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從治於古文歸於今文

  光緒十二年（1886），撰《教學通議》，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標明撰書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學之不修也」；「教學之不修」，「9患其不師古也」。而所學只是「師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認為「善言古者必切於今，善言教者必通於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康有為認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範。經書中的典章，是「周公經綸之跡」，「周公以天位而制禮，故範圍百世」。他「熔鑄一時」，「以時王為法」，從而「制度美密，纖悉無遺，天下受式，遏越前載，人自無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說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綱維天下」，使「教學大備」、「官師咸修」的。

  《周禮》是古文經典，周公是古文經學崇拜的對象，康有為講《周禮》官守，崇周公權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時王為法119 9頒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觀聽」。

  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鑑於中法戰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伸入中國西南邊境，民族危機嚴重，趁赴京應試的機會，於十月初八日（12月10日）上書變法，這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議。他痛言帝國主義的侵逼，指責頑畝派的「酣嬉偷情，苟安旦夕」，批評洋務派的「洋差、洋務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張。但這次上書為頑固派所阻，光緒帝沒有看到。康有為且備受頑固守舊分子的嘲笑和攻擊。這使他認識到找尋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緒十五年（1889）秋，康有為離開北京，年底，回到廣州。次年春，移居徽州會館。這時，他晤見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經學家。今文經學是講究「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的。康有為一方面感於「外患日深」而上書不達，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啟示，覺察陸、王心學雖「直捷明達，活潑有用」，但不如今文經學的「靈活」；佛教哲學雖講「慈悲普渡」，但「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這樣，他便從今文經學中汲取可資運用的東西進而論政，由以往的崇《周禮》、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將今文「三統」說闡發為「改制」、因革的理論，將今文「三世」說推演為「亂世」、「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統，「愈改而愈進也」。還寫了《毛詩偽證》、《周禮偽證》、《說文偽證》、《爾雅偽證》等攻擊古文經傳之書。

  光緒十六年（1890），移居廣州雲衢書屋，在學海堂肄業的高材生陳千秋聽到康有為的聲名，前往謁見，大為欽仰，是年秋，陳千秋告訴梁啓超，康有為的學說「乃為吾與子所未見，吾與子今得師矣」。梁啓超隨同往見，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梁啓超感到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對康有為極為佩服，「自是決意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