他充分肯定日本國學者的貢獻，也是從「樸學」校勘的意義出發。他認為「我邦國學，自賀茂真淵以來僅百餘年，其研究方法，幾乎與歐洲近世科學的方法同樣發達，其重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說歸之於真淵開創古語研究，而宣長以下可謂盡力於校勘。其中百年來的國學發展，多得力於宣長偉大的智慧。」此外，他強調富永仲基的「破天荒」的思想的形成，實際上也是得益於校勘之力，是因為富永仲基「校訂過了一切經，其結果才有《出定後語》這一空前的著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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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為學與為官、學術與政治的關係，雖然內藤湖南一直對「清朝的樸學者，以學術為生命，不屑為官者甚多」的現象表示欽羨，以為學者「在民間而為實事求是之學問，沒有浮華之想，極為質樸地研究經史」，「在民間講學傳道以維持道統，以此而為萬世開太平」是一種「高尚的理想」，[25]同時，他也絕對不是不關心世界大勢的純書齋式的學者，尤其是對現實的中國問題一直非常關注。服部宇之吉受聘為「北京大學教頭」一事，他發表評論，希望他「以永住清國的覺悟去赴任」，因為「北京大學教頭之職，為幾乎掌握整個清國教育之中樞者，所培養的學生為他日所用，其感化所及無限，其潛力之大，非為掌握一部分財政所可比。」因此一定要「堅忍耐久」，「有埋骨清國的覺悟，以此完成此大任。這樣日本人的待遇與勢力，一掃步其他外國人後塵之患，便指日可待。這是我對承擔支那人心感化重任的服部氏的最大希望所在。希望其他應聘者也是如此。聽說清國還希望招聘外交顧問，在外交問題上指導最為此苦惱的清國當局，可以說不僅是日本學者的天職，而且作為學者而委此重任於一身，也是非常榮譽的。」[26]其經世致用的激情，溢於言表。

  到1924年，內藤湖南在《新支那論》中，明確區分「樸學」中「高級的學問」和「低級的學問」，所謂「高級的學問，就是在方法上具有哲學的規範，以嚴密的考證而促進學術的偉大進步，由此而闡明模糊不清的古代文化的內容。」而低級的樸學，是指服從某種權威規範，而「單純以瑣屑的考證為能事」。[27]

  內藤湖南也是以上述樸學傾向和經世意識，來評價「湘中學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