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天神樹

  在三星堆遺址二號坑中，共出土了八棵被稱為神樹的青銅器物。這些樹有大有小，但均被砸爛並經火燒，大多殘缺不全。最大型的被稱為一號神樹，修復專家楊曉鄔與他的助手們經過三年多嘔心瀝血的修復，總算使這件器物比較完整地呈現於世人的面前。此樹通高3.96米，整株樹分為底座、樹身、龍三部分。圓圈形的底座上有三個拱形的足，如同樹根狀。主幹之上有三層樹枝，均彎曲下垂。樹枝尖端有花朵果實，每一枝的枝頭上都站立有一鳥，全樹共九隻鳥。樹的頂端因為殘缺，不知頂部的具體情況。但從殘缺的頂部仍能看見有一個巨大的果實，推測樹的頂部也應該有一隻鳥站立，因為它的結構與其他枝頭的結構在整體上相同。神樹的主幹外側有一條身似繩索的殘缺的青銅龍，由樹冠沿著樹幹蜿蜒而下，那彎曲的身子總長度達到了五米。龍身是用銅管扭成繩索狀而成的，直徑約十八厘米，呈由天而降之勢。整個形象看上去大氣磅礴，雄壯威武。那高昂的龍頭與扭曲的龍身，給人以騰雲駕霧、自由流動於天地間之感。這棵神樹是中國國內出土青銅器中體量最大的一件，同時也是全世界範圍內體量最大的青銅文物之一。據修復專家楊曉鄔說，在一號神樹的修復過程中，開始並不知道樹幹與那條殘缺的青銅龍有何種關係，待各自修好後，神樹怎麼也不能單獨立起來，非要有個支撐架才能立穩。經過一番觀察，發現神樹的底座和樹幹有幾塊多出的小銅片，望著這幾塊小銅片，楊曉鄔突然意識到可能與剛修復的那條巨型龍有內在的關聯，於是趕緊和助手把那條青銅龍搬過來核對，結果發現樹與龍正是相互配套的一件器物。待把龍配上之後，神樹站立後便不再倒下。這個時候楊曉鄔才明白，這條攀在樹上的巨龍除了它的文化內涵和寓意外，在技術工藝上明顯地起到了保持樹的重心穩定而不倒的作用，單是這一方面的鑄造技術，就是一項了不起的發明創造和技術成就。後來經過多個實驗室配合研究，神樹的樹身採用分段鑄造法製成，運用了套鑄、鉚鑄、嵌鑄、鑄接等手法，可謂青銅鑄造工藝的集大成者。從現代美學的角度看，神樹造型結構合理，布局嚴謹，比例適宜，對稱中有變化，對比中求統一，整棵樹雖由多段多節組合而成，但觀之仍有渾然一體、天衣無縫之感，完全稱得上是神工鬼斧，巧奪天工，達到了登峰造極的藝術境界。

  

  修復後的青銅神樹摹圖

  神樹上的銅鳥摹圖

  青銅神樹局部摹圖

  除排序為一號的大型神樹外，那棵中型神樹的下半部分保存得比較完整，只是上部已基本殘斷無存，僅有一根枝頭上有鳥造型的樹枝大致可以復原。樹的底座呈山形狀，應表示神樹長在神山上，上面刻有太陽和雲氣紋。座圈的三面各鑄有一方台，上面有跪坐人像，人像雙手不知握有什麼東西。估計此樹原高度也應在兩米以上。小神樹共有四棵，但均因殘缺太甚，無法修復了。不過從殘件上可以看出這些樹的樹幹呈辮繩狀，樹座盤根錯節，渾然一體，樹枝端頭造型應為人首鳥身像，有學者把它譽為人們常說的「連理枝」予以解釋。

  銅樹座摹圖

  關於這大大小小的青銅樹所體現的主題和用途，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在銅樹的修復之時，曾受四川方面的邀請到成都做了親身觀察，並對當地學者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據俞偉超云：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這兩棵大銅樹和一個大型銅立人像。這不僅是因為它們形體高大，形象奇特，更在於其含義難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據初步推斷，二者都應是當時土地崇拜的體現物。大銅樹尚未全部修復，全形還不太完整，但大致可知是在一根大樹幹上，分出多層的三枝樹杈，每枝樹杈上，又再生出許多枝葉。上面懸掛著大量小件物品和神怪形象，看上去真是五花八門，眼花繚亂。儘管其細部還有許多復原不了的地方，但整個銅樹的形態，一眼望去，就可以知道它同東漢時期在四川和雲南、貴州以及甘肅和青海東部墓中隨葬的銅質搖錢樹有一脈相承的關係。那種東漢的搖錢樹，我在1980年已著文說明是社樹的模擬物。關於古代的社樹崇拜，《論語·八佾》曾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可知商代是流行的。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既然存在著很多商文化的因素，當時的蜀人同商人一樣崇拜社樹就成為很可能的事情。「社祀」是一種祭祀土地神的活動，古代的農業部落因為見到糧食是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為了祈求農業豐收，所以普遍崇拜土地神，並把這種土地之神叫作「地母」。社樹就是一種地母崇拜的體現物。當時的蜀人，既然已經以農業為生，當然會出現這種地母崇拜。況且以後的東漢時期，四川又是銅質搖錢樹最流行的地區，這自然潛藏著一種歷史文化的傳統。如果把這幾方面的情況結合在一起考慮，把三星堆大銅樹推定為社樹的模擬物，看來是問題不大的。

  對於俞偉超的看法，考古學界沒有太多的爭論，只是有不少補充或另外一個系統的全新論述。如參加三星堆發掘的敖天照則認為，這幾棵神樹應是「早蜀先民宇宙觀的實體模式，也是太陽崇拜的實物寫照，與古代民族普遍存在的自然崇拜有關。《山海經》和《淮南子》曾有扶桑和若木的記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二號銅樹，就是棲息神鳥的扶桑和若木。扶桑在東方太陽升起的湯谷上，若木在西方太陽落下的地方。天上的十個太陽，由十個神鳥運載。一個在空中，九個在枝頭……這就是遠古時代人們認為宇宙有『十日』的神話傳說，即太陽崇拜在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大神樹上的具體體現。用這種方式以祈求太陽適時出沒，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人畜興旺」。

  關於敖天照所說的扶桑與若木的提法，早在20世紀70年代，史家郭沫若曾有過一番論述。當三星堆二號坑出土青銅樹的消息披露不久，就有一大批學者以郭老的這篇文章為底本，再次推斷、論證青銅神樹所牽涉的扶桑與若木等問題。不過如同古人所云，薑還是老的辣。就學術水平而言，後來者似乎都未超出當年郭老論述的範疇。因而只要看了郭老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其他學者的考證也自然成了小巫與大巫的關係。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3期）的第三個故事中這樣說道：

  1969年11月，在河南濟源縣軹成公社泗澗溝村西南，發現了一座西漢晚期的磚室墓。墓中出土了不少的陶器和陶俑，也有部分鐵器如刀劍帶鉤之類。

  在陶器中有一株陶樹，通體施釉，上半部呈暗綠色，下半部呈黃色。樹頂站一大鳥，頭上有淺冠，頸與身直豎，頸頗長。樹枝九出，約略以三枝為一輪，由上而下的第一、第三、第四枝上各有一小鳥；第二、第六、第九枝上各坐一猴；第五、第七、第八枝上無物，或系脫落，但無痕跡。三隻小鳥和三個猴子都沒有施釉。枝端有葉上翹，葉的外面，第一、二、三、四、六枝均著一展翅的知了（蟬），第五、七、八、九枝無蟬而有花。樹腳呈三角錐體，三面穹窿，以三棱銳點突出為腳。錐棱上有飛蟬、奔馬、踞坐的狒狒，兩手各執一長物而食；錐面上有三個裸體的人，左腿上屈，左肘內屈，放在膝上；右腿下屈著地而坐，右肘撐在地上者一人，撐在右膝上者二人。此外有些花紋，似雜草。

  這株陶樹，同志們採納了我的意見，定為「古代傳說中的扶桑」。新華社曾據以報導，但未加以說明。我現在把我的意見敘述出來，以供參考。

  在古時候，中國有一個神話式的傳說，說天上本來有十個太陽，每一個都載在烏鴉的背上。這十個太陽和十隻烏鴉都棲息在湯谷上的一株名叫「扶桑」的大木上。它們輪流值日，一個太陽和烏鴉值日時，其他九個太陽和烏鴉便在扶桑樹的下枝休息。太陽背負在烏鴉上，大概是一半白晝、一半黑夜的象徵。

  有一次，太陽們沒有遵守這個規約，十個太陽同時出來了。於是灼熱不可當，草木和農作物都被燒焦了。老百姓們不僅熱，更找不到東西吃。那時有一個會射箭的人名叫「羿」，他是堯皇帝的臣下。堯皇帝便命令羿去射太陽和烏鴉。羿果然射落了九個太陽和九隻烏鴉，只剩下一個太陽和一隻烏鴉在天上，於是老百姓就起死回生，天下太平了。

  陶製扶桑木所表現的就是這個故事的後一階段。樹頂僅有一個烏鴉站著，象徵著剩下的一個太陽，下邊的九個樹枝只附著鳴蟬、小鳥、猿猴；樹下的人和物，在草茵上，都好像悠然自得或奔逸欲狂。但人身上是一絲不掛的，正表明其原始，是所謂「葛天氏之民與？無懷氏之民與」了。

  后羿射日（漢畫像石，河南南陽出土）

  上述故事，我是從好幾種古書上的記載綜合起來的。為了表明不是杜撰，也或許可以滿足讀者的好奇，我想把那些資料綜述在一道。

  《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山海經·大荒東經》：「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

  《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矢曾，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

  《莊子·齊物論》：「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照疑當作『焦』）。」

  《淮南子·本經訓》：「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北堂書鈔》卷百四十九引作「命羿射十日，中九烏，皆死，墮羽翼」。《藝文類聚》卷一所引略同。）

  由上引資料看來，《淮南子》雖然把這故事定在唐堯時代，其實並不甚古。原始民族，數目字的觀念是很有限的，所謂「以三為眾」，正是實證。數目發展到十，並且以十進位，這是表明：有相當高度的文化了。

  由傳說的積極一面的精神來看，它標示著「人定勝天」——人能夠和自然界鬥爭，並矯正自然界的不守秩序。這是自有人類以來的人民創造歷史的不斷的過程，這是可取的一面。但故事卻把這種精神歸之於「善射」的羿，和有「聖德」的堯，那就是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了。其實即使羿這個人果真存在，果真善射，他所用的弓矢絕不是什麼「帝俊」所賜，而是勞動人民所創造的，射的技巧也是幾十萬年來人類在漁獵生活中的經驗積累，這些都絕不是個人英雄所能夠獨創。何況征服旱災是勞動人民的水利工程——澆水、打井、鑿塘、築堰等等——的勞績，也絕不是弓矢所能辦到。帝俊和堯皇帝的莫須有更不必說了。

  故關於射日的故事，公元前的詩人屈原也早就懷疑。他在《天問篇》里曾經發出疑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羿在什麼地方射落了九個太陽？烏鴉在什麼地方折掉了翅膀？）可見富於人民性的屈原，早就不相信這個強調英雄帝王的神話傳說了。

  實際上這個傳說可能產生於殷代。《山海經·大荒東經》里又說：「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帝俊即帝嚳，亦即帝舜，屢見於殷代卜辭，被尊為「高祖夔」，故帝俊是天神，亦是人王。所謂「羲和」其實即是娥皇，在《堯典》變成為管天象歷數的官。《堯典》成書甚晚，可能在戰國時代的初期。

  殷代已是奴隸社會，是產生羿的傳說的很好的溫床。殷代以十日為一旬，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十日的名號，可能也就是十個太陽的名號。

  不僅太陽是帝俊的兒子，月亮也是帝俊的女兒。《山海經·大荒西經》：「有女子（名曰常羲），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准十日為一旬，天上有十個太陽輪流值日，可知十二月為一歲，天上有十二個月亮在輪流值月。這很明顯，是有了歲月旬日的歷術之後，才有這些神話式的傳說產生。這就是這個傳說產生於殷代的證據。

  月神、日神像（漢畫像磚，四川彭縣出土）

  生月的常羲，後來成為奔月的嫦娥，實際上是與娥皇為姊妹的女英。嫦娥又成了有窮后羿的妃子。后羿也善射，相傳是夏代中葉的一位好田獵的諸侯。其實后羿和羿，是一非二。神話傳說的變異性往往如此。

  十分巧合的是河南濟源縣出土了扶桑木，約略同時在北京後英房出土了元代螺鈿漆盤的殘片，上有嫦娥奔月的廣寒宮。扶桑木渾厚莊重，廣寒宮精巧玲瓏，同樣是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同樣是奴隸們創造歷史的佳證。日月交輝，爽朗地在為當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而歡呼！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除郭沫若所說的扶桑之外，在古代還有建木與若木兩種樹的說法，並且與四川之地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據傳在「都廣之野」這個地方，有一棵樹名叫建木。此樹有枝葉、花卉和果實，還有龍蛇等動物。它的位置恰好處在天地的正中央，即所謂「天地之中」。一些名叫「眾帝」的神人通過這棵樹上天下地，此樹由此成了登天之梯。關於這個「都廣」的具體位置，學術界大多認為就是現在的成都平原，或更大膽地說是廣漢的三星堆一帶。而傳說中的若木，生長在建木的西邊，和扶桑樹一樣，也是樹枝上有十個太陽。那太陽的光華普照大地，大地萬物在這光明的照耀下得以生長。

  扶桑、若木、建木，這三棵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樹到底代表著什麼？它們與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又有著怎樣的一種關聯？按四川學者樊一的解釋，中國的古典神話傳說，太陽大都是由鳥來代表，「金烏西墜，玉兔東升」這句成語可謂人人皆知。這就是說，凡是神樹上的鳥，代表或象徵的都是太陽。古史傳說中的三棵神樹，則代表著古代人的世界觀和宇宙觀。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大地是一塊平面，上有弧形的如同蓋子一樣的天，這就是古代最為盛行的「蓋天說」。從東邊到兩極，也就是整個天際。古代的中國人以東方扶桑、中央建木、西方若木為三個主要的坐標，構造了一個以神話形式出現的宇宙觀念。不僅中國如此，在古代西亞、印度、埃及和古代歐洲的古典神話傳說與出土文物中，也有神樹的故事傳說和神樹的圖案造型，那些神樹之上也有一個或多個太陽。西方學者把這種神樹稱為「宇宙樹」（Cosmic Tree）。由此可以看出，中外的所謂神樹實際上都具有相同的性質，都反映了人類早期原始的、樸素的世界觀及宇宙觀。不論是中國的扶桑、建木、若木等神樹的記載及傳說，還是外國「宇宙樹」的出現，它們都代表著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一種共同的思維方式和思想觀念，代表著人類早期對天際宇宙的共同認識。三星堆神樹與中國古典神話傳說中扶桑等神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它與外國的宇宙樹的意義是基本相同的。或者說，宇宙樹這種稱呼，似乎比一般稱謂中的神樹在定義上更加準確、科學，也更能揭示其本身的性質和內涵，因而可以說，三星堆神樹就是中國宇宙樹最具典型意義和代表性的偉大的實物標本。

  按照樊一的說法，神樹或者說宇宙樹反映了古人對太陽及太陽神的崇拜，這一點似乎沒有多少學者再行懷疑。可以想像的是，在缺乏科技知識的古代，還有什麼比東邊的晨曦、中天的艷陽和西山的落霞給人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呢？萬物生長靠太陽，這是亘古不變的真理。從這個意義上講，宇宙樹又是象徵生命成長的生命之樹，而生命則來源於大地、天空和太陽。三星堆神樹，正是太陽崇拜的產物。

  那麼，三星堆青銅神樹究竟是扶桑、建木、若木等神樹中的哪一種呢？學者們在這個問題上爭論頗多，各執一端，分歧甚大。但多數學者如樊一、趙殿增、陳德安等認為三星堆神樹應是綜合了多種神樹的特徵和功能的一種複合型產物，其理由是：

  一方面，三星堆青銅神樹完全符合扶桑和若木「上有十日」這一最為顯著的特徵。三層九枝及其枝頭的九隻神鳥，正是金烏即太陽的寫照。儘管三星堆神樹因為頂部殘缺，樹頂是否還有一隻鳥尚不能肯定，但表現的是「十日」神話卻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原來只有九隻鳥，如同馬王堆帛畫中只有九個太陽一樣，仍然無須去懷疑它是「十日」神話的一種真實形象的反映。「十日」，是古人舉其成數而言，本質上在於反映古人的一種天體宇宙觀念。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以太陽為坐標而建立起來的時辰觀念。而時辰、季節對早期農業社會的人們來講，可謂性命攸關的大事。正因如此，世人在某種畫面或某種造型上就見到了同時出現的許多太陽。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畫上的扶桑圖，可以說是最形象地表現了這一點。在這幅帛畫的畫面上，一條龍纏繞在扶桑樹上，九個太陽一大八小。樹頂的那個最大的太陽，如日照中天，普照大地。而那太陽圖案中的鳥——金烏，更明白無誤地向世人昭示了枝頭的鳥究竟代表著什麼。將這幅圖畫與三星堆出土神樹對照，上面的鳥所代表的是不是太陽也就一清二楚了。三星堆神樹這件稀世之寶的出土，使古史傳說中的扶桑和若木得到了實物例證，而天上有「十日」的神話也因三星堆神樹這一實物的存在，讓當今人類進一步了解了先民們的世界觀與神話之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三星堆神樹也具有建木的特徵和功能，它所在的位置恰好是古史神話傳說中所謂「天地之中」的成都平原。天地之中，意即「世界中心」，無論中外，古人往往認為自己處於大地的中央，故而「中心」甚多。建木和出土的三星堆神樹一樣，都有樹葉、花卉和果實，還有「黃蛇」，即張牙舞爪的龍。這個記載與實物得到了相互的印證。據發掘主持者陳德安說，三星堆神樹出土時是與一大堆巫師雕像在一起的，這表明神樹與群巫二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存、互不可分，其用途是相同的。以「群巫之長」為首的巫師團體，正相當於那些通靈顯聖，能藉助建木這一登天之梯自由上下的「眾帝」。而那條碩長無比的大黃龍，或許正是巫師與眾帝們上天入地的得力駕乘。

  正是基於以上的理由，才認為三星堆神樹是一棵代表古蜀先民宇宙觀念的神樹——宇宙樹，它反映了古蜀先民對太陽及太陽神的崇拜，並具有「登天之梯」的功能。巫師們藉此神樹，用以連接天地，溝通人神，並最終達到巫文化中特別突出強調的天人合一的神奇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