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憂國

  就在馮漢驥等參加月亮灣發掘的考古學家回到成都，開始接受審查批鬥之時，在廣漢的月亮灣、三星堆、鴨子河一帶卻不斷有地下文物出土，似在提醒、警示著世人，這裡還有一個埋藏在地下的巨大隱秘沒有解開。

  1965年春，月亮灣一農民在田地里挖沼氣池時，離當年燕氏父子挖出玉石器的地點約六十米的地方，無意中掘出一坑玉石器，其中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這批器物大部分被隨意搗毀拋掉，只有少量的成形器後來被廣漢縣文化部門收存。

  1974年春，真武村四隊村民羅雄保等人，在月亮灣附近的「梭子田」發現了一坑經人工打磨過的玉石器數十件。由於報告及時，廣漢縣文物幹部敖天照趕赴現場進行了收繳。這些玉石器表面呈黃褐色或豆青色，質地堅硬細膩，經四川大學童恩正、林向等考古專家察看，估計可能是商周時期玉石作坊的坯料坑。後來這位叫羅雄保的村民又在鴨子河邊發現了幾塊約有一平方米、重達千斤的特大型玉石料。這些玉石料有明顯的人工切割的痕跡，石頭的幾面因切割下料幾乎成了平面，有的地方是整片卸下，有的地方則是部分鋸取。據考古學家林向推斷，切割工具用的是鋸齒狀的青銅金屬。另有當地村民在這一帶還發現了石璧和石餅等一些半成品原料，上面有清楚的管鑽痕跡，但不知何種原因有始無終，半途而廢。

  三星堆城址平面圖

  當地農民撿到的小型玉器

  就在羅雄保等人發現玉石器的這年夏天，在三星堆遺址區內，有許多村民在挖沼氣池和地窖時，發現地下埋藏有石器及殘陶片。真武村村民在耕田挖土時，也發現了不少玉石器。當夏天的漲水季節過後，真武村村民、燕道誠的孫子燕開良等在鴨子河邊，又拾得陶盉、陶豆、陶器殘件等器物數十件。這些挖出或撿到的器物，大多數流失或損壞，只有少部分在被廣漢縣文化館文物幹部敖天照聞知後才得以收回保存。在整個「文革」前後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內，正是由於有了敖天照的出現和不懈努力，才使許多珍貴文物避免了毀壞與遺失的厄運。

  當地農民發現的月亮灣出土器物

  

  1928年生於廣漢縣一個農村家庭的敖天照，高中畢業後被有關部門推薦到縣文化局舉辦的一個文化輔導班學習，1951年5月被分配到縣文化館工作。當時的任務主要是把黨的大政方針圖解之後，做成幻燈片在全縣各企事業單位和農村各地搞宣傳活動。由於後來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敖天照負責的利用幻燈片來宣傳鼓舞革命群眾的活動一直熱火朝天地開展著。在這期間，他於走街串巷、上山下鄉中，目睹了一些文物古蹟慘遭破壞的情景，心中不忍，便借宣傳活動的機會，對打、砸、搶、燒分子做一些委婉的勸說教育工作，客觀上對文物的保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時敖天照也漸漸與文物古蹟結下了難以割捨的情緣。正是有了這樣一種鋪墊，1973年他被選派到四川省文化廳主辦的文物考古培訓班學習，1974年再次被委派到由國家文物局組織的「長江流域考古訓練班」學習，並在學習期間參加了湖北宜都縣紅花套古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此時整個中國的政治形勢，已有了微妙變化，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和機遇，文物界已開始漸漸從「文革」的厄運中擺脫出來。先是在「文革」中被迫停刊的《文物》《考古》《考古學報》三大刊物得以復刊，接著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籌劃、操作下，成功地舉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隨著國家文物局的重新開張，以及長沙馬王堆、銀雀山漢墓竹簡與敦煌文書等重大考古發現的問世，中國文物界出現了短暫的「考古中興」的輝煌局面。在這種局面的導引下，敖天照從湖北學習回到廣漢後，文化館領導便讓他專門負責全縣文物方面的收集、整理、保護、研究工作。從此，敖天照成了專職文物幹部，並開始盡職盡責地履行起了自己的職責。

  1974年年底，廣漢縣南興公社（舊時的中興場）在全國興起的「農業學大寨」的狂潮熱浪中，開始按照上級的指示，組織當地農民大搞「造田改土、擴大耕地」運動。就在這場具有廣漢特色的運動中，三星堆區域的三級高低不同、錯落有致的台地，被螞蟻蠶食一樣強行挖開刨平。每當有陶片、陶器、玉石器被挖出後，當地農民們按照世俗眼光，看上去值錢的，就開始哄搶爭奪，紛紛據為己有；如果認為不值錢的器物，要麼搗毀砸爛，要麼隨意拋入荒野。那源自岷山峽谷，穿越三星堆區域，經年碧波蕩漾、東流不息，頗為壯闊的馬牧河，也在一片「讓高山低頭，令河水讓路」「人定勝天」的口號聲中，被填掉了多半而變成了一條渾濁的水溝。

  正在積極履行文物幹部職責的敖天照，得知這一消息，立即趕到三星堆現場察看。面對遺址遭到破壞、地下文物被毀的現狀，敖天照找到公社領導，明確提出：「三星堆、月亮灣一帶是極其重要的古遺址，要注意保護、保全地下出土的文物，最好不要興師動眾、勞民傷財、稀里糊塗地在這一帶窮鼓搗、瞎折騰了。」

  馬牧河古河道，今已淤塞成一條小河溝

  想不到當地領導聽罷這一番勸說，立即火起，放聲痛斥道：「我們這裡紅旗招展，彩旗飄飄，已翻身做了國家主人的農民兄弟們正鼓足幹勁，力爭上遊，以大寨為樣板，以厲家寨為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你卻在這裡胡言什麼勞民傷財，窮鼓搗，瞎折騰，這不是與我們的黨中央唱對台戲，典型的現行反革命嗎？你最好閉上嘴巴趕緊走開，否則我讓武裝部派民兵把你抓起來。」

  聽罷此言，敖天照心中既悲憤又焦急。回到縣城後，敖天照將三星堆遺址遭到破壞的情況向館長做了匯報。館長一臉茫然與無奈，說道：「我現在是人微言輕，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敖天照一看館長那低頭耷腦悲觀泄氣的樣子，深感為難，想就此放棄又覺得於心不甘。第二天，在館長默許下，他來到成都省博物館，想找領導們反映一下情況。但領導們都支支吾吾，將敖天照打發出門了事。仍不甘心的敖天照又來到了四川大學，找到了當年參加月亮灣遺址調查發掘的馬繼賢、林向等人說明情況，希望對方能向省里有關部門給予反映，阻止那些實施粗暴破壞的行徑。但馬繼賢、林向等合計了半天，也不知該向哪些單位反映，因為主管文化的單位都已癱瘓。敖天照在成都碰了一鼻子灰，無計可施，只好怏怏地返回了廣漢。許多年後，馬繼賢在回顧這段往事時，曾不無感慨地說道：「幸好整個三星堆區域屬於大型的三級台地，地面相對比較平整，不需要大挖大築，地層改動相對小些，否則這片遺址早就已經萬劫不復了。」

  站在月亮灣邊沿上的敖天照無奈地向作者敘述往事（作者攝）

  當被敖天照喻為勞民傷財的「造田改土」運動稍微消停一段時間之後，在廣漢縣突然又掀起了一股號稱「燒磚蓋房、變土為寶、創利創收，快步走向社會主義康莊大道」的狂潮。在這股有些莫名其妙的風潮推擁下，整個廣漢從上到下，從機關到工廠，從學校到供銷社，從城鎮到農村，男女老少齊動員，以最快的速度四處建造磚瓦廠，開始了燒磚蓋房的大行動。

  此時，在廣漢縣部分主要掌權者的眼裡，只要將房子蓋起來，不管是東歪西斜的民房，還是風雨飄搖的辦公用房，統統看作社會主義堅不可摧的大廈，是對抗美帝、蘇修和一切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堅固堡壘。其行動本身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上級指示精神的表率。只要磚瓦廠那高高的煙囪豎立起來，並且能「咕嘟咕嘟」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外冒著比廣島原子彈升起的蘑菇雲差不了多少的濃煙與火星，就標誌著這塊地盤上的人們已進入具有高度現代化並享有民主與自由權利的共產主義或准共產主義社會。田地里的稻穀每畝在一夜之間就可產出十餘萬斤。那些整日靠土裡刨食的勞苦大眾，也將隨著一顆又一顆衛星的升空，由悲慘的乞丐似的生活進入小康。在這種瘋狂與幻想雙重結合雜糅的思想信念指導下，南興公社的領導者們決定在三星堆旁建造兩個中型、四個小型的磚瓦廠，以便與時俱進，緊緊跟上日新月異、高歌猛奏的社會主義革命化、現代化步伐。

  三星堆遺址內興建的磚瓦廠

  磚瓦廠很快建成並投入生產。那高大粗壯的煙囪聳入雲端，煙囪中冒出的蘑菇雲在天空中打著旋、轉著圈。一窯又一窯散發著灼人熱量的成品磚出爐了，一間又一間蹩腳的垃圾房屋在城市與鄉間各個角落突兀而起。從茫茫的霧色中看上去，社會主義繁榮昌盛的面貌已粗具規模。在這個聲勢浩大規模空前的行動中，南興鎮建起的幾口大窯，所用的泥土均來自三星堆及其周圍的台地。在民工們從田地里挖泥取土的過程中，大量的陶片、陶器和玉石器被掘了出來。同過去幾次荒唐的行動幾乎相同，這些器物有的被當場搗爛踢碎，有的被扔入壕坑與垃圾共存，只有少量顧不得搗碎和扔掉的陶片與各種零散器物，被暫時堆放到出土台地的旁側，等待日後轉運。

  廣漢縣驟然興起的這股燒磚蓋房的狂潮，自然被敖天照聞知。由於他對這次行動在文化遺址方面的破壞有所警惕，便騎上自行車四處察看。當他來到三星堆現場時，不禁大吃一驚。只見一堆又一堆破破爛爛的器物隨意丟棄在田野土溝間，器物的陶器製品形狀多樣，工藝精緻，時代久遠。有為數很多的高柄豆殘件與湖北宜都縣紅花套遺址出土的高柄豆極為相似，時代應在五千年之前。由於這些破盆爛罐根本不能用來燒磚，在運土過程中必須予以摒棄，遂得以少部分保存下來，否則早進入窯內那火紅的爐膛化為烏有了。敖天照目睹此景，心驀地沉了下來，暗想如此豐厚的文化堆積和文化內涵，竟任由無知的人們胡搞亂搗，這成何體統！於是便輾轉找到磚瓦廠的廠長與書記理論，明確表示目前民工們挖的這個三星堆是重要的文化遺址，要求磚廠方面不要輕舉妄動，應立即停止這愚蠢荒唐的行為，等待上級文物部門勘察發掘之後再做決定。

  同上一次的勸諫如出一轍，廠長與書記一聽頓時火起，當場予以回絕，並理直氣壯地說道：「這個三星堆是不是文化遺址關我們什麼事？既然公社革委會領導把磚廠定在這裡，我們在這裡挖土燒磚就對了，其他的事一概不管。要有什麼意見直接去找公社革委會領導。」

  敖天照一聽，知道是秀才遇上了兵——有理也說不清。於是憤然來到公社大院，直接找革委會胡主任理論。

  胡主任聽罷敖天照陳述的理由，有些氣憤但還是耐住性子回答道：「不能認為地里出了幾塊陶片，就說是不得了的文化遺址。這遺址不遺址的我不懂，但也不能聽你的。依我說，你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去吧。」說罷讓手下人把敖天照打發了出去。

  敖天照孤獨地立在大街上，望著面前這座氣派非凡的公社革委會大院，既感無可奈何，又有些悲傷，心想自己這個文物幹部，在工作中遇到的艱辛與屈辱，要比此前所想像的多得多。心中發著感慨，想到自己人微言輕，便決定不再繼續跟這幫官僚大爺囉唆。他徑直到街上的供銷合作社，買了幾條麻袋來到三星堆燒磚工地，把散亂的陶片、陶器、石器等器物有重點地揀起裝入麻袋，用自行車一趟又一趟地馱到縣城文化館，進行分類登記和保存。此後的一段日子，敖天照越來越感到三星堆之事非同小可，必須想辦法加以搶救和保護。於是便冒雨赴成都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沈仲常做了匯報，並請求趕緊採取措施，對這片區域進行勘探和搶救性發掘。沈聽罷匯報，思索了一會兒答道：「這發掘的事，並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簡單，既需要錢又需要人。更不能你說發掘就發掘，我們得派人去現場看看，視情況再定。你先回去等著好好地給予配合吧。」

  敖天照走後，沈仲常和相關領導進行了研究，認為這一情況頗值得重視，遂決定派考古人員前往進行調查。不久之後，四川省文管會考古隊隊長胡昌鈺與攝影師江聰趕赴廣漢。他們於當地租了兩輛自行車，在敖天照的帶領和積極配合下，騎車赴三星堆地區展開調查。通過兩天的實地勘察和翻閱歷史資料，走訪當地群眾，採集民間傳說，基本弄清了三星堆的地形、地貌、周圍的地理環境與相互關係。

  就地理位置而言，所謂的三星堆，其實就是在廣漢平原的南興鎮一帶突兀而起的三個大土堆，與著名的月亮灣隔河相望，形成了「三星伴月」的人文景觀。當年燕氏父子在月亮灣發現那個著名的玉器坑之後，華西大學的戴謙和、葛維漢、林名均等在月亮灣調查、發掘之時，曾順便到三星堆進行過簡單的考察，但由於時間和精力所限，均無大的作為。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8年，王家祐與張甸潮前來調查時，才擴大視野，對三星堆的地形地貌做了較為詳細的考察，但這時的地理環境與葛維漢到來的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王家祐、張甸潮在《四川新繁、廣漢古遺址調查記》一文中這樣記述道：

  三星堆在馬牧河右岸，與橫樑子隔水相望。馬牧河現在乾涸，兩岸成了台形的農田。河右岸，最高一級台地上的一座土崗，即是「三星伴月堆」，簡稱「三星堆」。這座土崗縱長大約四百米，偏近南北方向。土崗上有一道約一米寬的小路穿過其間，把土崗截成南北兩段。北段又因人工關係被挖成「凹」形，使全堆變成了三個高點，加之土堆微偏成彎月狀，這可能就是「三星伴月堆」的由來。堆上為漢代磚墓叢葬處，但早經破壞。由土崗東面向河心處構成三級台地（現均為農田），依著土崗的第三級台地，順勢向外弧出一道環形地。在土崗北端的田間，土層中混雜了多量的陶片碎粒，這是歷年農耕犁鋤翻動的結果，已經使我們不易認出這個遺址的面貌了。

  繼王家祐之後，就是1962年6月，由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學教研室馮漢驥組織主持的那次「廣漢中興公社古遺址調查」，在有關三星堆及周圍的地形地貌中，調查人員曾在發表的《簡報》中說道：

  我們所調查的遺址，主要部分即位於此二河之間的台地上，上至東勝寺，下至回龍寺以南，這一長約三千米左右的地帶，都在遺址範圍以內。除此之外，在鴨子河左岸、馬牧河右岸之三星堆及其以下的附近地區，也還有一部分文化層發現。

  此次胡昌鈺等考古人員在調查現場看到，與王家祐、張甸潮以及川大考古教研室等當年記載有較大變化的是，在「造田改土」運動中馬牧河早已乾涸無水，成了一條塵土飛揚的土壕，有的地方溝底與河畔已變成了橫七豎八的稻田與垃圾場。真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想不到那昂首挺胸的岷山沒有低頭，河水卻悄然讓路了。不僅那碧綠的河水已讓了路，三星堆周圍的樹木也已被砍伐殆盡。那一片高大得即使六條壯漢都難以合抱的「風水樹」，已蹤影全無。至於吳剛捧著桂花酒與一群嫦娥在樹下痛飲並談情說愛的場景也就自然是樹倒猢猻散，蕩然無存了。據說自1958年「大躍進」時砍掉一部分大樹，並投入到煉鋼鐵的火爐之後，其餘的大多數樹木都被村中以開辦集體食堂為名陸續砍倒投入到鍋灶之中了。當1970年最後一棵五人合抱的「白果大將軍」倒下，則標誌著這一地區的古樹林和由此形成的亮麗風景最後的終結。而自這位在三星堆地區挺立了幾百年的「大將軍」倒下之後的第二天始，三星堆村與燕道誠一家居住的真武村僅在一個月內就神秘死掉了十二口人。此後附近幾個村的村民也陸續神秘死亡。村民們開始感到百事不順，原本在廣漢甚至整個四川都算富裕的鄉民很快衰敗下來，家家弄得沒吃沒穿，一個個變成了灰頭土臉、彎腰弓背、疾病纏身的窮光蛋。面對這種悲慘的境況，有從極度的愚昧與混沌中幡然悔悟的當地人開始流傳道：「這是風水被破了的緣故。風水破了，樹下的吳剛和嫦娥談情說愛的那檔子事自然就黃了，福氣也就跟著跑沒了，百姓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三星堆遺址區內倒掉的樹木

  胡昌鈺等考古人員在三星堆燒磚現場做了方方面面的勘察，發現了極其豐富的文化層和破碎的古器物，並拍攝了大量照片之後，由敖天照負責留守收集文物，二人返回成都，向省文管會辦公室主任沈仲常做了較為詳細的匯報。沈仲常對此極為重視，表示要儘快派出考古隊對三星堆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就在這支考古隊組建完畢，即將奔赴三星堆的頭天晚上，與廣漢縣毗鄰的彭縣竹瓦街一個施工現場，突然發現了一個神秘的地窖，並在地窖里發現了一批精美的青銅器。因這批青銅器全部浸泡在泥水中，急需進行搶救性發掘，因而省文管會辦公室聞訊後，不得不暫時改變路線，將考古隊派到了最急需的彭縣竹瓦街。意想不到的是，這一變就延續了整整五年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