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內藤湖南先生追悼錄》對理解內藤湖南的意義

  在《追悼錄》中就已經有人提出：「後來的研究內藤湖南的人，還需要從其既刊的著作論文之外去尋求先生之偉大。」[39]所謂「既刊的著作論文之外」，不僅包括內藤湖南的生平與學術背景，也包括他廣泛的交友與社會、學術活動，還有當時的時代氛圍以及他的個性等等。《追悼錄》為我們進一步理解內藤湖南提供了「其既刊的著作論文之外」的豐富、鮮活的感性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當然，像所有的史料都需要甄別辨析一樣，這些感性材料，也不例外。

  作為大學教授、作為「人師」的內藤湖南的典範意義，在《追悼錄》中得到了充分的彰顯，即便在今天，也同樣值得我們學習。「《支那論》《新支那論》這些與教室里的先生幾乎無緣的著述」，既是內藤湖南「代中國人為中國思考」，也是他代日本官方為日本的將來思考的結晶，都是作為「國師」的內藤湖南的經世意識的表現。經過一個世紀的歷史變遷，其時代意義也逐漸明顯。內藤湖南曾對武內義雄說：要「把思想看成發展的東西。在思考文獻不足勝的古代文化時，一定要對思想的發展找出一個規範。加上的法則即是其規範。」並強調：「做考證學，也需要讀朱子的語類。朱子雖尚未能進行充分的考證，在應對古書時，尚未讀古書，已經具備了力徹紙背的眼光。考證家如果能夠很好地利用這一點的話，確乎可以凌駕前人。」[40]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在學問的方法和實踐中，既重視史料、考證的重要性，同時也能夠注意到其局限性，以力透紙背的眼光發現「在考證之上，比考證更高的東西」，即力圖找出歷史發展的「規範」，這不僅是「內藤史學」的寶貴精神遺產，也是具有普遍借鑑意義的學問之道。

  當時還是燕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生的周一良，在讀了刊有此《追悼錄》的1934年7月號《支那學》之後，隨即寫了一篇《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研幾小錄〉及〈讀史叢錄〉提要》，該文刊登在兩個月後，即9月份出版的燕京大學歷史學會編《史學年報》第2卷第1號上。十年前王國維在給內藤湖南的信中說：「先生大著多以貴邦文字書之，若能將重要者譯成漢文，都為一集，尤所盼禱也。」[41]周一良的文章是比較全面地向中國學界評介內藤湖南中國史研究成果之開始。他將《研幾小錄》與《讀史叢錄》中的相關文章分為「中國古代史」「清初史地」「其他時代」「史料之介紹」四個方面，擇其要者加以評介，並將《追悼錄》中所載《內藤湖南先生著述目錄》「附於篇末，以供稽考探索」。[42]該文將內藤湖南的時事之論與史學研究分開，指出「其初期著述偏重於論列中國時事，富有宣傳性質。如《清朝衰亡論》《支那論》《新支那論》諸書，固不無針砭得當處；然究其用意，則在導諭日本人士以常識，作來華之基礎，迥不足與言學術。」而對其中國史學的學術研究中，他認為內藤湖南「最致力於中國上古史及清初史地」，在上古史方面，「雖罕積極之結論，然所持治古史之態度方法至為周密合理，與我國近年學風頗有不謀而合者。」[43]而「考其所以致意清初史地之由來，仍不外日人經營我東三省政策之一面」，周一良聯繫內藤服膺杜佑（735—812，字君卿）並為天皇進講過《通典》章節，接著對內藤湖南的這種「用意」，不無揶揄而又意味深長地感嘆：「探討我東北史地，不遺餘力者，斯又君卿述作之徵諸人事，施於有政，以經邦致用為根柢之意歟。」[44]周一良在評介內藤史學時所表現出的這種大氣與包容，當然源於其學養與自信，而這種學養與自信的養成，除了其家學淵源之外，也得益於他身邊鄧之誠、洪業、顧頡剛、錢穆這些名師和「風義平生師友間」的譚其驤等學風的薰陶。

  內藤湖南去世已經八十年了，隨著國內對內藤著作翻譯和研究的不斷推進，有鑑於眼下世風學風，為了避免對內藤其人其學理解的片面化，重讀此《追悼錄》和周一良先生當時的評介，不勝感慨系之。

  

  （原載於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編：《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第1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注釋

  [1]據統計，內藤湖南去世後不久，除《支那學》之外，還有《旭水會志》《書藝》《懷德》《歴史と地理》等七種雜誌刊出了追悼專號或追悼錄。見礪波護：《內藤湖南》，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第63頁。

  [2]以上作者中，江上波夫編的《東洋學の系譜》（大修館書店1992年）中收入狩野直喜（1868—1947）、新城新藏（1873—1938）、鈴木虎雄（1878—1963）、羽田亨（1882—1955）、武內義雄（1886—1966）、青木正兒（1887—1964），其所編《東洋學の系譜[第2集]》（大修館書店1994年）中收入小島祐馬（1881—1966）、石濱純太郎（1888—1968）、梅原末治（1893—1983）、倉石武四郎（1897—1975）、神田喜一郎（1899—1984）。其他六人岡崎文夫（1888—1950）、丹羽正義（?—?）、松浦嘉三郎（1896—1945）、那波利貞（1890—1970）、小川琢治（1870—1941）、本田成之（1882—1945）亦為一時之選，未列入上述著作中。

  [3]《追悼錄》，第1頁。

  [4]《追悼錄》，第50—51頁。

  [5]京都大學文學部：《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159頁。

  [6]1901年內藤湖南在《大阪朝日新聞》上發表《京都大學與樸學之士》（8月14、15日，《內藤湖南全集》第3卷，第271—275頁），他認為在新時代，培養樸學之士是京都大學的天職。他希望京都大學的教授「保持樸學鑽研之風，擺脫考證煩瑣之弊，自文明之批評、社會之改造起見，如果能夠發揚古來關西學者所特有的寧固勿雜、寧峻勿泛的學風，那麼世人所期待的新思想，或將出自此間，亦未可知。」甚至將「京都大學學風的傾向」提高到「關係我邦學者品味問題」的高度。

  [7]《追悼錄》，第30頁。

  [8]王伯厚（1223—1296）即王應麟，字伯厚、號深寧。學術上「私淑東萊」（《宋元學案》卷十八），兼紹朱、陸，旁逮永嘉之學。對天文地理、經史百家均有研究考證，開清初考據學之先河。著作有《困學紀聞》《玉海》《論語孟子考異》《漢制考》《六經天文編》《通鑑地理通釋》《深寧集》等三十餘種。——據《中國歷史大辭典》「王應麟」條目。

  [9]《追悼錄》，第31頁。

  [10]《追悼錄》，第32頁。

  [11]參見小島祐馬：《開設當時の支那學の教授たち》，載京都大學文學部：《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435—437頁。

  [12]《追悼錄》，岡崎文夫，第33頁。

  [13]《追悼錄》，青木正兒，第39頁。

  [14]《追悼錄》，松浦嘉三郎，第46頁。

  [15]《追悼錄》，岡崎文夫，第35頁。

  [16]《追悼錄》，本田成之，第72頁。

  [17]參見陶德民編著：《內藤湖南と清人書畫—関西大學図書館內藤文庫所蔵品集—》，大阪：関西大學出版部，2009年。陶德民編：《大正癸丑蘭亭會への懐古と継承―関西大學図書館內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大阪：関西大學出版部，2013年。

  [18]《追悼錄》，本田成之，第72頁。

  [19]《追悼錄》，松浦嘉三郎，第47—48頁。

  [20]《追悼錄》，那波利貞，第58—60頁。

  [21]《追悼錄》，神田喜一郎，第78—79頁。

  [22]《追悼錄》，小川琢治，第70頁。

  [23]《追悼錄》，武內義雄，第75頁。

  [24]參見內藤湖南等著，錢婉約、宋炎輯譯：《日本學人中國訪書記》，中華書局，2006年。錢婉約：《內藤湖南奉天訪書及其學術意義》，《瀋陽故宮博物院院刊》第六輯，中華書局，2008年。

  [25]《追悼錄》，羽田亨，第84頁。

  [26]《追悼錄》，小島祐馬，第89頁。

  [27]《追悼錄》，青木正兒，第38—39頁。

  [28]錢婉約：《董康與內藤湖南的書緣情誼》，《中華讀書報》2012年4月18日。

  [29]寺內正毅（1852—1919）於1916年10月—1918年9月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30]《追悼錄》，松浦嘉三郎，第51頁。

  [31]《追悼錄》，岡崎文夫，第35—36頁。

  [32]參見楊棟樑：《民國初期內藤湖南的「支那論」辨析》，《南開學報》2012年第1期。實際上，1960年宮崎市定在談到其師內藤湖南時就已經指出：「到最後還對現實的政治抱有興趣，這恐怕也是利害參半的事。」他特別強調：「這一點對我們這些不及先生（內藤）才識的後生而言，是必須認真反省的。」（《京大學園新聞》1960年5月9日「師」欄，引自《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岩波書店，1994年，第233頁。）明確批評「過深介入政治」是內藤學問的局限性之一。（同上，《宮崎市定全集》第24卷，第248頁。）

  [33]西田直二郎（1886—1964），文化史學家。1910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國史學科，1919年任該校副教授，1924—1946年任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本文化史序說》（1932年）、《京都史跡之研究》（1961年）、《日本文化史論考》（1963年）等。

  [34]谷本富（1867—1946），日本近代的教育家。時任京都帝國大學教育學教授法講座教授。明治20年代介紹德國的赫爾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學派的教育學，著有《科學的教育學講義》《實用教育學及教授法》。後來主張新教育，即強調個別教育，且重視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到1913年因京都大學的「澤柳事件」辭職，在京大任教九年間，其主要研究成果結集為《大學講義全集》出版。參見京都大學文學部：《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268—269頁。

  [35]西田直二郎：《史學科創設のころの歴史學を思う》，京都大學文學部：《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1956年，第462—463頁。

  [36]《追悼錄》，丹羽正義，第40頁。

  [37]《追悼錄》，松浦嘉三郎，第46—47頁。

  [38]《追悼錄》，武內義雄，第73—74頁。

  [39]《追悼錄》，松浦嘉三郎，第52頁。

  [40]《追悼錄》，武內義雄，第77頁。

  [41]王國維：《致內藤虎次郎 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8頁。

  [42]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研幾小錄〉及〈讀史叢錄〉提要》（燕京大學歷史學會編《史學年報》第2卷第1號，1934年9月），《周一良集》第4卷，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0頁。

  [43]同上，《周一良集》第4卷，第476頁。又說：「諸篇結論，自今觀之，容有待商榷者，然先生治學之途徑與態度，這永足為吾人楷模也。」同上，第470頁。

  [44]《周一良集》第4卷，第4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