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內藤湖南對「湘中學者」的評價

  內藤湖南對湘學的評價，主要集中在王夫之以後。在《中國史學史》中論述宋代史學時，對胡安國胡寅父子評價說：「史論中較苛酷的是胡寅的《讀史管見》。他是個任何事都要從道德上予以論述的人，這一缺點受到了人們的非難。這是因為當時史論受到來自《春秋》影響的緣故。此人的父親是胡安國，他排斥《春秋》的『三傳』，親自根據《經》撰寫了《春秋胡氏傳》，朱子派學者取此《胡氏傳》而不用『三傳』。這種觀點亦波及到《讀史管見》，這是根據《通鑑》所載事實而論史的著作。與此有著同一方針，但多少變得穩健了的著作是朱子的《通鑑綱目》。」[28]由此可見內藤湖南對道德史觀的批判以及對胡氏父子之學與朱子學的關係的評說。下面我們介紹內藤對王夫之、魏源、曾國藩以及清末民初其他「湘中學者」的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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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夫之（1619—1692）

  內藤湖南認為王夫之之所以能夠作為湖南學者的崇拜對象，是由於其至誠的人格和卓越的學識。其至誠的人格，內藤湖南舉出在明末張獻忠之亂時，王夫之拒絕張獻忠的招聘而導致其父被捕，王夫之為此自殘身體而請求豁免父親，內藤認為正是這種「至誠」使其父子皆得到豁免。

  王夫之的學識，內藤湖南在《中國史學史》中有專門的論述，[29]主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他的史論即時勢論。第二，反對「正統論」的通達之論。他首先肯定「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學者中對歷史特別有見解的人物。在這方面有著著名而有系統的著作，即《讀通鑑論》《宋論》。」內藤湖南認為王夫之之所以在史論上能有許多卓見，是由於能夠貫徹實事求是的精神。在論述王夫之時，還經常將他與顧炎武、黃宗羲相提並論，認為王夫之的一些見解「因為是對明亡抱有深刻的感慨，而借過去的歷史來議論當時時局的。當時的學者，如顧、黃、王諸氏都是出於對時局的深刻感慨而著書立說的，可以說他們的史論即時勢論。」又提到「王夫之還另著有《黃書》《噩夢》，都是與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一樣，論述經世之策的，因而很有些特別的見識。黃宗羲論明之亡於君主權力過於強大，王夫之也從土地、人民乃國家之根本的角度，闡述了與黃宗羲主旨相同的意見。這應該是當時學者共同的意見。」關於「正統論」，內藤湖南指出王夫之的不論正統、認為正統論之爭是無謂的爭論，也是出於明朝亡於夷狄的感慨所致。「不論正統，是因為他認為正統至宋代已經斷絕了，在這裡言宋朝實際是在說明朝。由於公開地講明朝會觸怒清廷，所以僅僅說到宋朝。言正統至宋中絕，意即明亡於夷狄之清朝乃中國正統之中絕。」此外，他還在《中國史學史》第九章「宋代史學的進展」中專論「正統論」的一節中，以王夫之的思想來作為總結，對王夫之將正統論視為亡國之臣在情義上的所謂不屈守節而人為製作的「私事」，不是天下的公論，內藤湖南讚揚說：「作為中國學者這是很罕見的通達之論，可惜在中國人中並不太通行。像正統論那樣的觀點雖說有嫌多餘，但是在中國人即便今日仍然為其所束縛，這是了解中國人思想時最應當引起注意的。」[30]

  2.魏源（1794—1857）

  內藤湖南在其《中國史學史》中「清朝的史學」所設「西北地理之學（一）」這一節目中，對作為歷史學家的魏源的學術思想作比較綜合性的論述。他評價說：「此人非常具有研究的興趣，他的史學並未局限於單純的事實考證，而能夠注意世間大勢的變化推移，他是抱著對國家興衰的興趣而撰寫地理著作，以及歷史著作的。」他認為魏源的《海國圖志》「不僅是地理書，一方面是他對世界所作出思考的經世之策，一方面又是具有豐富研究興趣的歷史書籍。」而對「可以稱為清代現代史的《聖武記》」，也是「魏源認識到從乾隆的全盛時期至嘉慶道光之間清朝在逐漸轉向衰運，注意到兵制、財政的逐漸惡化，對此抱以極大的歷史研究興趣予以撰述而成的。雖然有些地方在事實考證上有嫌粗略，這一點上不如祁韻士的《皇朝藩部要略》精確。但是《皇朝藩部要略》並不是能夠喚起任何興趣的讀物，而《聖武記》則是足以喚起讀者一種莫大的歷史興趣的著作。」在考證方面的粗疏雖然影響了魏源著作的學術質量，但是他「代表了當時一種旨在別開生面進行獨具一格研究的傾向。」魏源在經學上作為公羊學家，「他的著作特別以總括性史論見長，像《聖武記》的「余記」那樣，鮮明地寫出了清朝盛衰的變遷。收入他文集中的有關明代的議論中進行總括性論述的部分是很精彩的，將明代與清代相互比較也是相當的卓見。」他強調魏源「不僅是學者，同時也是經世家」。內藤湖南看到，在道光末年，中國南方的公羊學興盛，考證學風衰退，「西北地理之學亦藉此機會發展，不再滿足於歷史地理的考證，開始注目世界大勢，意在研究前人尚未著手的學問領域。學問雖變得粗雜，風氣確實可觀。」[31]對魏源的關注世界大勢、宏觀把握歷史發展脈絡、在學問上敢於開風氣之先的氣度，內藤湖南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內藤湖南對魏源的關注還不止這些。他在1911年12月30日對即將出版的演講稿作了如下一段補記：「龔定庵的友人中有一位叫魏源、字默深的人，是《聖武記》的作者，有名的歷史學家。此人與定庵有深交，是最得力的公羊學家。但是他晚年皈依了佛教。金陵刻經處有楊文會版的《淨土四經》，即將淨土的三部經與華嚴的《普賢行願品》一起校刻而成。此校錄者就是魏源，寫有自稱菩薩戒弟子魏承貫的序文（此序文未收入魏源的集子）。」[32]由此看出中國當時學界比較常見的公羊學家與佛教的關係，魏源的影響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內藤湖南覺得「公羊學派在極端尊重孔子的同時，其信仰卻漸漸離開了孔子」這種現象「不可思議」。[33]魏源這樣一位經世家到晚年「避世逃禪」，皈依佛教，一般解釋為是出於對現實的不滿和絕望而尋求精神上的自我麻醉。[34]但魏源在《淨土四經總敘》中申言：「夫王道經世，佛道出世，滯跡者見為異，圓機者見為同。」「西方聖人之教」可「得東方聖人而表彰」。[35]可見，儒佛會通之理，自有「圓機者」可以了悟。

  3.曾國藩（1811—1872）

  內藤湖南對曾國藩的評價，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看。首先，如增淵龍夫所言，清朝士大夫的學問，是內藤湖南學問形成的重要基礎。[36]在思想感情和道義上，對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晚清士大夫自然會有一種認同感。這在內藤湖南遊歷中國時發表的言論表現得十分明顯。1917年，他與稻葉岩吉、高橋本吉兩人遊歷中國。11月23日見湖北督軍王占元，談及武昌黃鶴樓附近的曾文正公和胡文忠公合祀的祠堂被毀的遺蹟，就此質問，王占元回答說，革命黨的年輕一輩認為曾胡諸公為了輔佐清朝而討伐長發賊，延緩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對其懷恨而將其祠堂破壞了。內藤湖南說：「不管是幫助了哪一方，對於救濟了當時這塊土地和人民而有功之人，這麼輕易地就忘記其恩情，支那人的道德心真是不可靠。」[37]幾天之後，28日到長沙，見到曾國藩祠堂變成了湖南烈士之祠堂，感嘆「湖南人忘記了50年前救鄉土於水火的曾文正的鴻業，進而痛恨他，而變成崇拜黃興、蔡鍔，真是令人意外吃驚。」[38]

  作為政治家的曾國藩，也被內藤湖南譽為「天才式的人物」，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可以從曾國藩的思想中找到出路。他認為曾國藩的思想中有一種平等主義、民主主義思想的因素。在有名的《支那論》中，內藤湖南探討了曾國藩幕僚的日常生活，指出曾國藩「與軍中的幕友過著同等的生活。這是軍隊間平等主義發揮效力的證據。當時與曾國藩齊名的，有湖北巡撫胡林翼，就其度量而言，比曾國藩更勝一籌，總是舍己敬人，不居功，只受過，協助曾國藩完成了平定長發賊的大業。從一個方面而言，平定長發賊的大業，不是依靠官憲之力，可以說是民主思想、平等主義的發展所致。中國人的這種思想，我認為可以成為立憲政治的一大要素。」[39]內藤湖南進而分析這種「民主思想、平等主義」的實質，說湘軍中有「曾國藩、胡林翼這樣的名人，他們雖說使用自己的部下，但不是像日本陸軍那樣，以上級和下級的將校關係來使用，而是以師友關係相激勵。因此，雖然不像以上官的命令那樣行事機敏，最終因恩義感化而奮戰，平定了長發賊大亂。」[40]內藤湖南1924年在《新支那論》中，對此進一步闡發，強調處理好鄉團組織和家族師生關係，可以以此進行創造性的政治活動。他說：「即便像中國這樣兵備頹廢的國家，以鄉團組織為基礎也可以組織出真正有力的軍隊；即便像中國這樣浸透官場臭味的國家，如果以鄉團或家族師生關係來構建，也可以施行創造性的政治。曾國藩在中國發現了這兩個事實，我認為這在中國將來的社會組織方面可以給予很大的教訓。」並期待著中國再「出現曾國藩那樣的天才，不模仿外國的政治，創造出本國必要的、最適合於本國的新政治。」且相信在當時「內政外交方面，如果具有曾國藩、李鴻章式的精神的人物出現的話，中國的政治可以從此得到改善。」[41]也許正因為如此，內藤湖南將《曾文正公大事記四卷》（王定安 刊本）、《求闕齋弟子記三十二卷》（王定安 刊本）、《曾文正公手書日記》（曾國藩 石印本）等曾國藩的相關著作列在了《書目問答（史部）補正》中。[42]

  內藤湖南對作為政治家、文章家的曾國藩多有肯定，如果說對他還有什麼不滿足，那麼就是曾國藩的宋學風格，[43]而不重視校勘學。內藤湖南說：「大體而言，在太平軍之亂以後即便是江南地方，學問也多少呈現後退的傾向。此時像建有軍功的曾國藩雖有志恢復學問，但因為本是湖南出身的一介鄉下漢，而且又是持宋學學風的人物，所以不曾考慮校勘學這種學問中最為奢侈又需要注重細微之處的學問，而只是致力於一般性讀物的出版，所以同治、光緒年間在南方的官書局，出版的多是些普通書籍。」[44]

  4.其他湘中學者

  上文介紹內藤湖南求購湘中學者的著作時已經談到王闓運、王先謙、葉德輝、皮錫瑞等人。以下作一些簡單的補充。

  對王闓運的文章和詩歌，他都極盡讚美之能事。在1915年講述《清朝史通論》時，內藤湖南談到：「現在還活著的王闓運，此人今年八十幾歲，在湖南，乃文章的天才，是天生就會寫文章的人。融合駢體文和散文，寫出了不膠著於任何一方的文章。」「王闓運在詩歌方面，也是從選體中出來的天才。」[45]歷史方面，他對王闓運的《湘軍志》，無論是就其史實的準確程度還是文章的寫作都給予了充分的肯定。[46]

  對王先謙，則頗有些微詞。如其《漢書補註》，內藤湖南認為「僅僅限於對他人研究成果的利用」；對其《合校水經注》，內藤湖南評價說，該書「匯集當時可見到的所有版本進行了合校。雖說對書的取捨和對書的認真校對都是其長處，但是沒有自己的研究。」還有《東華錄》，繼蔣良騏的《東華錄》之後，王先謙「撰著此書以後的部分，對蔣本的內容亦有所增補，比前者更為詳細了，成為可以替代《實錄》的著作。不過，作為代價它失去了別史所具有的趣味性。」[47]等等。

  皮錫瑞，則被內藤湖南尊為「《尚書》研究的大師」。在《尚書》研究領域，內藤湖南在1914年撰文《關於堯典的歌永言聲依永二句》，「皮王二家」並稱，說：「近日皮錫瑞的《今文尚書考證》、王先謙的《尚書孔傳參正》，實際上是以對《尚書》的真古文說、今文說的比較研究為主。（中略）皮王二家的著述，對此等今古文及今文異派之說法，作了頗為詳密的剖析。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來的今文學派，即公羊學派，自其祖莊存與開始，已經形成了一種不排斥偽古文的傾向，如最近尚書研究的大師皮錫瑞，也在承認闡明偽孔經傳為偽的同時，（中略）認為如果古文今文兼通，可以證明偽孔傳中含有今文說最舊派的歐陽尚書的主張。」[48]

  葉德輝，如上所述，在內藤湖南代大谷光瑞寫給瞿鴻禨的信中，為何「內藤湖南文庫」中所存四份資料中皆有葉德輝之名「奐彬」二字，而獨全集所收該件將此二字刪去了，此事尚待考證。還有，如上所述，他1917年10月20日致松崎鶴雄書簡中還表示「想遊覽湖南，通過您的介紹而交接名流，此願未成，非常遺憾。」而緊接著11月，他就到湖南遊歷，那時王闓運、王先謙都已經去世，只有葉德輝還健在。此次遊歷雖然留有訪問嶽麓書院的記載，卻沒有看到他與葉德輝有直接交流的資料。

  簡單的結語

  周一良在內藤湖南去世後不久即撰文介紹其學術成就，論述其在中國史學上的貢獻，指出內藤湖南「於中國史學家最服膺唐之杜君卿及清之錢竹汀、章實齋。竊謂先生趣味之博大，成就之精深似竹汀；其注意於修史方法及中國史學史乃承受實齋衣缽；而探討我東北史地，不遺餘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徵諸人事，施於有政，以經邦致用為根柢之意歟。」[49]這在一定意義上揭示了「內藤史學」的思想脈絡與特徵。內藤湖南對湘中學者著作的熱心購讀不用說是其好學精神的體現，也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同時代中國優秀學者的成果對其學問基礎形成的影響。他對湘中學者的評價也折射出他本人學問特徵的一些方面，比如，他評價魏源「不僅是學者，同時也是經世家」，可以說也是他本人的寫照。而他對曾國藩民主思想的發掘，既表現了他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理解，也是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一種寄託。而他對有些學者的直言不諱的批評，對於我們重新認識湘學的得失，無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至於像魏源、皮錫瑞等人的經學與古史研究，或者晚清公羊學對內藤湖南學術思想的具體影響如何，則是今後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原載於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十五集，學苑出版社，2013年）

  注釋

  [1]嚴紹璗為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所寫的序言。

  [2]嚴紹璗為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所寫的序言中對該書的意義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說：「在日本『中國學』領域中，本書是首次由一個中國學者全面審視一個具有相當權威意義的日本學者的學術，並幾乎在相等的學術層面上表述中國研究者對這一份文化遺產的既言之有物又言之公允的學術判斷。」

  [3]如《中國繪畫史》（欒殿武譯，中華書局2005年出版）、《燕山楚水》（吳衛峰譯，中華書局2007年出版）、《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日本歷史與日本文化》（劉克申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出版）。還有印曉峰點校的《內藤湖南漢詩文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4]如西安的三秦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了馬彪、胡寶華、張學鋒、李濟滄翻譯的《內藤湖南的世界》（內藤湖南研究會編著：《內藤湖南の世界》，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

  [5]胡寶華：《〈內藤湖南の世界〉簡介》，載《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7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6]馬彪、胡寶華、張學鋒、李濟滄譯：《內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4頁。

  [7]楊棟樑：《民國初期內藤湖南的「支那論」辨析》，載《南開學報》2012年第1期。後收入楊棟樑的《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第一卷總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8]增淵龍夫：《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岩波書店，1983年。陶德民：《明治の漢學者と中國―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2007年。關於此書，錢婉約在《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4期發表了題為《當代日本漢學研究的啟示》的書評，以「反哺與反噬」「鉤沉與補缺」「階段與流派」等小標題對該書的主要論點和史料貢獻作了分析。

  [9]參見劉岳兵：《近代湘學與日本：以楊昌濟為例》，收入方克立、陳代湘主編《湘學》第五輯，湘潭大學出版社，2010年。

  [10]參見方克立、陳代湘主編的《湘學史》（共兩冊），湖南人民出版社（湖湘文庫乙編），2007年。

  [11]青江舜二郎：《竜の星座：內藤湖南のアジア的生涯》，朝日新聞社，1966年，第339、340頁。

  [12]陶德民編著：《內藤湖南と清人書畫——関西大學図書館內藤文庫所蔵品集》，第84—85頁。

  [13]《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83頁。

  [14]《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84頁。

  [15]《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499頁。

  [16]《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516頁。

  [17]《支那學問の近狀》，《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第53頁。

  [18]《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第63頁。

  [19]瞿鴻禨（1850—1918），湖南善化（今長沙）人，字子玖，號止盦。同治進士。歷任侍講學士、內閣學士、豫、浙、川、蘇學政等職。1900年八國聯軍之役隨帝後逃往西安，頗得寵信，任工部尚書、軍機大臣等，曾參與籌備預備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任袁世凱議會參議院參政。著有《使豫日記》《止盦詩文集》。

  [20]王闓運（1832—1916），字壬秋。王先謙（1842—1917），字益吾。葉德輝（1864—1927），字奐彬。全集本中為何刪去葉德輝之名，未可知。

  [21]《與善化瞿尚書 代大谷伯光瑞》，《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第256頁。

  [22]青江舜二郎：《竜の星座：內藤湖南のアジア的生涯》，第339頁。

  [23]《京都大學と樸學の士》（1901年8月14、15日《大阪朝日新聞》），《內藤湖南全集》第3卷，第271—275頁。

  [24]《百衲語》（1901年10月23日《大阪朝日新聞》），《內藤湖南全集》第4卷，第291頁。

  [25]《支那國是の根本義》（1916年3月《中央公論》），《內藤湖南全集》第4卷，第532頁。《支那將來の統治》（1916年2月28日—3月3日《大阪朝日新聞》），《內藤湖南全集》第4卷，第544頁。

  [26]《北京大學教頭の応聘》（1902年8月25日《大阪朝日新聞》），《內藤湖南全集》第3卷，第469、470頁。

  [27]《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536頁。

  [28]內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史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7頁。原文見《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215頁。

  [29]《中國史學史》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學」中的第四節為「王夫之與胡承諾」。馬彪譯：《中國史學史》，第240—243頁。原文見《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306—310頁。

  [30]馬彪譯：《中國史學史》，第177頁。原文見《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227頁。

  [31]馬彪譯：《中國史學史》，第320—322頁。原文見《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408—410頁。

  [32]《清朝衰亡論》，《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245頁。

  [33]《清朝衰亡論》，第244頁。

  [34]李瑚：《魏源研究》，北京：朝華出版社，2002年，第82、218頁。

  [35]《魏源全集》第二十冊，嶽麓書社，2004年，第315頁。

  [36]增淵龍夫：《歴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岩波書店，1983年，第162頁。

  [37]《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第464頁。

  [38]《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第466頁。

  [39]《支那論》，《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428—429頁。

  [40]《清朝衰亡論》，《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211頁。

  [41]《新支那論》，《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第517—518、519、520頁。

  [42]《內藤湖南全集》第12卷，第535、538頁。

  [43]1915年內藤湖南在《清朝史通論》中論述道光年間湖南人唐鑒和蒙古旗人倭仁在北方復興宋學，說「來自湖南的曾國藩聞之欣然。這一派認為漢學家只是像看顯微鏡似的研究瑣細之事，而不研究學問之大義。研究學問大義，就必須根據宋學，即程朱的學問。受其影響的人，即曾國藩、羅澤南等，雖然他們也進行了研究，但適逢咸豐年間長發賊之亂興起，曾國藩、羅澤南等與其說將宋學應用在學問上，不如說應用在人格上，作為學問並未興盛起來。」見《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372—373頁。

  [44]馬彪譯：《中國史學史》，第342頁。原文見《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434頁。

  [45]《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403、410頁。

  [46]馬彪譯：《中國史學史》，第346頁。《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439頁。

  [47]馬彪譯：《中國史學史》，第276、290、344頁。《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353、372、437頁。

  [48]《堯典の歌永言聲依永二句に就きて》（1914年9月《芸文》），《內藤湖南全集》第7卷，第463頁。

  [49]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研幾小錄〉及〈讀史叢錄〉提要》（燕京大學歷史學會編：《史學年報》第2卷第1號，1934年9月），《周一良集》第4卷，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68頁。杜佑（735—812），字君卿，所著《通典》開創史書中「政書」體裁。內藤湖南於1931年1月26日給天皇進講《通典》中的一節。（《研幾小錄》中收錄有《昭和六年一月廿六日御講書始漢書進講案》，見《內藤湖南全集》第7卷。）錢大昕（1728—1804），號竹汀，博覽群書，學識宏富，尤長於史。內藤湖南曾說：「錢大昕以來，中國史向東方史發展的基礎研究，尚未出現能將其繼承並予以擴大發展的學者。」（馬彪譯：《中國史學史》，第327頁。《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416頁。）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代表作有《文史通義》。內藤湖南撰有《章實齋先生年譜》，並在所撰《章學誠之史學》一文中讚揚其「學風在今天也仍然是有生命力的。」（馬彪譯：《中國史學史》，第379頁。《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第4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