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首次發掘

  胡昌鈺等考古人員到了彭縣後，從灌滿泥水的窖藏里將幾十件青銅器弄出來，本想在周圍做進一步調查，藉機弄清這個窖藏的時代、性質等問題。但剛工作幾天，省文管會又來電話，令考古隊迅速撤出彭縣，轉赴三峽地區搶救一批偶然發現的文物。待三峽搶救事宜完畢後，考古人員又根據文管會的指示轉赴川南搶救剛發現的一批懸棺。時間一天天過去，胡昌鈺率領的這支考古隊，像救火一樣為搶救、保護地下出土文物，涉金沙江，越大渡河，轉戰大江南北、高山峻岭。冬去春來，一晃就是五個年頭。三星堆的發掘漸漸淡出考古人員的發掘計劃，並被越來越深地埋入歲月的風塵之中。直到198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這個構想才重新浮出水面，開始出現轉機。

  彭縣（現彭州市）所在位置平面示意圖

  這一年的4月12日，彭縣竹瓦街再次發現了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窖藏，所藏青銅器已被當地文化館搶先一步挖出帶走。省博物館聞訊後，立即派出古代史部副主任趙殿增、范櫃傑與考古隊長胡昌鈺、李昭和等四名業務人員（此時考古隊已併入博物館），乘坐一輛北京吉普趕赴彭縣文化館。在與館領導交涉後，他們接收了全部青銅器。而後，一行人又在當地人員的陪同下到器物出土現場做了勘察。這批青銅器的具體出土地點位於成都西北約四十公里、東距三星堆遺址約十公里一個叫竹瓦街（場名）的旁側，青銅器放於一個陶缸內，埋藏在地下深2.5米的窖藏中，其中有四件銅容器和十五件兵器，共計十九件。從現場埋藏情況看，窖藏內填充細黃沙土，並雜有卵石，地層未被擾亂，基本保持原狀，顯然是當初放青銅器的人所為。據現場考察的趙殿增推斷，這批青銅器很可能是在舉行一個重要儀式之後鄭重埋下的具有禮儀性質的物器。

  由於有了如此大的意外收穫，趙殿增等一行神情振奮，準備乘車返回成都。就在吉普車離開竹瓦街之時，胡昌鈺突然想起了幾年前調查三星堆的往事，便大聲提議道：「現在才剛下午一點多鐘，我們回去也幹不成什麼事情了，月亮灣、三星堆就在那邊，我以前去做過調查，還想過要發掘，只是被其他事耽誤了。大家是不是到那裡轉上一圈，看看這幾年都變成個啥樣子了。」此議一出，立即得到了眾人的贊同，於是汽車開始拐彎，向著新的目標奔馳而去。

  儘管竹瓦街與三星堆相連的地段是一條較窄的土路，且高低不平，極難行走，但畢竟只有十公里的路程，車子顛簸了一會兒就接近了三星堆邊緣。「旁邊那一塊兒就是三星堆了，前方路口右拐，再右拐。」坐在副駕駛座上的胡昌鈺憑著五年前的記憶和司機說著。大家的目光投向玻璃窗外。遠遠地，前方出現了幾個零星的破舊的農家院子。在這些院子的周邊星羅棋布地聳立著大大小小十幾根茶紅色的煙囪。每一根煙囪的頂端都向外噴射著滾滾濃煙。由於煙霧瀰漫，只覺得天空模模糊糊地罩著一層黑氣，已很難看到太陽的光亮了。

  「咋有這麼多煙囪？」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司機面對前方的景觀有些不可思議地問身邊的胡昌鈺。胡同樣吃驚地望著前方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區域，輕輕回答道：「怪了，怪了，上次來沒看到有這麼多煙囪呵，這都成了煙囪森林了。我有一種預感，三星堆完蛋了，肯定完蛋了……」

  聽著這不祥的讖語，坐在後排座位上的趙殿增有些憤憤地插話道：「你看那煙霧，我上小學的時候就學過一個詞叫遮天蔽日，這麼多年才真正明白，這個煙霧的場面就是遮天蔽日呵。如此下去還怎麼得了？整個這一帶就算是被他們玩完了。這些地方當官的，土皇帝一個，置歷史文化與人文環境於不顧，整日瞎折騰！」說話間，汽車已進入了三星堆區域。

  待幾個人從車上下來時，只見高大的煙囪下，是一排排如同城牆般橫七豎八的磚坯與瓦坯。為防止這些磚坯或瓦坯遭到雨水的浸泡，上部都披著用稻草編成的蓑衣，看起來有些怪模怪樣。在磚坯的近旁不遠處，是一口又一口突起地面十幾米的圓形的磚瓦窯。每口窯的爐膛都燃燒著熊熊炭火，窯的頂蓋部位向外飄散著縷縷青煙，標誌著內部蘊含的巨大火力與熱能。在磚坯與窯頂之間，有三三兩兩的民工來回忙碌著。磚瓦窯已從三星堆周邊延伸到了月亮灣二級台地上，有幾台推土機在遠處一塊平地上隆隆鳴響，伸長了鋼筋鐵臂在挖掘柔軟細膩的泥土。

  三星堆遺址被野蠻毀壞的情形

  

  「這磚瓦廠的規模可是比原來大多了。」胡昌鈺邊走邊向同伴小聲嘟囔著。其他幾人沒有說話，都繃著臉往前走，似乎心中想著什麼心事。當拐過一個小彎，那高大的土堆突然映入眼帘時，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只見一台推土機鳴叫著在推挖泥土，旁邊一群衣著破爛不堪、滿身泥水、灰頭土臉、瘦骨嶙峋的工人，正爭先恐後地圍著土堆揮鋤揚钁，挖土運泥。

  「這是三星堆嗎，怎麼就一個土堆堆？」趙殿增望著眼前宏大壯觀的場面不解地問胡昌鈺。

  「是呵，咋就一個了呢，那兩個是不是被他們啃完了？」胡昌鈺同樣是一臉疑惑地問著，快步來到一個運土的民工前，熱情地問道：「老鄉，原來那三個大土堆咋就剩這一個了呢？」

  民工抬起頭，怔怔地望了胡昌鈺一眼，止住步，將身上的背簍用力往上蹭了蹭，抬起右手擦了把額頭上的汗水與泥水，表情木然地說道：「咋這個說，那不是還有一半嗎？正挖著的。」說著將頭一扭做了個示意，而後不再搭理對方，繼續勾著頭，背著簍，一搖一晃地向前走去。

  胡昌鈺苦笑了一下，對趙殿增說道：「這就是此前被描繪得神乎其神的三星堆。」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趙殿增望著前方黑壓壓的人群，搖搖頭，輕輕地嘆息著。當他們來到人聲鼎沸、鋤頭紛飛、獨輪車來往穿梭的現場中心時，幾個人被眼前的場面驚呆了。就在這個土堆的旁邊，扔著一大堆足有一米多高的陶器、石器殘片，其中有不少基本完整的陶器與石器。再看那已被挖開的二百多米長的東西向的土堆斷崖，一米多厚的文化層清晰可見。更令人驚奇的是，斷面延續寬達上百米，地層中包含的遺物十分豐富。面對這一罕見的既豐富又奇特的文化景觀，所有的考古人員內心都受到了強烈震撼，禁不住連連驚呼：「不得了，不得了呵……」

  趙殿增來到一位正在挖土的老漢面前，指著那堆陶器、陶片和石器問道：「多長時間挖出了這麼一大堆東西？」

  老漢抬起頭，眨巴了下眼睛答道：「沒幾天，也就兩個來月吧。以前挖的好的器物都被縣上的敖天照師傅拿走了，聽說最近他干別的了，管不了這裡的事，就積成這一堆了。」

  「幾年前我來這裡調查時，挖土的人很少，煙囪也就幾根，如今咋變得這樣亂騰騰的？」胡昌鈺插話問道。

  老漢吐口唾液在手裡，似笑非笑地道：「你說的那都是老皇曆了，這磚瓦廠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不是？是大幹快上多快好省不是？你看到的那會兒只是一兩個廠嘛！現在是五六個磚瓦廠了，下面還有好多個分廠，數不清的，用的人就多老了，你說是不？」

  「這麼多磚瓦廠？！」幾名考古隊員又是一驚。趙殿增搖搖頭道：「難怪三個大土堆只剩一個多一點了，原來是集團衝鋒呵。」

  「偉大領袖毛主席有詩云，蚍蜉撼樹談何易。看來這蚍蜉多了，不但搖撼一棵樹，就是一座山也可能會撼倒。常言道，蛆多了能滾動碌碡，並且還可能壓死人，眼前就是很好的明證呵！」胡昌鈺在極度的失望中不乏黑色幽默地說著。

  「把這些器物從土裡揀出來扔到這裡，是敖師傅要你們這樣做的？是不是還要等他來取？」趙殿增將身子轉向老漢繼續問著。

  老漢將頭一扭，做出不屑一顧狀，答道：「管他個啥子屁事嘛，這要燒磚，必須把土裡的大小石塊、瓦片揀出來，要不那磚燒出來會裂的，就不頂用了。這些瓦片揀出來沒得地方扔，就扔這裡了。敖師傅來不來拿，啥時候來拿，拿了去換得換不得好多錢，我們不去管。我們只管刨土燒磚，老婆孩子有飯吃就對了。」

  趙殿增聽罷，望著老漢那張漠然且塗滿了苦難的臉，一股悲涼從心中湧起，他一時不知該對老漢說些什麼，便隨聲附和道：「是呵，是呵，這些瓦片不但不能當飯吃，連燒磚都不能用。」言畢，便不再和老漢囉唆，轉身招呼同事到周圍的其他地方轉轉，順便做一點簡單的調查。

  在調查中，趙殿增等發現整個區域用推土機和人工取土的地方不只是三星堆一處，在月亮灣台地和馬牧河兩岸，到處是機器的轟鳴和人喊馬嘶的喧囂，這片廣袤區域已經成為一個巨無霸或航母型的磚瓦廠基地了。經了解所知，基地領導者們曾做出規定，每個民工每天必須挖土二至三方，每方按五角錢支付工資，每個民工每天可掙到一元或一元五角錢。這筆錢對當時被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弄得家徒四壁、窮困潦倒的當地百姓而言，無疑是一筆高額巨款。但此時無論是磚廠的領導者還是那些民工，都沒有意識到，他們挖掉的看似平常的「土埂」，正是當年古蜀王國的城牆，挖掘的「高台之地」則是古蜀國宮廷作坊區和生活居住區。儘管古蜀國的陶器、石器殘片隨處可見，但民工們只是把出土的古蜀人盛裝食物用的一種高柄豆叫作大茶壺，器柄叫作茶壺嘴，並將古蜀人用的石錛、石斧叫作雷公石，認為此乃上天的雷公爺所用的法器而已，再也不見有其他更進一步和更深一個層次的認知了。

  這條小路的左側就是三星堆古城牆遺址（作者攝）

  趙殿增等考古人員一邊四處察看，一邊不斷地撿拾形體完好且有特色的陶器，以作為標本保存和研究。待一圈下來，所撿拾的上等標本已有數百件之多，眼看天色已晚，幾個人便戀戀不捨地乘車返回成都。

  對於這段看似平常但又意義非凡，並暗含著某種契機的插曲，趙殿增在他後來的一篇回憶文章中這樣說道：「我們幾人在四川從事考古數十年，還從沒見過這麼好的遺址。我們既為有這樣豐富的文化遺存而歡欣，也為被這樣大規模破壞而震驚。大家一會兒就選了數百件標本，其中有不少基本完整的陶器和石器。標本放在北京牌吉普車上之後，車廂中連放腳的地方都沒有了。返回成都的路上，大家興奮不已，熱烈交談著。從月亮灣玉器坑的最初發現，到月亮灣的幾次發掘，一直談到三星堆遲遲沒有發掘的原因。最後大家一致感到再讓磚廠這樣取土破壞就太可惜了，必須儘快進行搶救性發掘。於是大家又一邊談感受，一邊談發掘方案，越談越興奮，越談越覺得三星堆遺址有著無比光輝的發掘前景，歷史賦予的這一契機再也不能錯過了。大家在車上就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返回去開始行動。回到單位後，大量的文物標本在省博物館標本室攤開，新老考古工作者一致認為這次調查非常重要，應儘快實施發掘。四川省博物館專門召開了館務工作會，館領導謝雁翔、朱秉章等當即做出『組隊發掘』的決定。從此，長達幾十年的三星堆遺址科學考古發掘工作就在這樣一種背景和情形下拉開了帷幕。」

  正如趙殿增所言，這次省博物館的領導和考古隊員們是真的下定發掘的決心了。經過三番五次的磋商與籌備，1980年5月20日，四川省文管會、省博物館與廣漢縣文化局聯合組織力量，對三星堆遺址開始了搶救性發掘。

  當時省博物館的大部分考古人員都在野外搞田野調查，人手奇缺。館領導不得不將正在彭縣搞田野調查的考古學家王有鵬調回，讓他轉赴廣漢主持三星堆遺址的發掘工作。如此決定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王有鵬早年在四川大學考古專業讀書時，曾參加過1963年由馮漢驥主持領導的月亮灣實習發掘，對這一帶的情況比較熟悉；二是王本人在走出校門後，經過十幾年打拼，已成長為省級考古隊經驗豐富的業務骨幹。正如當年隨馮漢驥赴月亮灣發掘的主持人之一馬繼賢在許多年後與友人的通信中所言：「月亮灣發掘至今已整整四十載，從這裡培養出的全班十五位同學，後來全部成為各地文物考古部門的領導或業務骨幹（如後來出任四川省博物館副館長的王有鵬、湖南省博物館館長的熊傳新等都是這個班的同學）。這是四川大學考古專業畢業生中成績最整齊、最優秀的一個班。當然後來的畢業生中也是有一部分優秀人才，但就全班的整體素質而言，無出其右者。這也是我們這些當老師的一直感到十分自豪和欣慰的事吧。」（摘自2003年10月1日馬繼賢致作者的信）

  王有鵬在書房為作者找有關三星堆發掘的資料（作者攝）

  趙殿增（中）在三星堆遺址發掘開工儀式上

  這支新組建的以對三星堆遺址搶救性發掘為目的的考古隊到達現場後，先在磚瓦廠找了兩間閒置的房子安頓下來，而後來到三星堆區域進行勘察。在發掘初期，考古隊人員的組成與分工為：沈仲常、趙殿增任正副領隊，王有鵬主持日常業務工作，隊員有莫洪貴、戴福森、羅軍、敖天照等。

  根據民工挖土的進度和已暴露文化層的埋藏情況進行比較推理後，考古人員決定在僅存的尚未被破壞的大土堆西側進行布方發掘。此處因歷代耕作，已基本被平整為田地，只是比土堆下面原來的田地高出約4-5米，耕土層下面疊壓著厚薄不等的文化層。考慮到人手較少，且在此地點屬首次發掘等情況，考古隊主持人王有鵬決定先開5米×5米的探方五個予以發掘——這是自1963年馮漢驥率領川大師生與省博物館的一干人馬在月亮灣發掘之後，考古人員在時隔十七年之後，又一次在這一地區進行科學的設局開盤。

  三星堆遺址開工儀式上的專家學者與發掘人員

  由於許多年沒有看到考古發掘的景觀了，聽說成都來的一支隊伍突然進駐三星堆要挖土尋寶，許多上年紀的人都憶起了燕氏父子挖寶和陶旅長部下盜寶，王腳豬與鬼難拿們搶寶、奪寶以及馮漢驥、王家祐、馬繼賢、童恩正、林向等考古學家查寶、掘寶的往事。當這些已在心中憋得發酵的陳年舊事沿著腸胃竄翻到胸口時，就有了一種莫名的滄桑與淒涼之感。真是山不轉水轉，地不轉人轉，想不到時隔這麼多年，「還鄉團」又回來了，而這次回來的該是馮漢驥們的徒子徒孫了吧。在這種悲欣交集的感情催發下，一些上年紀的土著揣著好奇與懷舊的複雜心境，開始遊說街頭，奔走相告。一時間，大街小巷、鄉野田疇，到處流傳著「還鄉團與挖寶隊又進村了」的呼叫聲。磚廠的民工和當地農民，紛紛從自己的工作崗位和從來就沒有什麼工作崗位的草舍茅屋中鑽將出來，蜂擁到發掘工地，要親眼看看這幫「還鄉團」到底會挖出什麼樣的寶貝疙瘩。但幾天下來，看到的結果卻令他們大失所望，除挖出了一堆堆碎石塊、爛瓦片之外，沒有看到他們想像中的金、銀、珠寶之類的值錢傢伙，甚至連當年燕氏父子挖到的大塊玉器也沒有發現，不免心中泄氣，並夾雜著惋惜之情。而每當看到考古人員蹲在坑中不慌不忙地一鏟鏟挖著或在紙上一筆筆勾畫著什麼時，他們又不免生出著急與慍怒的情感。當這股情感聚集到非爆發不可的程度後，他們便以皇上不急太監急的心態警告發掘人員道：「你們不要再這樣慢慢騰騰地幹了，這個買賣肯定要賠本。趕快到磚瓦廠雇幾台大號推土機來推吧。如果地下真有貨真價實的寶貝，用推土機操作既省勁又省時，總比你們這一杴一鏟地挖來得輕鬆，更來得痛快。」

  三星堆遺址發掘現場

  考古人員聽罷對方的「苦諫」，一時百感交集，心想如果這塊地盤不建磚瓦廠或沒有推土機，腳下這大片古文化遺址就會少一些破壞與荼毒。自古興亡多少事，都與這些好心的「苦諫」有著扯不斷理還亂的關聯。而這些人數眾多貌似強大的據理力爭者，又有多少是人類的智者，或者說是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清醒者？無怪乎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爭取民族獨立的進程中曾發出了這樣痛心疾首的呼聲：「我們建立民國，主權在民，這四萬萬人民就是我們的皇帝，帝民之說，由此而來。這四萬萬皇帝，一來幼稚，一來不能親政。我們革命黨既以武力掃除殘暴，拯救得皇帝於水火之中，保衛而訓育之，則民國的根基鞏固，帝民也永賴萬世無疆之休。」（居正：《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回憶》）

  已用科學的思想和理念武裝起來的考古人員，當然不能為土著們的「苦諫」所動。他們依舊按既定方針，手拿鐵鏟一步步實施著科學的發掘。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於取得了初步的具有一定價值的資料。根據這一成果，省文管會、省博物館與廣漢縣文化館聯合成立了專門的發掘領導小組，其人員在原有的基礎上，陳德安、陳顯丹兩位年輕學者，又加盟到這支考古隊伍之中。

  「二陳」作為同班同學於1980年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在分別赴中堡島和西藏實習期滿後，進入四川省博物館考古隊工作。不久，三星堆的考古發掘工作需要增加新的人員，王有鵬從館內眾多的應屆畢業生中看中了「二陳」，並通過館領導批准招到自己的麾下。此時的王有鵬以一個富有經驗的考古學家的眼光，敏銳地預感到三星堆的考古事業將有很大的作為，從而頗為自信地對「二陳」說道：「三星堆的考古是四川任何一個地方都無法匹敵的，博物館吃一輩子都吃不完，你倆跟著我干，保證五年之內就有大的成績，十年之內就會有重大成果問世。」二人聽了王有鵬的肺腑之言，深受鼓舞，當即表示自己是無足輕重，一定毫無怨言，積極主動地聽從指揮，好好地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為偉大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的復興服務。自此之後，陳德安、陳顯丹作為一股新生力量被補充了進來，並與三星堆結下了不解之緣。五年之後，王有鵬有幸而言中，已成為三星堆考古主力的「二陳」時來運轉，一不小心竟引爆了中國西南區系最偉大的考古發現——當然，這又是一段精彩的後話了。

  自1980年11月開始，考古人員於三星堆中部土堆的東側，具體位置在靠馬牧河古河道的二級台地區域進行發掘，至1981年5月結束，為期整整一年。先後開挖5米×5米的探方四十四個，加上此前試掘的五個探方，總發掘面積為1225平方米。這次發掘，不僅獲得了大量石器、陶器，而且清理出了四川古遺址中比較罕見的房屋基址。從縱橫交錯的房址、水溝、柱洞遺蹟的排列，以及紅燒土、陶器、石器的分布加以觀察，發現有圓形、方形、長方形帶有濃厚西蜀特色的「木骨泥牆」和有穿斗夾壁廳堂的房址十八座。同時還出土灰坑三個，土坑墓四座，各類玉石器一百一十餘件，陶器七十餘件，殘陶片數萬件。從地層中採集到的木炭標本，經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實驗室進行碳14測定並經樹輪校正，其年代為距今4500±150年。而遺址中的文化堆積從新石器時代晚期一直延續到相當於中原的夏商時期，跨度約為三千年。如此久遠的年代和豐厚的文化堆積，不僅在四川省內前所未見，即使是在中原地區乃至全國也是罕見的。這一發現立即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視。

  作為本次發掘的主持人王有鵬，面對如此重大的收穫，憑著自己多年的考古經驗與科學的前瞻性思維，認為將這一遺址命名為一種新的文化的時機已經成熟，並極具理性地分析道：「通過這一次發掘，我們進一步了解了三星堆遺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它是一種在四川地區分布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徵的、有別於其他任何考古文化的一種古文化。它已具備了夏鼐曾經提出的命名一種新考古學文化所必需的三個條件。第一，這種文化的特徵不是『孤獨的一種』，而是『一群』，如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陶器中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鳥頭把勺等特殊器型，往往在各遺址中伴出。第二，這種同類型的古文化遺址，在四川地區已不是僅發現一二處，而是在成都青羊宮、羊子山、中醫學院、新繁水觀音、廣漢月亮灣、閬中城郊、漢源背後山等多處先後發現過。第三，『必須有一處做過比較深入的研究』。在此之前，儘管材料有限，但不少專家學者已對這類遺址做過不少研究和探索。這一次對三星堆的發掘和整理，正是對這類遺址的進一步研究，並對其時代、分布以及同其他文化的關係等問題做了有意義的探討。總之，我們認為給這種特殊的古文化賦予一個名稱的條件已經具備。正如夏鼐明確指出的，『如果應有的條件都具備了，而我們還遲疑不決，不敢給它以應有的新名稱，那就未免太保守了，這就會使一定不同類型的文化遺存長時間地混淆在一起，因而延緩了對古代社會研究工作進展的速度』。故我們建議將這種古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這是自燕氏家人在月亮灣發現玉器坑五十二年，葛維漢主持的最早的具有科學性質的發掘四十七年以來，考古學家首次對這一遺址的文化性質給予命名。從此，「三星堆文化」逐漸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並被普遍應用。後來，隨著這一區域兩個大型祭祀坑和無數件輝煌寶藏的橫空出世，三星堆文化在一夜之間名滿天下，為世人所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