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京都支那學者」眼中的內藤湖南

  1.狩野直喜眼中的內藤湖南

  從《追悼錄》中狩野直喜的紀念文章來看，首先，狩野是把內藤作為值得敬佩的知己來看的。他說：

  「京都文科大學成立於明治三十九年。此前不久，君於《朝日新聞》社論欄目在《樸學論》[6]的標題下，強調學問的研究必須講求科學、實事求是。京都大學如果設立文科，希望其學問的研究以此為方針推進。我視此為知己之言，非常敬服。」[7]

  其次，狩野在評價其學問時，將內藤比作宋代的王應麟一樣的人物，對其學問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為非常博聞強記、透徹明敏之人，不僅在專業的史學領域，還是在經學、詞章、書畫鑑賞方面，而且還擅長書法，眾所周知，在中國來說的話，可以說是如宋代王伯厚[8]那樣的人物。而且，其學問不單單局限於明白事物。而且其中有一貫的主張。決非雜學者。種種知識皆為專門之史學所活用，聞君晚年講中國之史學史，此等如往昔所謂漢學者流僅讀史類之書，以此為基礎而研究中國史者所不能為。如君之有博大學問之人方有可能。此乃他們所難以企及，亦不易模仿之處也。」[9]

  而對於內藤湖南成就學問之途徑，狩野認為內藤雖然不是出自正統的官學之途，但也正是其新聞記者的特殊經歷，成就了他「博大的學問」，為他增加了光彩，而這也正是常人難以模仿的所在。他這樣寫道：

  「內藤君曾對我說：『自己自年輕時開始做新聞記者，未走普通官學之途。因此讀了些沒用的閒書，這些在今天看來似乎也發揮了某些作用。』普通學歷者，從學生時開始就沒有機會讀閒書，很快成了專家，更沒有空去讀閒書了。內藤君長期在新聞界，沒有很快成為職業的專家，有讀閒書的自由。這樣讀閒書而積累各方面的知識，等到進入大學，這些知識為君史學上活用。當然此活用也只有內藤君這樣的人才可能。像內藤君這樣的人，對像我們這樣走官學之途的人而言，也是了不起的學者。從另一面來看，經歷這種不規則的途徑，更是給了他增加光彩的機會。這隻有內藤君能夠做到，常人到底模仿不來。」[10]

  狩野直喜與內藤湖南同為「京都支那學」的奠基者，他們學問的相通、相似之處，如文史哲的貫通、重視考證而強調實事求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充滿同情的理解等方面，早已經為其後學所道破。[11]而他們為人為學的各自特色，則有待進一步研究。

  2.生活中的內藤湖南

  因為《追悼錄》中的作者都是與內藤湖南有親密接觸的知友門下，因此，他們所看到的內藤湖南的各個側面，特別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相關細節，對於我們重新認識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可以增加許多鮮活的感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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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從體態特徵看，內藤在學生的眼裡「短軀肥滿」「疏髯」，走路稍微低頭。[12]在作息時間方面，內藤湖南常常是徹夜讀書、雞叫了才睡覺，起床晚。上課一般安排在10點鐘開始。這樣也常常遲到。特別喜歡泡澡，而且泡的時間很長，也不搓洗，只是泡著不時地撥弄池中的熱水，這樣來給自己解乏。[13]

  作為教師，與學生交流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環，內藤湖南也是如此。因為其名聲與社會地位，日常各種訪客不斷，可以想見。為了與學生交流，他一周專門抽出一天時間（星期五）閉門謝客，只接待學生。而且是在晚上，話題從具體的解惑答疑，到各種書籍的解說，甚至歷史觀、人生觀，經常談到深夜十一二點，使學生感到「學問的無限樂趣」。[14]即便在平時，在與學生交流時，往往也是不願為訪客打斷而任其在門外久等。其來訪的客人中往往有商賈名流，穿著粗布服裝的學生，想要給穿著華麗的來客讓座，也多被制止，因此使學生感嘆這樣的先生真是「愛學士勝於愛商人」。[15]

  內藤湖南對佛學的興趣，曾經因為富永仲基的《出定後語》而在學問上大受啟發。到晚年，又對佛學感興趣了，發現了神會大師的著作，勸學生閱讀。而且對《觀無量壽經》有一大創見，但最終未見發表。[16]內藤晚年對佛教的興趣，是學問上的關心，還是信仰上的關心，尚有待研究。

  內藤湖南不僅對書畫頗有研究，著有《中國繪畫史》，而且自身的書法造詣也有相當高的水平。他不喜歡當時流行的北碑而喜好王羲之等南帖，其書畫鑑賞水平也很出色。[17]這些對他而言，均為一種文人的修養。他並不崇尚職業的書家或畫工，因此儘管富岡鐵齋和狩野直喜都勸本田成之以畫技作為立身之本，內藤湖南卻並不贊成。[18]

  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中，前文提到內藤「平生接人寬和，未曾言人之短」。他遇事沉著而不慌亂，不糾結於他人的瑕疵而是看到其長處並加以提攜幫助，甚至被說成「清濁併吞」。據松浦嘉三郎說，他聽過內藤湖南罵人時用的最狠的話是：「那是毫不講理的蠢物。」所謂蠢物並不是說人愚鈍，而是指「沒有自知之明而自命不凡的人。」[19]

  3.書痴

  內藤湖南的恭仁山莊現在還掛著林則徐的「拓室因添善本書」的字幅。恭仁山莊所藏善本，由杏雨書屋編的《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武田科學振興財團1985年發行）可見一斑。

  內藤湖南與書（古籍）的故事，是《追悼錄》中反覆出現的一個話題。除了羽田亨撰文專門談「作為史料搜集家的內藤湖南」之外，那波利貞、小川琢治、武內義雄、青木正兒、神田喜一郎、倉石武四郎等，所談皆無不與書籍、史料有關。

  內藤的學生那波利貞是那波活所（1595—1648，江戶初期儒者）第十世孫，他與內藤直接相識，是在1909年8月中旬。當時剛任京都大學講師的內藤，到德島出席加藤清正三百年祭的紀念講演會，聽說那波家族藏有活所以來所搜集的許多漢籍，便特意到那波家裡探訪。那一年那波利貞19歲，後來考入京都大學隨內藤學東洋史，的確是緣分不淺。[20]神田喜一郎初識內藤也是內藤到神田家來借印其祖父神田香岩（1853—1918）所藏的唐抄本《翰林學士集》斷簡。[21]而小川琢治所述內藤來訪，燈下展讀宋人《輞川圖》（王維晚年居輞川時所畫）摹本的情景很有意思，從晚上9點觀賞到11點，從「皇姊圖書」的藏書印研究該書收藏的經緯，從岩石的描法考察宋代皴法發明之前古法之遺存，等等，意猶未盡，還借回去觀看。[22]

  以書會友，不僅書在哪裡便訪到哪裡，知友門下來了，也常常以共享最近獲得的圖書為樂，一一說明其價值所在，這對學生而言，不僅可以培養古籍的知識，而且對文獻的選定鑑別，也是歷史研究的一項基本功。[23]平時內藤湖南在家裡或講台上，慢條斯理或不修邊幅，看上去無精打采的樣子，如在家裡襪子的紐扣也懶得扣，就任其耷拉著。但是一到搜集史料的時候，便聚精會神、不辭辛苦，像是換了一個人。羽田亨的文章這樣開篇，專門講述了1912年4月初奉命協助內藤在奉天拍攝《滿文老檔》及《五體清文鑒》的情況，其中的一些細節可以補內藤自身所述該事件的不足。[24]如一天羽田感冒了，內藤就親自接替其暗室沖洗膠片的工作，累得腰酸背痛。一天要拍攝四五百來張，這樣持續了兩旬多，當時天寒地凍，其勞動強度與辛苦可想而知。拍攝結束時，一位陸軍軍官說：「這樣的事讓別人去做，自己在宿舍里休息好了。這好像不是學者要親自去做的工作。」內藤湖南為什麼要自己親自去做，羽田經歷了之後才領會到其重要性。他談到以下幾點：

  第一，考慮到爭取到允許攝影的過程，必須對此謹慎從事。第二，考慮到如果萬一有遺漏，幾乎不可能彌補。而且這樣一頁一頁地本人親自翻閱過後，可以留下鮮明的記憶，可以保留只是通過照片而得不到的史料原件的印象。進而還有要附加說明的是，當時為此事能夠支出的經費實際上很少，與今天的情況——儘管今天也不是很寬裕——無法相比。[25]

  對於珍貴的史料，一定要設法與第一手的原始資料接觸。對於像《滿文老檔》《五體清文鑒》這樣的無價之寶，無法得到原本，那麼無論如何也要複製到手。這種精神不能不令人感動。而對於有價的圖書，內藤的態度，如小島祐馬所言：「湖南購書不論價，只要一見如意，不惜傾囊也要購得。」[26]

  關於購書之事，青木正兒《湖南先生逸事》中記載有這樣一件事趣事。1914、15年間，內藤湖南購宋本《史記》，一時成為議論的話題。據匯文堂說，該書最初只花十幾圓從古董商那裡買來，典當到神田香岩翁那裡也只有三四十圓。後來香岩翁想購入，不肯而贖當，拿到東京，龜田某（據說是鵬齋之子）以百圓買下。後經十數年，文求堂以六百圓得手，而標價一千五百圓出售。北京的董康（1867—1947，法學家、法制史家、藏書家）知道之後托人向匯文堂商量購買此書。在已經商量要賣出的時候，碰巧內藤湖南來到匯文堂，聽到此事，說：「此事非同小可。該書如落入中國人之手，那太可惜了。請稍候。」便與大阪某某氏商量，最終自己買下。但此前內藤湖南在文求堂看見此書時，店主說：「如果先生要，願以千圓奉上。」據說此時內藤湖南應該是以此價拿到該書。對此，青木正兒評價說：「我曾聽說先生求此書之事，只不過認為那是愛書成癖。知道了其中原委，才深為其俠氣所感動。至此，才可謂真正的愛書家，實乃不遜於古人之美談。」[27]宋本《史記》當然是中國的書，中國的書被中國人買回去，他覺得太可惜了，毅然插手此事，搶購此書。而此舉在當時一些京都支那學者眼中被視為富於「俠氣」之舉，傳為「美談」。要是董康本人知道此事，不知作何感想。如果此事屬實，那麼，「董康與內藤湖南的書緣情誼」恐怕也不僅僅只有「相互信賴、彼此倚重」的「惺惺相惜」的一面；而且內藤湖南戲稱董康為「文化侵略大將」，看來內藤也不只是「大力幫助他日本訪書的書友」，[28]在關鍵的時候，也是抵制和破壞他在日本訪書的急先鋒。或許，在那個時代，這對於一個具有強烈的「經世意識」的「志士」型的愛書家來說，也是無可厚非的。如果說當時的「俠氣」今天來看變成了一種「狹隘之氣」，而當時的「美談」今天來看變成了「笑談」的話，這是歷史開的玩笑，大概也正是歷史變遷的興味所在。

  4.經世家

  作為具有強烈的經世意識和志士熱情的內藤湖南的形象，在《追悼錄》中也展示無遺。只要讀一讀松浦嘉三郎的如下這段文字就可以一目了然。

  三十歲前後時，占領台灣後隻身赴台，為台灣統治獻言獻策；日露戰爭之際，率先倡導開戰論；寺內內閣[29]時，參與外交調查會的機密，先生決非只是冷靜的有批判精神的讀書人。像先生這樣知識欲旺盛的人，無論以什麼途徑，最終都會成為學者。但是在其胸底常常熱心地關心國家之事，具有一股志士的熱情。他考慮的不只是眼前的政策，而是東洋的將來、民族的興亡這些富於啟發性的問題。《支那論》《新支那論》這些與教室里的先生幾乎無緣的著述，其意圖也是這種熱情迸發的結果。滿洲事變發生之後，他加倍地擔心滿洲的將來。去年十月，他不顧以主治醫為首的所有醫師的反對，到滿洲為日滿文化協會的成立而盡力，也是出於最後的奉公之一念。回到山莊之後也事無巨細地加以指導，對滿洲國的問題，甚至感到就像青年一樣激動。[30]

  學生經常向內藤請教時事問題和經世論，而他對時事問題的分析和經世論的展開，使學生認識到，對時事問題的興趣，「如果不最終落實到充分了解中國的人文生活，並與之聯繫起來，那麼對時事的理解都沒有意義。」[31]這一方向的指點應該也是很有意義的。只是如果這種志士的豪情甘願為軍國主義者所御用，那麼一個歷史學家的良識就容易被時代的煙幕所蒙蔽。關於這一點，中國學者的論述已經很多了。[32]

  5.大學教授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能夠在每一個領域具有奠基之功並與同道開創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派，這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成功並令人羨慕的大學教授了。內藤湖南應該說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大學教授。

  教授的最本質工作，應該是在課堂上授課。內藤湖南因為不是正統的官學出生，而是京都大學不拘一格將其從新聞記者的崗位調進大學的，因此為了適應授課的新崗位，內藤湖南還是非常用心學習和探索的。據西田直二郎[33]回憶，內藤1907年剛剛進入京都大學不久，開始講授「清朝建國史」時，因為課上用了很多難懂的滿洲語，引起了一些學生的議論。西田這樣說道：

  有一次國史專業的學生M君半開玩笑地說：「聽先生講課，如墜五里霧中。」這與其說是其講義難懂，不如說是聽到的一切都是新鮮的，如某種神韻飄渺。即便如此，先生也可能是在意這句話了，後來問到：「哪位教授上課講得好？」此後不久，哲學科的大教室中，有谷本富[34]教授的「教育學及教授法」的課時，內藤先生突然開門進來，在教室中靠近火爐的地方坐下來，聽教育學的講義。谷本教授這時以雄辯天下第一自任，自稱其教育學的講義本身就是其教授法的體現。內藤教授即為觀摩而來。講台上的谷本教授越來越得意，聲音也更大，就這樣講授了示教授法之范的教育學。講義期間，不時地從高高的教壇上往下看，還問道：「怎麼樣？谷本的講義不錯吧？」而內藤教授，一邊將手伸向火爐，一邊童顏綻放，滿面笑容地仰視著講台。[35]

  谷本教授的講授固然精彩，而谷本教授課上內藤教授的單純的笑容，對於學生而言，豈不是一種更好的啟示心智、愉悅心性、豐富心靈的滋養？一種飽滿的人性光輝，綻放在內藤的臉中，映照在學生的心裡。

  正如丹羽正義所言：「對於淺學不才的我而言，與其說先生是稀有的海內碩學，不如說先生就是作為人的先生。他交給我讀書的方法、思考問題的方法，教給我所謂人生和世界。（中略）關於司馬遷、杜佑、章學誠，多次聽先生談到。其人之亡，同時也成絕學。這些人的學問與先生的學問一脈相傳。其點點滴滴不時地通過口傳恍惚記住了。正是這一滴半滴，對我而言乃生命之糧。」[36]其學問與人性、人格，作為一個大學教授，他在哺育後學上的確師德可嘉。

  在教室里，內藤的風采如何呢？可以說是非常嚴謹而循循善誘，樸實無華而富於啟發。松浦嘉三郎這樣回憶：

  在教室里，先生實際上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恐怕聽講的人誰都會有深刻的印象。一般是穿著帶有家徽的和服，平時的和顏悅色，到教室里變得十分謹嚴。上課跑題，或情緒激昂之類，一概沒有。也不是那種讀教案式的照本宣科，而是與平時談話的調子無異。學生時代聆聽過古代史，後來又聽了特別講義的史學史。先生將包袱皮中的一抱參考書一一打開並排放在桌子上，以極為緩慢的語調，很有順序地給我們講解，不知道時間是怎麼過的，經常是一點鐘才吃午飯。……講到得意之處，會從椅子上站起身來，脫離參考書，靜靜地面向一旁，進行構想，同時極為有序且平易地給我們講述從其巨大的頭腦中流出的如同山泉一樣滾滾不盡的思緒。[37]

  武內義雄亦曰：

  先生的講義不是章節分明的照本宣科，總是帶著許多書到講台上，一邊翻著這些書籍，一邊一點一點地講解。雖是很質樸的講義，但充分顯露了該博的學問與深淵的見識。認為是非常緻密的考證吧，又有透徹的概觀；不時地還會暗示：這在學界尚未有充分的研究，如果以如此手段加以研究必定可以得出有意思的結果。授業門生的研究出自這種暗示的，我認為不少。[38]

  當然作為教師，課下與學生的交流也是其生活中的重要一環，這方面已經在前面論及，不再重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