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雖說時令已經進入十月上旬，但是，贛南腹地軍事重鎮於都依然是非常炎熱的。就連那令人討嫌的蒼蠅、小咬等蚊蟲也照舊與人為敵，搞得人們處處設防，不得安寧。

  夜幕籠罩著大地，於都已進入了夢鄉，一家祠堂偏房中的茶油燈還亮著燈光。一位體格魁偉、身著紅軍灰色幹部服裝，但風紀扣未系的中年人駐步屋中，他蹙眉凝視，似陷入深沉的對往事的回憶中。他右手拿著的那把破舊的芭蕉扇不停地搖著，機械地驅趕著大小不一的蚊蟲。他就是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

  毛澤東生於湖南韶山，但他被蔣介石罵作山大王卻是在江西的井岡山。如果說三湘的江河是孕育一代偉人毛澤東的母乳，那麼贛南的大地則是成就當代大軍事家毛澤東的第一搖籃。事後追論：湖南留給毛澤東的是文化的沉思和追求，贛南則是把這種文化的沉思和追求化為行動的實驗地——堅信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因此，毛澤東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領導秋收起義上井岡山，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從江西突圍長征的七年時間中，是中國革命最關鍵的時期，也是毛澤東一生中屢遭打擊的年月。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但他敢於向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挑戰，他不僅帶頭批判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且第一個在革命的緊要關頭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澤東是國民黨第一、二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代理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真可謂是官居要職，但是當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後，他毅然決然地和國民黨決裂，拋棄高官厚祿，帶著手拿梭鏢、鳥銃的泥腳杆子上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等地，建立革命根據地，和蔣介石軍事集團爭天下，這都顯示了毛澤東那非凡的革命家的膽識！

  正當毛澤東與朱德等共產黨人順利地粉碎蔣介石第一、二、三次軍事「圍剿」，並不斷擴大江西革命根據地的時候，留居上海的黨中央卻經歷了李立三、王明等「左」傾路線的統治，逐漸把黨在白區的力量損失殆盡，不得不相繼轉移到中央蘇區，靠著共產國際的支持，不僅剝奪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指揮權，而且還公然指責毛澤東是「富農路線」、「游擊主義」、「山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等等。結果，他們拱手把軍事指揮大權交給一位既不會說中國話，又不了解中國國情的德國人奧托.布勞恩（即李德）。實行「正規戰」和陣地戰，反對游擊戰和帶游擊性質的運動戰；實行戰略的速決戰和戰役的持久戰，反對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實行「全面出擊」、「兩個拳頭打人」；反對積極防禦、誘敵深入……等「左」傾軍事路線，使得中央蘇區一點一點地被國民黨軍隊蠶食，最後不得不丟掉中央蘇區突圍轉移。這對一手創建中央蘇區的毛澤東而言是何等的痛心啊！

  毛澤東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寧都會議被剝奪軍事指揮大權之後，在從事地方工作的同時，仍就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方針向中央積極建議。當他的正確建議被博古、李德等人否決之後，他仍舊以一個共產黨人的身份深入基層，廣泛地做調查研究，默默地為中國革命積累經驗。自然，他在這期間的心情是鬱悶的。為此，他曾寫下「雨後復斜陽，關山陣陣蒼」的詩句。但是，他不是一個失敗主義者，對革命寄託著無限的希望，就在同一首《菩薩蠻》的詞裡，又無比樂觀地吟道：「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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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四月下旬國民黨軍占領廣昌的驛前。至此，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東線和北線被敵人突破，西線和南線的形勢也更加危急。毛澤東作為軍事戰略家清楚地知道：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已經斷絕，剩下的僅是戰略轉移一途了！與此同時，各種風聲四起。而毛澤東因前線吃緊，日夜憂思，對戰局更是放心不下，幾經思考，遂向中央提出到於都視察。中央經過審慎研究，同意毛澤東的請求，並「要他多注意軍事情況」。毛澤東遂於九月中旬帶著秘書和警衛員到達於都。

  在於都，毛澤東迅速「調查於都、贛縣等地區的敵情，了解蘇區紅軍和地方武裝的情況，了解敵軍調動情況，為中共中央選擇戰略轉移的行軍路線提供調查情況。同時，密切注意前線戰況的變化，只要有從敵占區和敵人剛攻陷地區來到於都的人，都要找他們詢問戰事」。當他收到周恩來催問軍事情況的電報之後，遂於九月二十日在於都復電周恩來，報告「中央革命根據地西南部於都、贛縣、登賢等地的敵情，詳細敘述敵軍小隊、地主武裝及小股散匪在何地侵擾或潛伏的情況；同時報告紅軍和地方武裝的防務，其任務是對敵軍小隊進行戒備，對地主武裝和小股散匪迅速進行打擊、驅逐和肅清；最後報告於都、登賢全境沒有赤色戒嚴，敵人容易出入，現正抓緊西南兩方各區建立日夜哨及肅反」。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的報告對中央選擇突圍的起點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接著，毛澤東很自然地想到戰略轉移前的政治動員工作。為此，他「在于都縣城召開手工業工人、貧苦農民和村、鄉、區幹部座談會，提出：要組織游擊隊，牽制敵人。要努力搞好生產，支援前線，……要嚴厲管制階級敵人」等。同時，他還在於都接見紅軍家屬代表會的代表，「號召他們積極搞好生產，支援前線，鼓勵親人在前方英勇殺敵」。在這繁忙的工作中，毛澤東那本來就不健康的身體日漸不支，待到九月底又突然得了惡性瘧疾。他「高燒發到四十度，嘴唇乾裂，兩眼深陷，臉燒得通紅。衛生員給他吃奎寧片，打奎寧針，高燒依然不退」。嚇得隨行人員不知如何是好。警衛員吳吉清跑到省政府給瑞金打電話，向中央報告毛澤東的病情。

  中央獲悉毛澤東在於都染疾的消息後，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立即派傅連暲醫生從瑞金趕往於都，為毛治病。

  傅連暲出身貧寒，早年就讀並畢業於福建汀州亞盛頓醫專，後任福音醫院院長。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南昌起義的一批傷員來到汀州，他自此即為革命工作。毛澤東在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期間，尤其是在毛受到博古等人排擠養病的時候，曾受到傅連暲醫生的診治，並結下了很深的革命友誼。一九三三年春，傅毅然把福音醫院遷至瑞金葉坪，並參加紅軍，任中央紅色醫院院長兼中央紅色醫務學校校長等職。在這期間，他對毛澤東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當他聽說毛澤東在於都患惡性瘧疾之後，急忙趕到於都，為毛診治。在他細心地調治下，毛的高燒逐漸退去，但他那十分虛弱的身體還需要一段較長時期的恢復。因此，傅醫生深沉地對毛澤東說：

  「要暫時把革命工作放一放，集中精力把身體養好。」

  但是，毛澤東深知局勢的險惡，他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置革命工作於不顧而專心養病。因此，他違心地點點頭，遵醫囑吃過藥，把傅連暲送走之後，就又駐步屋中，獨自思索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大事。少頃，警衛員吳吉清送來了一些文件，他又伏在桌上認真地看了起來。

  傅連暲是熟悉毛澤東的個性的。同時，他也依稀知道毛在紅軍即將開始的戰略轉移中的作用。因此，他在睡覺之前又來到毛澤東養病的房間。當他看到自己的這位大病未愈的病人還在專心翻閱文件，一種異樣的情感打心底泛起，使他不得不動情地說道：

  「你是我的病人，我有權要求你休息。」

  毛澤東抬起頭，看著傅連暲那嚴肅的表情，他沉吟片時，有些沉重地說：

  「局勢很緊張，休息是做不到的！」

  傅連暲一是深知毛澤東的性格，再是他自己也為緊張的局勢擔心，故輕輕地嘆了口氣，沒有再勸毛澤東休息。

  「連暲同志，你離開瑞金的時候，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大家都在議論突圍轉移的事情。」

  說到紅軍突圍轉移，在上層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但是由於決定戰略轉移的權力控制在博古、李德手中，故何時進行戰略轉移、從何處突圍以及轉移到什麼地方等都秘而不宣，連毛澤東這樣官居高位的領導人也不知曉。他看了看傅連暲那沉鬱的表情，就沒再說什麼。

  然而在傅連暲的心目中，毛澤東是一定知道這些大事的。另外，他十分敬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沉吟片時，遂又以求教的口吻問道：

  「你看，紅軍突圍轉移應選在什麼地方？」

  提到這件事，毛澤東悵然地嘆了口氣，遂又想起了今年夏季對會昌考察的往事……

  是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失陷前後，毛澤東離開瑞金，前往贛粵交界的南線調查研究和指導工作。盤踞廣東的陳濟棠是地方實力派，和蔣介石矛盾重重，在歷史上曾三次通電反蔣，自稱南天王。在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中，蔣介石為把陳濟棠綁在他的戰車上，給了他個南路軍總指揮的頭銜。但陳濟棠出於自身的利益，並不想離粵赴贛為蔣賣命，消耗實力。另外，「陳深知蔣介石其人，奸險狡詐，反覆無常，對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測」。而這次令他參加第五次「圍剿」，實則是「借刀殺人」、「一石二鳥」之計，想使他的粵軍與紅軍兩敗俱傷，而蔣氏則坐收漁人之利。因此，他進剿紅軍的行動緩慢，時時考慮在防堵紅軍中也防堵蔣氏的中央軍入粵。換言之，陳濟棠的軍事行動與其說是服從蔣氏的命令，還不如說「主要是為他們自身的厲害著想，目的是防堵紅軍入粵桂地區」。有鑑於此，毛澤東把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最後希望，或不得已進行戰略轉移的突破口選在了南線。欲達此目的，中心問題是利用蔣、陳矛盾，搞好與陳濟棠的統戰工作。

  恰在這時，陳濟棠為給蔣介石做個樣子，集中兵力攻打廣昌。在北大門廣昌失陷前的一個星期，防守南線的紅軍被迫退出筠門嶺。毛澤東獲悉這一情況之後，對部隊講道：

  「你們是新部隊，敵人又那麼多，打了那麼久，敵人才前進了那麼點，這就是勝利！」

  針對部隊想奪回筠門嶺的思想情況，毛澤東又告誡說：「現在應該把主力抽下來，進行整訓，用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和赤衛隊打游擊，鉗制敵人。在整訓中要總結經驗，好好研究擋不住敵人、不能打好仗、不能消滅敵人的原因。」總之，毛澤東的意圖是：不能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而獲罪於陳濟棠，將陳氏把守的南大門緊緊關死。因為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把陳濟棠推到蔣介石的一邊，而且也等於斷了紅軍突圍的通道。

  可是，博古、李德等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南線筠門嶺失守後，中革軍委調來方志敏的部隊，由第七軍團司令尋淮洲率領，「準備奪回筠門嶺」。毛澤東聽後不同意這種做法。他經過深思熟慮，即致電周恩來同志：報告「敵雖企圖進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謹慎態度」，「判斷是漸，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軍對西岸聯防隊及協白軍的，應是聲東擊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曉攻擊，包其一部，打其援隊」；建議紅七軍團軍團長尋淮洲「在瑞金待命為宜」。這時的周恩來正在考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與向陳濟棠借路等事，故收到毛澤東的電文之後，逐下令停止進行收復筠門嶺的戰役。毛澤東為了讓更多的同志了解和陳濟棠搞好統戰的重要性，在會昌期間曾對粵贛省委書記劉曉與粵贛軍區司令兼政委何長工講過如下這段話：

  對於南線的和緩形勢，毛澤東同志早就給以關注……他說，我們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利用敵人內部的爭鬥，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我們不能像教條主義者那樣，只知道「禦敵人於國門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動派間的矛盾，加強統一戰線工作。一面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一面可加派化裝小分隊，潛入陳管區，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道理，促使陳軍反蔣抗日。毛澤東同志還明確指出：根據前線情況，可以把筠門嶺一帶部隊抽下來進行整訓，緩和前線的局勢，並可積蓄我軍力量，以備不虞。

  事後追論：毛澤東的這些指示，對緩和南線紅軍與粵軍的對立，促成陳濟棠同紅軍和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在會昌期間的心情是沉鬱的。他作為詩人，會很自然地借詩詠志，表露這沉鬱的心境。誠如他本人在六十年代所回憶的那樣：會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最後，他終於吟出了一代名詞《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

  顛連直接東溟。

  戰士指看南粵，

  更加鬱鬱蔥蔥。

  毛澤東很快就從回憶中又回到了現實，他望著心境同樣不好的傅連暲，只是小聲且又低沉地吟了這首《清平樂.會昌》。

  傅連暲沉吟片時，近似自語地重複吟道：「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他似乎從這兩句詞中得到了答案，遂說了一句：「主席，應該休息了。」於是毛澤東就很不情願地離去。

  翌日上午，毛澤東久久思慮的大事——紅軍戰略轉移變成了現實。他接到中共中央「有特別任務」的秘密通知。毛澤東作為戰略家，十分清楚地知道，這「特別任務」十有八九就是紅軍開始戰略轉移。他當即命令警衛員吳吉清：

  「請通知所有人員，立即收拾東西，準備回瑞金。」

  吳吉清離去之後，毛澤東邊整理回瑞金的行囊邊發出了一個又一個自問：紅軍轉移的突破口選在什麼地方？紅軍轉移後的落腳地又選在哪裡？紅軍轉移後何時再回到中央蘇區？留在贛南的人民和傷員又怎麼辦？……他沒有答案！但是，當他想到這樣大的軍事行動連他都不知其情之後，他那本來就十分沉鬱的心情就越發地沉重了。當他想到回到瑞金向誰討教這一個又一個疑問的時候，他想到了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的周恩來。

  周恩來生於清末，長於民初。毫不誇張地說，在他的身上集納著一代救國志士的理想，他所走過的曲折的救國之路，就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中國近代史！如果說他西渡歸來，在廣州投筆從戎，幫助蔣介石辦黃埔軍官學校，一直到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南昌起義等，是他有意識地在中國踐行巴黎公社的道路，想在中國大城市的上空飄起十月革命的紅旗，那麼他在上海參與領導白區革命長達四年的教訓，就是他對這一革命道路發生懷疑的時期。但是，他在何時才逐漸確立中國革命只能走由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呢？是他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由上海撤到中央蘇區，在近三年的極其殘酷的反「圍剿」的戰爭中。而周恩來這前後十年的革命經歷，也就是中國共產黨人從創建初期由成功到失敗、再由失敗到覺醒的極其生動的革命史。

  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之後，正式接任遠在一九三零年十月十七日就決定了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之職。這時的中央蘇區在毛澤東和朱德等同志的領導下，於是年九月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殲敵三萬多人，迫敵轉為守勢，在一個較長的時間裡沒能對中央蘇區發動大規模的「進剿」。就在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前，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餘人在董振堂、趙博生的領導下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寧都起義，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使紅軍實力大為增加，使中央蘇區迅速擴大，使贛南和閩西兩個根據地完全連為一片。這時的紅軍已編成紅一方面軍，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總前委書記，朱德任總司令，下轄第一、三、五共三個軍團，約六萬人槍。實事求是地說，這時的中央蘇區是比較和諧的時期。

  但是，遠在上海的由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堅持比李立三更「左」的錯誤路線，在不了解中央蘇區情況的狀況下亂發指示，一味強調在國內革命戰爭中採取所謂「進攻路線」，不顧實際地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公然要求「將中央區、閩粵贛、贛東北、湘鄂贛、湘贛邊各蘇區聯繫成整個一片的蘇區，並以占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

  對此，堅持走以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毛澤東堅決反對。

  這時周恩來剛剛接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經過和毛澤東同志交換意見，改變了他到蘇區前主張進攻城市的意見，致電上海臨時中央，明確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但是，臨時中央復電：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

  對此，毛澤東仍不同意。

  結果，周恩來與蘇區中央局的多數領導作出攻打贛州的決定，並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打響了圍攻贛州的戰役。但是，由於戰略失策，判斷失誤，致使紅軍腹背受敵，不得不在三月八日撤出戰鬥。結果，「城未攻破，傷亡很大，又喪失了擴展蘇區的有利時機，因而是失敗的」。

  從此之後，蘇區中央局自覺或不自覺執行王明路線的多數領導同志，與毛澤東同志的思想相左，並發生對抗。為此，蘇區中央局於十月上旬召開了史家所稱的「寧都會議」。用與會人的話說：「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自然，這鬥爭的矛頭是對準毛澤東同志的。並提出要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的責任，而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

  對此，周恩來十分清楚：這等於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他在戰爭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幹，加之紅軍的基本隊伍，是由毛澤東和朱德同志從井岡山一步一步帶出來的，故不贊成這種意見。他強調指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因此，他堅持：「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的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事後追論：在當時的情況下，周恩來的這兩點建議是可行的，對革命也是有利的。

  但是，蘇區中央局多數領導同志堅持要剝奪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權，加之毛澤東絕不屈服的性格使然，周恩來的建議落空了。最後，毛澤東被批准暫時請病假回後方。結果，那些堅持剝奪毛澤東指揮權的同志必然對周恩來不滿，他們致電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批評周在會上「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認為周「在鬥爭上是調和的，是模糊了已經展開了的鬥爭戰線」。

  批評毛澤東的同志是錯誤的，責備周恩來的同志仍然敬服周的為人和才幹。雖經多次所謂磋商，到十月二十八日，上海臨時中央下達命令：以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這樣一來，毛澤東的指揮權就被剝奪了。雖說在周恩來和朱德等同志的領導下，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但隨著上海臨時中央局遷入中央蘇區，周恩來的指揮權也漸漸地被博古、李德等人剝奪了，使得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陷入了絕境，不得不作出戰略轉移的決定。

  說到紅軍舉行戰略轉移——長征，就在周恩來的心中激起很大的波瀾，使他不能不想起近一年來發生的令人痛心的戰略失誤……

  第四次反「圍剿」正在勝利進行的時候，原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政治局處境日益惡化，並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作出決定遷往中央蘇區。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等一到中央蘇區，立刻把中央蘇區的黨、政、軍大權抓到自己的手裡，為推行其「左」傾路線，借批判所謂的「羅明路線」，無情地打擊了一大批堅持執行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線的幹部。自然，毛澤東同志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對此，周恩來同志是很痛苦的。接著，遷到中央蘇區的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併，以博古負總責，周恩來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名義也就不存在了。年僅二十六歲、且從未打過仗的博古同志等下車伊始，就批評負責軍事指揮的周恩來和朱德同志，強行「要求將一方面軍主力分成兩個部分作戰」，這就是所謂的「兩個拳頭打人」。從此，周恩來的許多有益的建議被否決。

  是年九月，蔣介石發動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第五次「圍剿」。恰在這時，共產國際派來的李德被博古聘為軍事顧問由上海來到中央蘇區。不懂軍事的博古遂把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這位不會說中國話，更不懂中國國情的李德。從此，「李德的獨斷專行取代了軍委的集體領導」，「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裡憑著地圖指揮作戰」。加之「當時中央的錯誤領導，和李德本人的專橫作風，使他成了一個地道的『太上皇』」。結果，使第五次反「圍剿」從一開始，就陷於不利的作戰態勢。接著，博古等人又錯誤地處理「福建事變」，使得粉碎第五次「圍剿」失掉了最好的機會。同時，使得紅軍陷入更大的被動中！翌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博古等人不顧周恩來的反對，在指責毛澤東為「富農路線」的同時，堅持以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為了搬掉最後一個不同意見者，又於二月三日任命周恩來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實際上他們又剝奪了周對前線部隊的指揮權，只讓周擔負一些技術性的組織工作。大權在握的博古、李德命令紅軍處處設防，節節抵抗，推行「以碉堡對碉堡」和「短促突擊」，實行消極防禦的方針，使得紅軍所進行的許多戰役、戰鬥都遭到了失敗。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李德首次對博古說：

  「要準備做一次戰略大轉移！」

  四月中旬，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吃緊，博古、李德趕赴前線，與朱德組成野戰司令部。朱德名義上是司令，大權實際上操在博古和李德的手裡。他們調集一、三、九三個軍團的九個師堅守廣昌，同有著優勢兵力的敵人進行「決戰」。結果，廣昌失守，僅三軍團就損失多達三分之一的兵力。在國民黨部隊進入中央蘇區腹地的形勢下，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並將這一決定向共產國際請示。不久，共產國際復電同意中央紅軍主力撤離蘇區。為了準備戰略轉移，成立了以博古、李德、周恩來為首的中央「三人團」，遂秘密地開始準備工作。

  在這前後，周恩來的心情是很不好的。但是，他清楚自己在三人團中的地位：政治上由博古做主，軍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來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並不能與聞所有的事情。事至如此，他想的是如何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能順利地完成紅軍的戰略轉移。在這期間，他協助中央決定以第七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前進。同月下旬，他又協助中央決定第六軍團退出湘贛邊革命根據地，向湖南中部挺進。目的在於：「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周恩來在完成「探路」和「調敵」之後，隨著中央蘇區不斷縮小的危局，遂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中去。但是，他很快發現在重大問題的決策上自己是被排除在外的，像黨政幹部誰留誰走的事情，「三人團」不僅未開會研究，而且他「迄未與聞」。對此，他只能「相忍為黨」，繼續默默地做著交由他具體承辦的事情。

  今天時過中午了，周恩來依然在忙碌著。他剛剛給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打完電話，請他們迅速趕到瑞金「接受重大任務」，警衛員又前來報告：毛澤東主席由於都回到了瑞金，要求面談。周恩來聽後很是興奮，連忙說道：

  「有請！有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