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頑固守舊反對革命

  義和團運動以後，推翻清朝封建統治逐漸成為時代主流。光緒二十七年（1901），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上發表《正仇滿論》，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齒於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清廷腐敗，「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不能「隱愛於光緒皇帝一人」，處於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

  革命形勢的發展，連康有為的弟子梁啓超、歐榘甲都有些搖惑，康有為很是焦慮，連函切責。光緒二十八年（1902），發出《答同學諸子梁啓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前文對梁啓超等「搖於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後，皇上復辟，即定變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

  後文以為：「談革命者開口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能之事」，「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由，必不可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且捨身救民之聖主，去數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吾今論政體，亦是『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滿漢於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為一家者也」；「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

  康有為以為革命自立是「求速滅亡」，而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準保皇黨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會以保皇為宗旨，苟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若革命撲滿之說，實反叛之宗旨，與本會相反者也。謹布告同志，望篤守忠義，勿聽莠言，仆與諸公既同為保皇會人，仆以死守此義，望諸公俯鑒之。」表示死守此義，保皇不變。

  這時，康有為寫了《孟子微》、《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以及《大同書》。隨著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趨沉淪，「大同」三世學說也起了變化，說是孔子之時，「身行乎據亂」，是「亂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於隋、唐，應該進化到「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後，「至今千載」，中國應該「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漢的崇「刑名法術」，王莽、劉歆的「創造偽經」，晉代以後的「偽古學大行」，以致「微言散絕」，「三世之說，不誦於人間；太平之種，永絕於中國」，而二千年的中國，只是「篤守據亂之法以治天下」。據此而言，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不過是「亂世」，並非「小康」，與戊戌變法前的「三世」說已不同了。

  過去，他以為「今者，中國已小康矣」，通過變法維新，就可逐漸達到他所嚮往的「大同」境界。現在卻以二千多年的中國是「亂世」，而以資本主義君主立憲制為「昇平世」（小康）。」亂世」的中國，要經過「公議立憲」，才能符合世界潮流，進入「昇平」；至於「太平」（大同），是必需「假梯級」，必需循序漸進，不能「躐等」的，如仍「據亂」則「大亂生」；「而欲驟期至美國、瑞士之界，固萬無可得之勢，不待言也」。以喻中國只可實現「小康」（昇平世），只可採取由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實現君主立憲，「萬無一躍超飛之理，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

  光緒二十九年（1903），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把康有為等人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光緒皇帝斥為「載游小丑」，沉重打擊了改良主義。接著，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號召劃清革命與保皇的界限。而康有為則漫遊各地』離印度、居香港。光緒三十年（1904），自香港至檳榔嶼，自檳榔嶼赴歐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