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從治於古文歸於今文
2024-10-04 14:13:41
作者: 上官雲飛
光緒十二年(1886),撰《教學通議》,列目二十,在序文中標明撰書的目的是:「今天下治之不舉,由教學之不修也」;「教學之不修」,「9患其不師古也」。而所學只是「師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認為「善言古者必切於今,善言教者必通於治」。它的宗旨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
康有為認為,周公是「言教通治」、「言古切今」的典範。經書中的典章,是「周公經綸之跡」,「周公以天位而制禮,故範圍百世」。他「熔鑄一時」,「以時王為法」,從而「制度美密,纖悉無遺,天下受式,遏越前載,人自無慕古之思也」。周公不是空洞說教,而是「有德有位」,用以「綱維天下」,使「教學大備」、「官師咸修」的。
《周禮》是古文經典,周公是古文經學崇拜的對象,康有為講《周禮》官守,崇周公權威,渴望能有「有德有位」的周公其人,以「時王為法119 9頒行新政,「天下奉行」,敷教言治,「易民觀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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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鑑於中法戰後,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伸入中國西南邊境,民族危機嚴重,趁赴京應試的機會,於十月初八日(12月10日)上書變法,這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第一次向清廷正式提出的建議。他痛言帝國主義的侵逼,指責頑畝派的「酣嬉偷情,苟安旦夕」,批評洋務派的「洋差、洋務局、學堂之設,開礦公司之事,電線、機器、輪船、鐵艦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張。但這次上書為頑固派所阻,光緒帝沒有看到。康有為且備受頑固守舊分子的嘲笑和攻擊。這使他認識到找尋新的思想武器的必要。
光緒十五年(1889)秋,康有為離開北京,年底,回到廣州。次年春,移居徽州會館。這時,他晤見了廖平,廖平是今文經學家。今文經學是講究「微言大義」,主張「通經致用」的。康有為一方面感於「外患日深」而上書不達,另一方面受了廖平的啟示,覺察陸、王心學雖「直捷明達,活潑有用」,但不如今文經學的「靈活」;佛教哲學雖講「慈悲普渡」,但「與其布施於將來,不如布施於現在」。這樣,他便從今文經學中汲取可資運用的東西進而論政,由以往的崇《周禮》、尊周公而崇《公羊》、尊孔子,將今文「三統」說闡發為「改制」、因革的理論,將今文「三世」說推演為「亂世」、「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統,「愈改而愈進也」。還寫了《毛詩偽證》、《周禮偽證》、《說文偽證》、《爾雅偽證》等攻擊古文經傳之書。
光緒十六年(1890),移居廣州雲衢書屋,在學海堂肄業的高材生陳千秋聽到康有為的聲名,前往謁見,大為欽仰,是年秋,陳千秋告訴梁啓超,康有為的學說「乃為吾與子所未見,吾與子今得師矣」。梁啓超隨同往見,康有為「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梁啓超感到如「冷水澆背,當頭一棒」,對康有為極為佩服,「自是決意捨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