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王崑崙加人中國共產黨以後，根據黨的指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秘密的工作中。為了確保在國民黨中樞機關得到黨所需要的情報，並能保證他的真實的政治身份不被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偵知，他依然以國民黨右派的政治面貌出現。為此，他表面上不僅繼續和他捻熟的右派元老時相過從，而且還和各地方實力派尤其是派駐首都的代表頻頻交往。實事求是地說，王崑崙不僅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國民黨上層方方面面的軍政情報，為中共中央一些政治決策提供了依據，而且對這些地方軍事實力派領袖人物的思想轉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王崑崙在一般的國民黨人的眼中，又是一位激進的抗日派。如果他突然放棄救亡抗日的政治色彩，必然會引起懷疑。為此，他一方面為了應付國民黨―主要是特務的視聽，一方面又想影響、團結更多的年輕人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他請示黨組織並得到了同意，決定創辦南京讀書會。

  王崑崙晚年曾多次談到創辦南京讀書會的事。據他的回憶是在入黨前後，他向盧濤、王世英同志匯報說：「我在南京搞了組織，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有意組織進步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盧濤和王世英均不贊成，認為政治色彩太濃。遂改為讀書會。

  王崑崙為了擴大讀書會的影響，請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的妹妹王楓介紹更多的進步青年參加。為了掩人耳目，他還利用節假日搞郊遊和爬山活動，打出的口號也是冠冕堂皇的：為準備救亡抗日進行軍訓和健身。實質上呢，他則是利用這樣的機會向進步青年宣講國內國外的政治形勢，使更多的人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洪流中去。

  王崑崙的言行雖然沒有暴露其政治身份，但依然引起了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重視。在這期間，蔣記國民黨為確保「攘外必先安內」國策的執行，在其統治區―尤其是南京和上海大搞白色恐怖，不少共產黨的地下組織被破壞了，很多黨的優秀幹部死在敵人的屠刀下。為了王崑崙的安全，也為了保證黨的白區工作能正常運行，盧濤和王世英專門和王崑崙談了一次話：

  「為了便於工作，我希望你經常到上海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我們來南京見你。」王世英開門見山地說。

  「可以，」王崑崙沉吟片刻，又問道，「我們在上海什麼地方見面？安全間題有無保證？」

  「你可否在上海搞個小公館？最好把你在無錫的太太也接到上海去？」盧濤似有準備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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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王崑崙早有此想法，但那時並不是為了方便黨的工作。當時，他的妻子范映霞在無錫一住就是三年，原本和王家長者、同輩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幾乎到了再也無法共處的地步了！每次王崑崙由南京回無錫小住，不僅享受不到一點天倫之樂，而且必然要和范映故大吵大鬧，搞得他上無法當孝子，下不能對兄妹。再者，范映霞又生了一個既乖又漂亮的女兒，幾乎成了王家―尤其是王崑崙掌上的明珠。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崑崙回無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關照大女兒金陵讀書，和呀呀學語的小女兒玩耍。他為了根本解決范映霞和王氏家族的矛盾，同時又能經常見到兩個可愛的女兒，曾幾次動議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家。而今，黨組織出於工作的需要，希望他這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學著其他達官顯貴的樣兒在上海建公館，因此，他當即答說：

  「我近期就在上海建立公館，到時我再通知你們地址。」

  「好，好！」王世英是個痛快人，當即又說道，「你可以定期去上海，藉口是度周末。」

  這就是設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王公館的由來。

  接著，王世英和盧濤又突然要求王崑崙交女朋友，而且要在上海、南京兩地廣泛地交女朋友。當時，王崑崙的直感是：國民黨上層的官僚、政客為顯示其身份和地位，都學著西方人的樣兒租女士、小姐廝混，自己不應獨善其身，而應同流合污。目的是便於為黨更好地工作。因此他欣然應允。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王世英和盧濤還給他介紹了一些女中豪傑，如胡愈之的夫人沈茲九、章伯鈞的夫人胡子嬰，以及和國民黨上層有著各種關係的胡濟邦等。到這時，他又感到黨組織有意讓他關注婦女工作。所以他當即說道：

  「我在南京和上海有不少女朋友，如曹孟君等人就是很優秀的。我願幫助她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出王崑崙所料的是，盧濤和王世英都贊成他和曹孟君加強聯繫。這時，他雖然尚未和曹孟君發生後來的愛情關係，但他憑藉自己的政治敏感，猜到了曹孟君有可能就是共產黨。之後，王崑崙果真和婦女界的領袖人物廣為交往，並利用妹妹王楓、王素的關係，和不少進步青年女性也加強了來往。關於他在南京、上海從事婦女運動的作用，當時在女性領袖人物中有這樣一句戲曰：

  「我們是在從事婦女運動，而王崑崙是在運動我們婦女。」

  王崑崙很快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霞飛坊建立了王公館，並把妻子和兩個女兒從故鄉無錫接到上海，成為王公館常住的主人。王崑崙平常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孫科以及其他派系的工作，有意了解國民黨上層的動態。每隔兩個星期，王崑崙自南京來上海和家人團聚，藉此向中共上海中央局有關接頭人匯報所掌握的重要情報。有關王崑崙在這期間從事情報工作的情況，他的另外一個接頭人曹亮同志做了如下回憶：

  1933年或1934年我在上海工作時，在田漢同志家中見到王素，以後又認識了王素的大哥王崑崙。他當時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但談吐之間使我覺得他不像一般的國民黨人，經常流露出對我党進步活動的理解與支持。我向潘漢年同志匯報了這個情況，並詢問王崑崙的政治背景。潘漢年同志說，王崑崙是我們的人，是黨員。他能接近南京政府的上層，並跟反蔣的軍界人士如桂系、劉湘、韓復集、石友三等有來往。以後，潘漢年同志正式給我任務―與王崑崙接頭，聽取他的報告，並布置一定任務。這一段期間，王崑崙經常往返南京上海，幾乎每兩周一次，在陝西路長安飯店與我見面，他向我談到的國民黨內部政情動態，對我黨大有裨益，因此我每次都寫成報告交給「老大爺」（老太爺不確。在黨內指向忠發，而向遠在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變，並於24日被國民黨槍殺。此處應是「小開」。小開是潘漢年的代號）。

  是年秋天，王崑崙由南京到達上海，在長安飯店等候他的是盧濤，他向盧匯報完南京的情報之後，盧嚴肅地說道：

  「崑崙同志，我們有幾個同志要出去，是來自浙江、江蘇各地的，先繞道去北方天津、大連等地，然後再出去。你有辦法搞到出去的護照嗎？」

  王崑崙清楚所謂出去就是出國，否則是不需要護照的。而此時中共出國的地方又一定是蘇聯。那時的中國人去蘇聯是要冒很大政治風險的，因為這一行動就有可能被戴上親蘇的帽子。自然，什麼樣的中國人才親蘇呢？不用間，十有八九是中國共產黨人。所以，有些人就是因為辦去蘇聯的出國護照而被捕、坐牢。時下，中共上層人士多數都上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黑名單，如按正常手續辦出國護照，恰好為特務機關提供了逮捕的線索，因此這條路是絕對不能走的！但是，沒有蓋有國民政府外交部大印的護照，想去蘇聯唯有偷越國境一途。在那時，無論是走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東北，還是西出新疆，都是極其危險的。怎麼辦？只有從國民政府外交部護照科中偷護照，填上假的身份，貼上經過化裝的出國人的照片，再蓋上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大印，才能確保出國人員的安全。辦這種事―愉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護照，也只有王崑崙這樣有身份的國民黨立法委員才有可能。但王崑崙卻從未乾過和偷字有關的事，因而他聽後一怔，沒有立即回答。

  「有困難嗎？」盧濤有些焦慮但聲音卻很小地問。

  「讓我想想看。」王崑崙答說。

  「不是想想看，而是一定要辦到！」

  「幾天內要我辦到？」

  「越快越好廣

  王崑崙沒有說什麼，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王崑崙當聽說要他偷護照的那一剎那，他就想到了上邊說到的那位胡濟邦女士。胡和王崑崙―尤其是和王的兩個妹妹十分熟悉。胡在南京期間，王崑崙曾利用職權幫過她的忙。時下，胡在外交部護照科任科長，由她幫辦是最合適的人選。但像這樣機密的大事如何向胡說呢？胡萬一不辦。又會發生什麼情況？這的確需要王崑崙做各種試探。

  胡濟邦因俄文水平不錯，十分嚮往蘇聯，並有意和進步人士交往。也就是在王崑崙入黨不久，她通過另外的渠道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王崑崙問她可否搞幾本護照之後，她就猜到了王崑崙要護照的用途。因此，她半開玩笑地說：

  「堂堂國府的立法委員需要出國護照還不容易？需要幾本？我明天就給你送來。」

  王崑崙真是大喜過望！沒有想到如此輕易地搞到了出國護照。據當事人胡濟邦回憶，她先後幫王崑崙從國民政府外交部偷了十六本護照。建國以後，周恩來談到此事，還當面表揚王崑崙：「多虧了你們搞到了出國護照！」

  搞到護照很難，但是把護照由南京安全地送到上海，並交到有關人士的手裡，則更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也就是在這前後，內線的同志獲悉：軍統頭子戴笠已經把王崑崙列入了黑名單，並委派監視宋慶齡女士的沈醉兼管王的工作。如果在去上海的客車上發生意外，後果將是不堪設想的。為此，胡濟邦扮做王崑崙的情人，二人同乘一座包廂，堂而皇之地去上海度周末，車抵上海火車站以後，王崑崙把胡濟邦安排住在東方飯店，自己帶著護照住在青年會，安全地把護照交到了接頭人的手裡。對此，王崑崙和胡濟邦都很滿意，一直認為用假扮情人的手段，瞞過了監視王的軍統特務沈醉。

  多年之後，沈醉回憶說：王崑崙和胡濟邦相偕去上海的事情，在他們二人尚未到上海就知道了，他奉命守在敵飛路妓飛坊王公館的周圍，窺探和王來往的人。但出他所料的是，王崑崙和胡濟邦沒有回家，他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為名做結，並給戴笠打電話做了報告。

  不久，王崑崙在南京獲悉：蔣介石為落實他的「鑲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從全國調集大軍，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並從納粹德國請來了以塞克特將軍為首的軍事代表團，制訂了全新的戰略計劃，揚言要蕩平中央蘇區，把紅軍完全消滅在紅色根據地中！他深感情況緊急，立即通過關係約見主持南京工作的盧濤同志。出他所料的是，盧濤於日前去了上海，並給交通員留下話：

  「有急事可來上海找我。」

  王崑崙聽後一怔，幾乎是本能地發出這樣的自問：

  「盧濤同志為什麼突然要去上海呢？……」

  盧濤同志此次東下上海，是奉中央局軍委之命成行的。而且也是和粉碎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有關。簡而言之，正當上海中央局密切關注敵人動向，迫切需要得到有關第五次軍事「圍剿」情報之際，早已和我黨建立關係的老同盟會員莫雄將軍找到了接頭人，告之蔣介石已經委任他擔任江西第四專區專員兼保安司令，他請求地下黨為他配備得力的幹部。中央局經過繽密研究，決定派有軍事指揮才幹的盧濤同志出任莫雄的參謀長。同時，還要求盧濤同志儘快搞到敵人第五次軍事「圍剿」的全部作戰計劃。因此，他懷著依依之情對王崑崙說：

  「我要去那邊一段時間，今後你就直接和世英同志聯繫。」

  王崑崙清楚去那邊的含義，就是去紅軍活動的蘇區。他一聽就像條件反射似的引發了他藏之心底的念頭：離開這雌旋的南京國民政府，像毛澤東、周恩來那樣組織軍事武裝，和蔣家王朝爭天下。他心情沉重地對盧濤說：

  「當我獲悉廖仲愷的公子廖承志被蔣介石逮捕之後，我真想和序夫人一道打上府去，找他算帳，當我驚悉楊杏佛先生被暗殺之後，我真想從南京出走，到那邊去扛起槍，當普通一兵！你就要去那邊了，能帶我一塊兒去嗎？」

  對於王崑崙這種心情，盧濤是完全了解的，因此，他很坦率地對王崑崙說了如下這段話：

  「去蘇區，還是留在南京，這要權衡對革命的實際利益來決定。你去中央蘇區，只是普通一兵；而在南京卻可以發揮很多人無法起的作用。共產黨在群眾運動中可以喚起千軍萬馬，但要在南京城裡為黨培養個『國民黨立法委員』為革命工作，恐怕十年八年也難得培養出一個來。黨希望你長期從國民黨內部來反對反動的國民黨，反對獨夫民賊，為中國革命做出特殊的貢獻。」

  王崑崙告別了盧濤同志之後，遂又約見時任中央局軍委負責人的王世英同志。王世英聽了王崑崙的匯報之後，有些沉重地說：

  「你曾在潮州分校工作過，又曾出任過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秘書長，軍界一定有不少關係，能不能在最短時間內，搞到一份『圍剿』中央蘇區的戰略計劃？」

  王崑崙沒有說什麼，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為了便於開展情報工作，胡濟邦還打進兵工署署長俞大維家中任家庭教師。由於胡長相漂亮，且又善社交，深得俞大維一家的喜歡。加之胡又是經國民黨元老覃振等介紹入黨的特別黨員，俞對她從政治上不僅不加防範，而且有時還和胡談論一些黨國大事。因此，王崑崙認為交由胡濟邦完成偷第五次「圍期」中央蘇區的戰略計劃是可行的；遂向胡交待了任務。

  胡濟邦接受任務不久，俞大維奉命上廬山開會，兩天後又返回南京，並洋洋得意地告訴胡濟邦：

  「蔣委員長在廬山召開了軍事會議，部署了進剿共軍的戰略計劃。我看啊，活躍在湘鄂贛一帶的紅軍就真的成了秋後的媽炸了！」

  由此，胡濟邦知道了俞大維上廬山開會的內容。按常規，兵工署長是一定知道戰略計劃、兵力部署的，否則他無法向各部提供軍火。為此，她尋機找到了俞大維自廬山帶回的全部軍事文件，用特殊的照相機進行了拍照。然後，她和王崑崙又扮做情人東下上海，安全地把洗好的膠片交到了王世英的手裡。王世英緊緊握住王崑崙的手，十分激動地說：

  「你們為黨立了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