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廣納弟子著書立說

  光緒十七年（1891），康有為徇陳千秋、梁啓超之請，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開始講學。講學內容主要是「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公法比例推斷之」，「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次年，「移講堂於廣州衛邊街鄺氏祠。十九年（1893），仍講學於衛邊街。冬，遷草堂於府學堂仰高祠，這時已有100多個學生了。

  康有為在長興講學時，「著《長興學記》以為學規」，主張治學要「逆乎常緯」，反對「積習」。在「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之外，增加「經世之學」，以「通變宜民」。認為孔子「因時立教」，「天下道術至眾」，而應「以孔子為折衷」。後來，還到廣西桂林講學，鼓吹孔子改制。這幾年中，他在弟子的幫助下，刊行了《新學偽經考》，並從事《孔子改制考》的編纂準備。

  《新學偽經考》大旨謂：東漢以來的經學，多出劉歆偽造，「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所以叫做「偽經」；劉歆「飾經佐篡，身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所以叫做「新學」。「凡後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偽經非孔子之經也」。這種「逆乎常緯」的反抗，予漢學、宋學以根本的打擊，予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傳統思想以大膽的掃蕩，它在學術意義上是推翻古文經學的「述而不作」，在政治意義上是打擊頑固派的「恪守祖訓」，為掃除變法維新的絆腳右準備了理論條件。

  《孔子改制考》的「立例編括，選徒助纂」，始於光緒十七年，而正式出書則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認為孔子以前的歷史，是孔子為救世改革的目的而假託的宣傳作品，都是茫昧無稽。中國歷史，從秦、漢以來才可考信。周末諸子紛紛起來創立教義，企圖憑自己的理想來建立自己認為最好的社會制度，並把自己所建立的制度托為古代曾經實施，藉以爭取人們的信仰。孔子創立儒教，提出一套他自己創造的堯、舜、文、武的政教禮法，作六經以為「托古改制」的根據。經過諸子爭教，儒墨「顯學」，從戰國曆秦到漢，孔子成為全國教主。他打通了《春秋公羊傳》、《王制》、《禮運》、《論語》以及其他各經各子，尊孔子為教主，用孔教名義提出變法維新的主張，把孔子裝扮成為「托古改制」者，成為變法改制的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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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在戊戌時期兩本最主要的著作，它不是一般的「考辨專著」，而是衝擊封建勢力提出改制變法的理論著作。它是披著經學外衣，把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措施，掛上孔聖人的招牌，拿孔子來對抗孔子，以減輕非聖無法的壓力，從而為變法維新創造條件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