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崑崙既然去中央蘇區無望，遂又安心在南京和上海為黨從事既秘密又特殊的工作。他為了擴大南京讀書會的影響，在南京舉辦「冬令講學會」，他不僅自己親臨現場講演，而且還親自出面請社會名流章伯鈞、陳翰笙等到會講演，還發起「綏遠抗日後援會」。這些活動不但激發了文化界和大學生的愛國熱情，而且也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王崑崙由於社會地位不同，他不可能出面領導上述活動，而是通過讀書會的骨幹成員去組織。這些活動得罪了熱心剿共的蔣介石，也必然成了中統、軍統兩大特務組織的眼中釘。不久，讀書會的骨幹成員和與讀書會有關的進步青年共計九人突然失蹤，他們是：汪楚保（即汪季琦）、狄超白、鍾潛九、孫克定、華應申、潘斌（潘漢年的弟弟）、黃順智、陶方古、吳文山。不久，就獲悉這九人已被關進蔣記牢房。

  上述九位青年多是南京革命活動的組織者，同時也是讀書會的骨幹分子，因此在南京青年尤其是在大學生中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加之這些被捕的革命青年在獄中聲稱愛國無罪，如不釋放就死在獄中。所以，在南京很快形成了一個聲援這九位被捕青年的愛國運動。王崑崙的妹妹王楓和這九位被捕青年過從甚密，關係又好，第一個找到哥哥王崑崙說明情況，並懇請出面營救這九位被捕的青年。

  王崑崙雖然是立法委員，但他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就去保釋被捕的人員，更何況被捕人員是政治間題，且又多達九人之眾！為此，他分析了這九位青年的社會背景，遂決定採取不同的方式進行營救。例如：汪季琦的哥哥汪東是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王崑崙就設法通知汪東，請他出面保釋弟弟汪季琦，如有為難處，他從旁相助；再如華應申，他是無錫人，王崑崙就請老鄉長同時又是國民黨元老的吳稚暉出面作保；由此類推，他又通過張繼、軍振等國民黨元老出面作保，全部保釋了被擒的九名青年學生。

  與此同時，王崑崙清楚地知道，這九位青年學生多是無錫會館的常客，而他自己則又是被捕青年來無錫會館投奔的主人。就常理而言，他自己必然也成了特務關照的中心人物，他經過深思熟慮，並徵得黨組織的同意，決定從無錫會館搬出。

  冬去春來，江南一片春色。但是，自1934年的春夭開始，王崑崙就很少聽到令人振奮的消息。是年6月，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系統傾巢出動，在租界工部局的配合下，一舉破壞了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局和江蘇省委，中央局書記李竹聲、江蘇省委書記趙立人、全總黨團書記袁孟超等六人先後被捕。其中李竹聲自首叛變，並交出黨的工作經費十萬元向敵人買命。是年10月，敵人又根據李竹聲提供的線索，先後逮捕了盛忠亮等九人，盛又叛變。敵人又根據盛提供的線索搜查了中央局機關，大量的機密文件落入敵手，又為來年2月再次破壞我黨設在上海的地下組織提供了線索。簡而言之，上海的地下黨組織幾乎全部被敵人破壞了！

  王崑崙作為潛伏在國民黨中樞機關的特殊黨員，他很快就獲悉中共中央局及其地下黨組織遭破壞的消息。一旦和他保持單線聯繫的同志如王世英、曹亮、胡濟邦等被捕―甚至進而自首叛變，他這位立法委員隨時就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過著抑鬱憤愈且又提心弔膽的日子，真可謂是度日如年啊！

  或許是又應了禍不單行這句老話，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被破壞不久，中央紅軍未能粉碎敵人的第五次軍事「圍剿」，退出中央蘇區，開始了被毛澤東同志稱為「叫花子打狗―邊走邊打」的長征。更為嚴重的是，由於中央局數度被敵人破壞，中國共產黨和第三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繫，散落在各處的地下黨員只好各自為戰，憑著黨性在為苦難的祖國工作。王崑崙在這極其艱苦的環境中，也唯有和那些心照不宣的黨員休戚與共，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救亡抗日的時代洪流中去！

  王崑崙畢竟是一位把信仰視為生命的政治家，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長征西去的紅軍命運，因為他知道這關係到中華民族的興亡；另外，他還急切地盼望能早一天和第三共產國際恢復聯繫，唯有如此，中國革命才會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年初夏，潘漢年和陳雲相繼自長征路上回到上海，繞道去蘇聯。據史記述，潘漢年到達上海之後，找到了他的弟弟潘斌，並通過潘斌了解了上海地下黨的情況，潘斌還幫助潘漢年辦了去蘇聯的護照。就常理而言，潘漢年留滬期間，有可能和王崑崙相見。即使未曾謀面，播漢年請弟弟辦的出國護照，也只應是通過王崑崙這條渠道從外交部偷來的。遺憾的是，詳細的內情隨著當事人的仙逝永遠地帶走了！

  

  就在送走潘漢年和陳雲不久，時在上海塔斯社工作的錢俊瑞從外電中收到了一份重要的消息：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不久，他又從外電收到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的文件《為擾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一一即《八一宣言》。錢俊瑞認為此宣言十分重要，及時地交到了組織的手中。經研究，認為這是在新時期的行動大綱，很有必要向寧滬兩地的地下黨員傳達，並按此精神執行。但是，在白色恐飾籠罩的南京和上海再也找不到安全的地方，怎麼辦？有關人士找到了王崑崙，請他解決傳達《八一宣言》的安全之所。

  王崑崙作為政治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早就列入國民黨特務的監視之中。但是，他自己―包括地下黨的同志都不曾料到這位立法委員的處境是如此的險惡！多年之後，負責監視王崑崙的特務頭子沈醉寫下了這段文字：

  抗日戰爭前，我在上海任法租界組組長時，便和這位王副市長（王崑崙時任北京市副市長）見過幾次。他現在決不會記得，當年他從南京到上海，回到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應是攻飛路故飛坊）家中時，經常看到在辣斐坊（彼飛坊）口的幾個西裝革履的青年中，便有我在內。當時他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屬於孫科「大子派」的骨幹，可是他並不是在當國民黨的官，而是在暗中搞反對國民黨的革命活動。每次他從南京動身到上海，南京特務處便通知上海特區注意他的活動。所以他在法租界的活動，我就得負貴偵察、監視。

  王崑崙雖然不知道戴笠派沈醉專門監視他的活動，但是他清楚無論是上海的王公館還是南京新建的家，絕不適合作為地下黨的活動場所。另外，他還清楚向上海、南京兩地的地下黨的負責人或黨的重要成員傳達《八一宣言》這樣事關重大的文件，是不准出任何一點差錯的！否則，留在寧滬兩地的黨員骨幹就有可能被一網打盡。再者，奉命前來聽傳達的地下黨員骨幹至少有二十多人，在什麼地方、找個什麼理由可以騙過國民黨特殊的監視呢？這的確是給王崑崙出了一道難題！

  事有湊巧，王崑崙的父親在無錫太湖之濱有名的奄頭諸建了一座太湖別墅，早就說過要請親朋好友到此一游，按照傳統叫「溫鍋」，討個吉利一一來的賓朋越多越興旺。他想藉此機會請寧滬兩地的同志來無錫「溫鍋」助興不很好嗎？再者，王家在無錫是望族大戶，又有他這個立法委員當保護傘，不僅不會引起當地特務的懷疑，而且說不定這些特務還會為這次會議當「保鏢」呢！他把這一想法報告了地下黨組織。

  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經過填密的研究，認為王崑崙的方案比較安全『也可能是政治形勢過分嚴峻的原因，為確保大會的安全，預防一切不測事件的發生，遂又問王崑崙：

  「還能再找到一個去無錫的理由嗎？要知道，此行多是一些很有身份的人啊！」

  王崑崙想了想，頓時愁顏盡逝，笑著答說：

  「陽曆八月，恰好是太湖有名的水蜜桃成熟的季節，我可以學著王母娘娘開蟠桃盛會的辦法，請大家到太湖來做客。」

  「好！寧滬兩地的神仙準時赴會。」

  王崑崙和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又經過再三研究，認為去太湖之濱傳達《八一宣言》是萬無一失的方案。因此，商定時間，分路而行，齊聚落頭諸太湖別墅。

  但是，不知何因，如此秘密的一次活動，竟然又被軍統特務的狗鼻子嗅到了，並提前做了布置。請看沈醉的回憶：

  記不清是從什麼方面得來一個情報，當南方有名的水蜜桃正值成熟的時候，這個王委員（即王崑崙）將在無錫太湖濱他家的奄頭諸太湖別里請客，去的客人都是些反蔣革命人士，並有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參加。這在當時是扣當重要的情報，也是戴笠認為最適合逮捕王崑崙的時候。因為他不但進行秘密反蔣活動，而且在一些公開場合中，也敢於指責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倒行逆施。他的名字早就上了特務處的重點黑名單。那次得到的情報是，他將以請客遊園為名，實際上是要召集一次秘密反蔣的重要會議。所以戴笠命令我率領一個組的特務十二名，分成三批，先後去布置、偵察，必要時，即全部予以逮捕。

  那次我是第一批率領四名特務先去無錫，與特務處江蘇省站無錫組組長盛某取得聯繫，由他領著幾個當地的特務協助我。可能是由於情報日期不準確，或是他們臨時改變了，我帶去的人兩天內都到齊了，而太湖別壁里還是那樣安靜。我有點急了，便和盛某通過他的一個組員（該人與別壁的花木工是親戚關係）暗中進去偵察了一次，發現有請客的準備，才安心等在附近。

  對此，王崑崙絲毫沒有察覺。而地下黨的負責人也沒有察覺。就是前來赴會的所有同志都沒有察覺。他們按照預先約定好的時間、路線，大搖大擺地趕往無錫；提前趕到無錫的主人王崑崙和妹妹王楓等一會兒在車站，一會兒在碼頭，喜笑顏開地把前來赴會的各路「神仙」迎進奄頭諸太湖別墅，準備參加以王崑崙的名義召開的「蟠桃大會」。

  正當王崑崙以主人的身份歡宴來自寧滬兩路的神仙的時候，沈醉等特務也忙個不停。請看沈醉的回憶：

  約在我們到無錫的第五天，上海方面來的人，也分批到了，首先去的是王崑崙和他妹妹王楓等，接著有吳茂蓀、孫曉村等人，常監視王的兩個組員都認識這是常去辣斐坊（仗飛坊）王家的客人。另有幾位都是穿著講究西裝的中年人，哪一個是共產黨的重要人員？誰也弄不清楚。這時我考慮再三，不敢隨便動手。雖然盛某已和無錫譽察局等都聯繫好了，逮捕時，會出動譽察來協助，但逮捕什麼人卻沒有敢告訴他們。因為王家在無錫一向受到當地士紳和群眾的尊敬，一旦走漏風聲，就會出問題。我當時考慮得最多的是出發前，戴笠一再叮囑我，一定要把那個共產黨的重要人員抓到。否則，孫科系統的人會大吵大鬧的。沒有抓到共產黨要員，或者那個共產黨要員沒有去，就不可輕舉妄動。我估計即使那個共產黨的重要人員去了，他身上決不會攜帶什麼文件或足以證明他是共產黨的任何東西，而我們所認識的幾個，都是當時社會上的名流，萬一全都抓起來，沒有找到證據，那麼，隨便逮捕立法委員的這個貴任，我可擔不起。特務處的書記長唐縱在戴笠離開南京時，他下令逮捕過幾個搞反蔣活動的改組派，結果汪精衛出面大鬧一頓，欺笠除立即釋放了被捕的人，還將唐縱徽了職。這一教訓對我來說是有很大啟發的。我當時唯一的希望，是通過無錫組那個特務的親戚，去了解這些人在大湖別里內的活動情況再進行研究。得到的消。息，除了知道他們吃飯和品嘗水蜜桃外，談話的內容卻不知道。我便決定寧可挨罵不去冒險。因為太沒有把握，對方又都是一些惹不起的人，萬一抓起來而找不出他們與共產黨往來的任何證據，怎麼下台？「捉虎容易放虎難」。我便沒敢去冒風險，好在他們也沒有停留多久，又都走了。我便把帶來的人打發回上海，自己去南京見戴笠，說沒有發現有重要的共產黨人去參加活動，所以不敢隨便抓這些人。他也只是叫我繼續注意偵察、監視王等在上海的活動。

  王崑崙等並不知道這幕後的戲劇，他們都真的認為來到了世外桃源，在太湖別墅中一邊品嘗著江南有名的水蜜桃，一邊聽著傳達《八一宣言》，並有聲有色地進行著討論。

  自從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捕叛變以來，寧滬兩地的地下黨組織就像是失去父母的孩子，在國民黨的政治中樞南京和東方冒險家的樂園上海戰鬥著。對和錯？完全靠自己去判斷。而今，他們雖然無法和在長征途中的黨中央取得聯繫，可他們終於聽到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示，聽到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聲音―那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

  但是，如何在國統區落實《八一宣言》的精神呢？王崑崙又陷入了新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