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人生——記王崑崙 一
2024-10-08 12:18:30
作者: 王朝柱
王崑崙告別六朝古都南京的心情是異常複雜的。在回歸故里的車上,發生在石頭城中的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救亡悲劇,在他的腦海屏幕上演個不息,使他不能不從這些主演救亡悲劇的主角身上問個為什麼?
這些年來,王崑崙雖然反對中國共產黨,但他有很多北京大學的同學和先生卻是共產黨的領袖人物。有的被北洋軍閥殺害了,有的被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屠殺了,然而他們不僅沒有被斬盡殺絕,反而在青年學生中發展壯大起來。
每當說到共產黨,他就條件反射似的想到兩個人:一個是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毛澤東,一個是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對於毛氏,王崑崙知之較多,他不僅認識其泰山楊昌濟先生,而且還知道毛氏的髮妻楊開慧,自然也知道毛本人在北大圖書館供職的往事。使王崑崙難以理解的是:毛氏為了踐行其革命理想,毅然拋棄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之職,跑到井岡山當山大王,帶著一批泥腳杆子和蔣介石的百萬大軍角逐天下―且在蔣介石的軍事「圍剿」下越來越壯大,這到底都是為了什麼呢?說到周恩來,王崑崙知道的更多一些:周的弟弟周恩壽是王崑崙在南開中學任教時的學生,王氏相識已久的鄧穎超是周恩來的革命伴侶;說到周在黃埔軍校任政治部主任期間的為人和政績,他遠在潮州分校任職的時候就聽說了。同樣令他不解的是:周恩來為什麼要和蔣介石、國民黨決裂在南昌起義呢?又為什麼冒著生命的危險在上海和軍統、中統鬥法呢?王崑崙的結論只有一個:
毛、周是為了在中國踐行共產主義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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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王崑崙想到自己為了踐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加入國民黨,為了自認為是無限忠誠於孫中山先生的弟子,敢於參加西山會議派反對所謂的國民黨左派。時下,他認為國民黨完了,蔣介石變成了當今的袁世凱,再也肩負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而全國的工農大眾,尤其是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不僅同情或傾向共產黨,而且還把救亡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身上,這又是為了什麼呢?接著,他又反問自己:「我對共產黨知之有多少呢?」這時―也只有這時,他才感到自己對反了近十年的共產黨幾乎是一無所知。為此,他決定回到無錫的第一件事,就是潛心研究共產黨信仰的理論馬克思主義。
王崑崙回到無錫,再也無心觀賞美麗的太湖,一頭扎進書齋,集中研讀不同文本的馬克思原著,與昔日自己學習的西方哲學著作進行比較。或許因為他是學哲學的,對理論間題有著特殊的愛好,很快他就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所吸引,進而被俘獲。接著,他又把馬克思主義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進行比較,他感到這二者之間有著某種共同的東西。也只有在這時,他才認識到自己堅持孫中山先生的舊三民主義反對以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為其特徵的新三民主義是錯誤的。
王崑崙是一位注重名節的儒風很重的革命家。換言之,是可以為主義而獻身的人―儘管其改變主義信仰的過程是異常痛苦的!時下,他的思想開始由三民主義向馬克思主義轉化,卻不知高舉馬克思主義大旗的共產黨對自己這樣的人如何看待。但他卻暗自下定決心,按照他自認為能救國的主義去辦。
王崑崙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更希望用自己變化的思想去影響國人,並藉以實現救亡圖存的愛國之志。用他的話說:像孫中山先生那樣做些喚起民眾的工作。為此,他想到了辦報。
那時辦報,第一個條件是要找到志同道合的辦報人。為此,他通過當年在天津南開中學的學生、曾在他父親王星如先生做無錫稅務所長時任科長的王雨岳等人,找到無錫「青蛙話劇社」的成員孫翔鳳等青年。初次見面,「大家都很坦率和熱情,一席話談得很投機。此後,我們就成為姚寶巷王(崑崙)家的常客」。另外,王崑崙家有架無線電收音機,在那時還是罕見之物,它能收聽上海、南京廣播的當天戰事新聞。已經成為王家常客的上述青年也經常去收聽。在王崑崙的誘導下,大家逐漸認識到:「這些消息倘能公諸於眾,是無錫社會需要的。」在此基礎上,「有人提議利用這些消息印發報紙,以供社會需要」。經過多次議論,遂商定辦一張新型的報紙。報名就定為《人報》。
辦報的第二個條件―或許是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經費。當時,團結在王崑崙周圍的青年人多為自食其力者,誰也拿不出一筆錢來創辦報紙。再者,辦這樣一份新型的《人報》不僅得不到資本家支持,而且在相當一個長的時間內是要賠錢的。怎麼辦?王崑崙答應每月籌措《人報》所孺的一百五十元大洋。當大家一致推選他出任《人報》的社長時,他卻不願公開擔任。為便利工作,他又舉薦曾做過縣長的表兄龔念的擔任《人報》的社長。
王崑崙不僅充任《人報》的精神和物質的強大的後盾,而且還化名為《人報》寫了不少文章,把自己的思想公諸於眾,並以此影響、啟迪並服務於故鄉的人民。
王崑崙在故里蟄居期間,歷經近十個月的讀書思過的修身,終於在馬克思主義之火的鍛冶下,拋棄了過去矢志信仰的理論以及追求的所謂革命理想。初步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比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更為高明的學說。但是,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是否比以三民主義為革命方向的國民黨好呢?王崑崙沒有―也不可能在這時得出結論。他的直觀印象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受窮苦的老百姓歡迎,並且高喊抗日救亡的口號;而昔日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國民革命軍,業已變成新軍閥蔣介石角逐天下的工具,不敢抗禦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他在這時萌生了這徉的念頭:只要中國共產黨真心抗日就跟著共產黨走!
提到共產黨,王崑崙自然知道恩師李大釗等人的下場,他也不會忘記自蔣介石「四……二」大屠殺以來,有多少共產黨人死於蔣記國民黨的槍下。另外,他作為國民黨的要人,也清楚有不少中共領袖人物如顧順章、向忠發等人的叛變,給共產黨―尤其是上海地下的共產黨所帶來的損失。而像他這樣一個曾是西山會議派的骨幹分子,並積極贊成分共的國民黨上層的新貴,突然轉向共產黨,暫且不說需要多少勇氣和冒何等的危險,就說共產黨又會怎樣看待自己的行為呢?他再次陷入極度的矛盾之中。
王崑崙歷經長時間的精神痛苦和思想鬥爭,遂毅然做出決定:為了危亡的祖國,為了苦難的中華民族,放棄個人的榮辱,本著朝聞道夕死足矣的先哲遺訓,向共產黨靠攏。
同時他也清楚,要想找到能介紹自己這樣的人加入共產黨的人,只有到南京、上海去找。是年初冬,正當王崑崙欲告別故鄉之際,已經出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的孫科派人送來了委任書:委任王崑崙同志為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
王崑崙接此委任狀並無欣喜之感,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太子派的中堅力量,太子孫科出任立法院院長,自己當立法委員是順理成章的事。他為了儘快找到共產黨,遂藉此打點行囊告別無錫,去南京立法院上任了!
王崑崙回到南京不久,蔣介石為自己重登「九五之尊」製造輿論,於12月15日召開了國民黨第四屆第三次中央全會。蔣介石在會上公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並寫入第四屆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中。
王崑崙知道「安內攘外」一詞,源於甘做兒皇帝的石敬塘之口。蔣介石如此而為的目的或曰結果,必定是當日本人的兒皇帝,而六年之後的汪精衛恰恰是按此道路滑下去的。
國情的發展,不幸被王崑崙所言中。國民黨第四屆第三次中央全會閉幕剛好半個月―1933年元月6日IH本軍隊進攻山海關,遂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大幕。由於蔣介石用重兵在江西等地進行所謂剿匪,再加之張學良防禦長城一線的東北軍戰鬥力極差等原因,致使中外關注的長城抗戰不足兩個月―3月4日以承德淪陷敵手為標誌而告負。結果,張學良做了蔣介石的替罪羊。另外,蔣介石委派親日大將何應欽等人進駐北平,未來華北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這半壁江山即將淪落敵手之際,王崑崙對業已為之奮鬥整整十年的國民黨完全失去了信心!與此同時,他橫下了一條心,為尋求新的救國之路,在南京尋找中國共產黨!
南京是蔣家王朝的政治、軍事中心,軍瞥憲特―尤其是中統和軍統這兩大特務組織系統密布各地,就像是無形的眼睛在時時盯著反對蔣介石的所有對手。王崑崙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像他這樣和蔣介石唱過多年對台戲―而且時下仍屬於太子派的骨幹分子,早已上了中統、軍統監視的黑名冊,即使不和共產黨有政治關係,也難保自身的安全;而今他竟然在鐵幕之中像瞎子一樣尋找共產黨,其政治風險是何等的大啊!他出於諸多方面的考慮,細心地分析周圍的國民黨要人,認真地選擇誰有可能是共產黨―或間接認識共產黨。最後,他想到了左恭。
左恭,系湖南人,一直在國民黨政府中任職。據王崑崙回憶,早在胡漢民供職南京時期,他就和左恭相識。王此次由故鄉無錫返回南京就任立法委員,左恭在其湖南同鄉肖同茲(時任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通訊社社長)手下任職。由於王同肖稱熟,遂又由肖的原因和左恭時相過從。多年之後,王崑崙對這時左恭的評價是:「左恭和其他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人作風不同,我也不同『左很謹慎,不多表示。還認識一些人,也反對cc,反對黃埔系……這樣,就交往多了起來。」有一次王崑崙問左恭:
「你還和些什麼人可說話?」
左恭沒有正面回答,沉吟片刻反問道:
「清問,你常和什麼人來往?」
「孫科院長。」
「還有呢?」
「于右任,於鬍子。」
「還有嗎?」
「有之」王崑崙自然清楚左恭間話的本意,想了想,答說,「都是一些對國民黨失望的人。」
又經過一段交往,用王崑崙事後的話說:「他慢慢知道我了,但仍很謹慎。」他用商量的口吻說:
「我倒認識幾個人,可以和他們見見面。」
或許是王崑崙過分急切想找到共產黨,或在他心中認為左恭就是一位地下的共產黨,他直奔主題地問道:
「他們是不是共產黨?」
多年之後,王崑崙回憶說:他問過上邊這句話後,左恭嚇得忙說:
「唆,唆……不是,不是……」
但是,左恭還是向王崑崙介紹了兩個人。對此,王崑崙做了如下的回憶:
談話時,左恭不在。我搬到無錫同鄉會,他的樣子還記得,是個年輕人,來到肖同茲客廳,輕輕地談。我說:
「我的朋友,真能談心的沒有。」
「談什麼?」
「談政治主張。」
「這麼多人……」
「我在北平(京)做群眾運動認識了些共產黨,有的諒解,有的不諒解。」
「你想見共產黨嗎?」
「能合作嗎?」
「你可得負責。當然,他不一定是共產黨,你可以大膽說話就是了。不能告訴人。」
王崑崙自然明白「不能告訴人」這句話的分量,遂點了點頭。事後,王崑崙知道:「這兩個人也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做事,認識左恭、肖同茲,但平時不來往。」經雙方商定,王崑崙又和這兩個年輕人談了一次。開始,王崑崙向這兩個年輕人「說了很多蔣介石的事」。接著,王崑崙問道:
「你們不也是中央黨部的嗎?」
兩個年輕人沒有準備,用王崑崙事後的話說,「他們不願多說」。王崑崙為了讓這兩個年輕人放心,大膽地說:
「我是個老囪民黨員,很不滿國民黨的現行政策。」
接著,王崑崙開懷楊談了自己對國民黨的認識過程,以及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的不滿。其中一個年輕人問道:
「不要忘了,你是立法委員啊!你怎麼能這麼說呢?」
王崑崙經過這兩次談話,認定這兩個年輕人是共產黨。同時,他也斷定左恭是共產黨。因此,他向這兩個年輕人袒露了自己對國民黨的全部看法。
左恭是中國共產黨打入國民黨內部的黨員。經過他自己和王崑崙的交往,以及兩位年輕的中共黨員的談話,知道這時王崑崙的思想異常苦悶,急切想找到一條新的救國之路,遂向時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的盧濤同志做了報告。
盧濤早年從軍,在奉系部隊中供職,後又脫離奉軍南下,在鄭州結識續範亭將軍,以及中共打人西北軍中的黨員南漢袁、劉仲華等人,並由劉仲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2年,中共南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市委書記李雲生被捕犧牲。黨中央經過研究,決定調盧濤同志來南京,出任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恰在這時,左恭向他報告了王崑崙的情況,經過繽密研究並報請有關部門的批准,遂決定親自做王崑崙的工作。
盧濤和王崑崙接頭時用的名字是王世昌。由於他們都是屬於知識分子型的革命家,談話的內容可謂是上下五千年,縱橫八千里,將古比今,感概系之。在他們接觸兩三次以後,就到了無話不談的地步。一次,王崑崙當面直言;
「你看國民黨怎麼樣?我看它很快就要垮台了!」
「我看沒有這麼快。」接著,盧濤比較全面地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形勢後,十分鄭重地說,「蔣介石先是總司令,後是委員長,建立政權後,矛盾一一暴露出來。並在不斷發展,即使垮台,也還要一段時間。」
王崑崙認為盧濤的意見有一定道理,但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並進而說明:「蔣介石排斥異己,不得人心;國民黨爾虞我詐,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四分五裂,很快就要垮台。」對此,盧濤再次全面地分析了蔣家王朝所存在的一切矛盾,以及所面對的日本侵略等危局,最後又說了這樣一句話:
「國民黨的最終失敗是必然的,但它目前還不會馬上垮台。這是因為國民黨內部派系的共同利益暫時掩蓋了它們之間的矛盾。要促使它垮台還必須做長期的艱苦的工作。」
王崑崙折服於盧濤的政治見解,遂微微地點了點頭。或許是他太痛恨蔣介石的獨裁政權了,他坦言問道:
「我能為你們做些什麼嗎?」
「你把所知道的國民黨各派情況講給我們聽。」
王崑崙鄭重地點了點頭,沉吟良久,又嚴肅地問道:
「我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嗎?」
盧濤早就想到了王崑崙會提出這個間題,因此,他也很坦誠地答說:
「我一個人不能決定。上海還有一個人,他現在在上海。」
王崑崙明白自己的地位不同,吸收像他這樣的人加入中國共產黨,盧濤一個人是不能做主的。但是,他為了表示自己的決心,在和盧濤每次見面的時候,他總是要鄭重地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事情。據王崑崙多年後的回憶,在這段和盧濤交往中,主要向盧濤講了國民黨各派的情況,並做了如下的回憶:
「孫科是中山先生的兒子,對蔣介石不服。」
「還有呢?」盧濤問道。
「于右任,一度被稱為國民黨左派。這個老先生,話到嘴邊,就不多說了。」
與此同時,王崑崙還講了他所熟悉的國民黨右派元老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內部各派系的劃分、成份、主要領導成員等等。盧濤聽了這些情況之後,主要指示王崑崙做孫科的工作,並把有關人員弄進立法院。王崑崙遵命把左恭等人拉進立法院。他們之間不得發生政治關係,直到解放前都是心照不宣。有一次,王崑崙再也忍耐不住了,再次問了這樣一句話:
「我什麼時候入黨啊?像我這樣的人,到底能不能入黨啊?」
盧濤只淡淡地說了句「考慮考慮」。
事後,盧濤向王世英同志全面介紹了王崑崙的情況,留在上海的中央局研究決定:同意王崑崙加人中國共產黨,關於王崑崙履行入黨手續的情況,事後他做了如下回憶:
1933年,我住在無錫同鄉會,盧濤談了我的入黨問題,有意讓我去上海。我想起了當年孫中山先生要我加入國民黨之後,是要履行手續的。因此,我問道:
「填表?」
「用不著,請你做點精神準備。」
在談到履行入黨手續的地方,王崑崙認為辦公室最為安全。因此提出「在辦公室里怎麼樣?」盧濤同意了,並說:
「咱們現在開始。」
盧濤拿個小本,「你是哪兒人啊?叫什麼名字?什麼出身?……」盧濤輕輕地問。他為了讓王崑崙放心,請王崑崙看他的本子上沒有寫字……接著宣哲。盧濤站在旁邊,舉起右手,說道:
「想什麼,不要說。」
王崑崙也舉起手,默念著誓詞,宣誓結束之後,盧濤和王崑崙緊緊握手。盧濤小聲地說了這句話:
「黨需要你!」
王崑崙在晚年回憶起這一激動的時刻,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一生不會忘記,這是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