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宣揚「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名士魏源 1、注重國計民生的疆臣

  魏源被稱為「放眼世界第一人」。

  

  魏源，原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晚年因信佛，自稱「菩薩戒弟子魏承貫」，湖南邵陽人，生於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卒於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其父魏邦魯曾任江蘇海州惠澤司巡檢、寶山縣主簿等地方佐雜官，管理刑名、錢糧、水利等事務，受到歷任布政使林則徐、賀長齡、梁章鉅和巡撫陶澍的好評。這對魏源後來經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響，也使他能較早地結識一批當時較為注重國計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歲時入私塾學習，讀書十分刻苦，每至通宵達旦仍不釋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獨坐深思。15歲時考中縣學生員，開始潛心研習明代理學家王陽明的心學。嘉慶十八年（1813），他20歲，舉為拔貢。次年，又隨父親魏邦魯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館於侍郎李宗瀚家，結識了京師當時各種學術流派的名士，先隨胡承珙學習漢學，又師事姚學塽究心宋學，同時仍常常向在湖南時選拔他為貢生的座師湯金釗請教王陽明心學。廣泛的求學，刻苦的鑽研，使魏源很快名滿京師，名士醇儒相與交納。嘉慶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順天鄉試副貢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順天鄉試，卻仍被抑置副貢生。這個時期，魏源一面為自己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一面也在不斷探討治國安邦的學問。

  2、經世致用批判時弊

  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中順天鄉試舉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館於直隸提督楊芳家，並考察山川關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延為幕賓，編輯清代經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經世文編》，「遂留意經濟之學」。巡撫陶澍是一個注重國計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籌海運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龔自珍兩歲，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樣刺痛著他的憂國憂民之心。作為幕賓，通過治民理案，得以體察社會，從而使他對社會危機和官場積弊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

  痛感時世腐敗的同時，魏源開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學之時，正值清代今文經學崛起，便拜在今文經學家劉逢祿門下，研習《公羊春秋》。在那裡，魏源結識了龔自珍，兩人都為劉逢祿所激賞，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辭，探討實學。

  道光六年（1826），魏源與龔自珍同赴禮部試。劉逢祿適為會試同考官，得浙江、湖南兩卷，「經策奧博」，認為必是龔、魏，極力推薦，但他們還是落第了。劉逢祿感慨萬端，於是作《題浙江湖南遺卷》詩以表痛惜，但從此世以「龔魏」並稱二人。

  同龔自珍一樣，魏源對乾嘉之際沉迷於訓詁考據、繁瑣無用的學風十分反感，他尖銳批評道：「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盛。……爭治訓詁音聲，爪剖釽析」，他們將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的經世致用之學摒於經學之外，卻以專事尋章摘句來「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為了糾正這種學風，並從根本上否定這種風氣賴以流行的護身符，魏源從今文經學的角度對一些被清代漢學家奉為神明的經典提出大膽質疑。在《詩古微》中，他指斥《毛傳》和大小序皆系晚出偽作；在《書古微》中，他認為馬融、鄭玄之學都出於偽作的杜林《漆書》，提出古文《尚書》是否存在尚有疑問，被視為「閻百詩以後第二重公案」。魏源認為，《六經》並不是萬古不變的教條，只是「網羅放失，纂述舊聞，以昭代為憲章，而監二代之文獻」。既然上古三代與後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隨之發生變化，那麼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須變革。他舉出了從唐代租庸調至兩稅法，再到明代一條鞭法的一系列賦稅制度變化，來說明「變古愈盡，便民愈甚」，改革越徹底，進步就越顯著。這種建立在歷史進化論之上的改革思想，較之龔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經學發展到龔、魏手中，開始擺脫了繁瑣無用的學風，逐漸與通經致用、改革時弊結合起來。

  魏源還猛烈抨擊了使士林醉心於功名利祿的八股科舉制度，他譏諷這種考試的結果，「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為何事」的「科舉免冊」之人來遍任六官之職，治理四方之民。針對嘉道時期專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舉制度，他在詩中辛辣地嘲笑：

  小楷書，八韻詩，青紫拾芥驚童兒；書小楷，詩八韻，將相文武此中進。……從此掌絲綸，從此馳鞀鐸，……從此考樞密，從此列諫官，盡憑針管鏽鴛鴦。……雕蟲竟可屠龍共，誰道所養非所用！

  儘管他厭惡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但又只能通過這個途徑獲得一個官職，來實現自己經世致用的抱負。因此，他仍不斷地參加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