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經綸時務力革弊政

  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舉人捐資為內閣中書舍人，在閱讀內閣史館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檔案中，他積累了大量有關典章制度的資料，為以後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礎。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喪居鄉3年。賞識魏源經濟才幹的兩江總督陶澍，延請魏源入幕協助改革鹽政。直至鴉片戰爭以後，魏源在鹽務、漕運、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張，並進行具體的嘗試和努力。

  

  清代鹽的生產和運銷，一直由官府壟斷。長期以來，鹽官和官準的場商、運商勾結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特權集團。官僚管理的虧損，對皇室的報效，貪官奸商的中飽，都轉移到鹽的生產者、消費者身上，造成鹽價昂貴、產銷停滯的嚴重積弊，致使私販蜂起，清廷雖以嚴刑緝私，也緝不勝緝。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壟斷的癥結，提出改行「票鹽」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納一定的鹽稅後，官方便發給鹽票，憑鹽票可以自由買鹽、自由販賣。這樣減少了中間環節各級官吏的層層盤剝，「特盡革中飽蠹弊之利，以歸於納課請運之商」，所以鹽價降至一半而商人仍有利可圖，私販自然不禁自滅。魏源的主張被陶澍採用後，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年「倍額溢課數十萬」。此後的歷任兩江總督陳鑾、林則徐、璧昌、李星沅、陸建瀛等，遇有鹽政要務，都常來與魏源商議。

  水災頻仍，黃河泛濫，是清朝統治者深感頭痛的問題。「無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可是河患依然如故。魏源認為，河患水災有來自自然的一面，更重要的還在於人禍，即治河官吏的侵蝕河工經費、地方豪強的壟斷水利。所以，「欲興水利，必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奪水奪利之人而已」。魏源還認為，過去治理黃河的方法也不對頭，「下游固守，則潰於上；上游固守，則潰於下」。這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濟於事。他主張因勢利導，使黃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指出這是遲早會發生的自然趨勢，而以人力預先改道為上策，如果等待黃河一旦崩決，自然改道，則後果不堪設想。魏源的這兩種見解，在當時都無法實行。官吏貪污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產物，無法根除。而在道光咸豐衰世，即使一次小的整頓也困難重重。黃河人工改道，工程浩大，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清廷也無暇及此。鴉片戰爭以後，魏源在出任興化知縣等地方官時，又儘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小範圍進行了水利治理。興化境內臨近運河和高郵、洪澤二湖，時有澇災。一次，高郵湖將決，他親率民卒護堤保稻，「冒風雨伏堤上」，以致「目赤腫如桃」，終於保住了大堤，百姓遂將當年收成稱為「魏公稻」。治水過程中，魏源撰寫了籌河、水利、堤防等文多篇，見解雖好，然而生逢末世，終不為所用，使他的才能得不到發揮。魏源臨終前二年的咸豐五年（1855），黃河果然如他所預料的那樣，於銅瓦廂大決口，改道入海，給下遊人民造成慘重損失。

  漕運，是當時又一積弊。自明清以來，南糧北運一直通過運河，朝廷設有漕運總督等一系列官員進行管理。至晚清，由於各級官吏把持盤剝、地方豪強敲詐勒索日形嚴重，弄得怨聲載道。魏源看到漕運之弊已是積重難返，便主張改為海運，由商人承辦，不再以官府壟斷。他指出，海運不經河閘，不經層層中飽和饋送，有四利、六便，對國家、人民、吏治、商人均有好處。他進一步指出，商人辦海運，可以把江浙之貨附於漕船，運往北方，將促進南北物資交流，使物價下降，繁榮國內的商業。道光五年（1825），魏源在巡撫陶澍幕中，還實際參與了籌劃海運活動，撰有《籌漕篇》、《道光丙戌海運記》等文，並在《皇朝經世文編》書中對這一關係國計民生和吏治的重大改革予以讚揚。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為了奉養母親，在揚州買了一所庭園，取名「絮園」，內有「古微堂」書屋，他在此寫成了許多詩文，集為《古微堂集》、《古微堂詩集》。在魏源宏富的著述中，還有闡發「微言大義而辟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的有《詩古微》、《書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古微》，探討學術、評論政治的有《默觚》，以及《元史新編》、《禹貢說》等。

  綜觀鴉片戰爭以前魏源的思想和活動，主要是抨擊封建末世的黑暗現實，與龔自珍一起以今文經學的形式，倡導關心國事民瘼，主張改革社會政治風氣。他繼承明末清初經世致用崇尚實學的思潮，提出了一些有積極意義的主張和具體措施，但思想範疇仍未超出探掘闡發古代經書「微言大義」和「經世致用」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