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內藤湖南先生追悼錄》所收文章與同時代的「京都支那學者」眼中內藤湖南的總體形象

  《追悼錄》由1934年4月9日內藤湖南的遺像、其《病中讀爾雅》的筆跡和序、《內藤湖南先生略歷》、《內藤湖南先生著述目錄》以及十七篇追悼文章組成。十七篇追悼文按照順序分別為：

  狩野直喜：《內藤君を偲んで》；

  岡崎文夫：《內藤先生の思ひ出》；

  青木正兒：《湖南先生逸事》；

  丹羽正義：《先生を懐ふ》；

  松浦嘉三郎：《志を抱いて逝かせら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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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濱純太郎：《僕の憂鬱》；

  新城新藏：《欽若昊天 內藤博士の思ひ出》；

  那波利貞：《內藤先生を憶ひ奉る》；

  倉石武四郎：《雪屐尋碑録の跋に代へて》；鈴木虎雄：《內藤博士の近什》；

  小川琢治：《內藤湖南先生の追憶》；

  本田成之：《湖南先生と余》；

  武內義雄：《湖南先生の追憶》；

  神田喜一郎：《內藤先生を憶ふ》；

  羽田亨：《史料蒐集家としての內藤博士》；

  小島祐馬：《湖南先生の『燕山楚水』》；

  梅原末治：《內藤先生を憶ふ》。

  十七篇追悼文的作者中有十一人被收入江上波夫編的兩本《東洋學の系譜》中，[2]都是日本近現代中國學研究的重鎮。而其中狩野直喜與內藤湖南同為京都「支那學」的奠基者，其他均為其門下知友。在同時代的「京都支那學」者眼中內藤湖南的總體形象如何呢，這從《追悼錄·序》中的一段文字可見一斑。曰：

  「昭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內藤湖南先生卒。我等同人哀痛何堪。先生以絕倫之資，篤學好古，並包六藝，貫穿百家，特於乙部之書用力最深。學問之淵博、識見之高邁，蓋前古匹儔者稀也。嘗從事操觚之業，揮筆於東都浪華。議論壓時流，文章仰山斗。後奉職於京都大學，主講席十有七年。所說富於啟迪，史眼不遜班馬。平生接人寬和，未曾言人之短。尤用意於獎掖後進，耳提面命，諄諄不倦。是以諸生慕其德，皆以為恩己殊厚。」[3]

  就學問而言，對其史學（「特於乙部之書用力最深」、「史眼不遜班馬」）尤其讚佩。而松浦嘉三郎在文中提出「內藤學」的概念，而指出「支那上古史」和「支那史學史」為「內藤學的核心」。[4]「內藤史學」作為一個專有名詞不知出自何時、由何人提起，寡聞所及，1956年京都大學文學部出版的《京都大學文學部五十年史》中這樣評價內藤湖南的學問：「（內藤湖南）教授的學問從古代到現代，並且在史學史、繪畫史、考證學、思想史諸研究領域皆有新的開拓，而且打破了此前以王朝為單位的所謂斷代史研究，以發展的眼光來把握複雜的中國史，其學風創造了內藤史學的一個體系，在今天仍然綻放著不滅的光輝。」[5]把內藤史學作為一個獨特的學問體系來看待，並充分肯定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這在《追悼錄》中已經初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