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一篇

  一

  北國十月是全年中最美好的季節。在坦蕩無垠的大平原上，到處都洋溢著豐收的歡笑。就說是在那有五花季節美譽的深山老林中吧，也不時飛出打柴人的歌聲，或登山人的笑語。如果再仰望那藍藍的高天，以及在碧海長空中飄浮的白雲，一定會情不自禁地說道：

  「啊！多美的秋天……」

  但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北國卻是十分淒戚慘然。大地荒蕪，滿目瘡痍，再看看那遍野的餓殍以及那累累的白骨，再聽聽那「左手拿著瓢，右手孩兒抱，離鄉背井把飯要……」的歌聲，大有不寒而慄之感！不知情的人們一定會發出這樣的自問：

  「啊！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怎麼了？……」

  十月中旬末的一天，鉛似的濃雲重重地壓迫著大地，淅淅瀝瀝的秋雨就像是潸然而下的淚水，又給昏暗的大地蒙上了一層霧似的白紗，也給逃難人們的心上罩上了一層難以消散的愁雲。就在這時，遠天隱隱傳來隆隆的響聲，四處流浪的人們下意識地停住了腳步，幾盡本能地循聲眺望長空，遺憾的是低垂的濃雲遮住了視線，什麼也看不見。隆隆作響的馬達聲越來越近了，不知是誰喊了一聲：「日本飛機又要下蛋了！」雨中的難民有的臥在泥濘的莊稼地里，有的不要命地四下逃散，再聽聽那男人喊、女人叫、孩子哭……真是慘不忍睹，悲不忍聽！讀者看後一定會憤然地罵道：

  「可恨的日本侵略者！……」

  但是，今天在長空中翱翔的飛機不是日本人的轟炸機，而是南京國民政府蔣委員長的專機。為此，讀者一定會發出這樣的自問：

  「蔣介石不在南昌組織實施第五次『圍剿』計劃，他坐著專機到華北來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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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介石為完成一統天下，安坐九五之尊的寶座，首先實行了「削藩裁軍，一切權力歸中央」的計劃。為此，他相繼發動了「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馮閻中原大戰」等內戰，終於打垮了諸地方實力派，使得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李宗仁等這些擁兵自重的封疆大吏稱臣。接著，他置日本侵略於不顧，在「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方針下，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尤其對江西朱毛紅軍進行了長達四年的軍事「圍剿」。但是，出蔣所料的是，自一九三○年冬到一九三三年夏，對江西朱毛紅軍發動的第一、二、三、四次軍事「圍剿」均以失敗而告終，損兵折將達三十萬以上。南昌行營主任魯滌平，因第一次失敗被撤換；繼任者何應欽，因二、三、四次「圍剿」的失敗，怯蔣譴責而惴惴不安，遂被蔣介石發往北平，去辦理對日妥協、出賣華北的賣國外交去了。因此，紅軍成了蔣介石的心頭之患！

  蔣介石痛心於以往「圍剿」紅軍的屢次失敗，並從這些教訓中醒悟出一些道理，遂改弦更張，放棄了長驅直入打運動戰的作戰原則，一面調整部署，一面調集一百萬大軍、二百架飛機和大批軍火。為實現「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修碉築路、逐步推進」的戰略，特任命顧祝同為北路軍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指揮蔡廷鍇所部；以何鍵為西路軍總司令，指揮九個師又三個旅的軍隊；用重金收買南天王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這樣一來，就把紅軍困在了贛北、湘贛、粵贛、閩贛之間，再「輔以楊永泰建議的保甲團練政策，企圖構成包圍圈，斷絕蘇區物資來源，迫使紅軍進行陣地戰來比力量拼消耗」，進而達到消滅紅軍和摧毀中央蘇區的目的。

  天有不測風雲。是年冬，陳銘樞、蔡廷鍇等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在「圍剿」紅軍的東方打開了一條缺口。如果當時中央蘇區主要負責人博古等利用這一天賜良機，第五次反「圍剿」很快就能被粉碎。但是，博古等人頑固地堅持「左」傾教條主義路線，致使福建事變很快失敗。同時，蔣介石重新任命蔣鼎文為東路軍總司令，衛立煌為前敵總指揮，轉頭進攻中央蘇區，使得蔣介石的「步步為營、堡壘推進」戰略得逞。加之，剛剛進入中央蘇區的李德與博古等人執行「禦敵於國門之外」、「實施短促突擊」以保證「不丟失根據地一寸土地」的「左」傾路線，使得中央蘇區日趨漸小，紅軍將士傷亡逾萬。待到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被陳誠所部攻陷之後，紅軍完全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境地。等到紅六軍團奉命自湘贛突圍西去之後，蔣介石認定江西「圍剿」紅軍的大勢業已完成。是年九月，蔣氏在廬山曾得意洋洋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湘贛邊紅六軍團在西路軍圍攻下站不住腳才不得已而西移的。孔荷寵投降是紅軍瓦解的先聲。」

  也就是在這關鍵時刻，蔣介石召來了他的重臣、策士楊永泰，考試似的問道：

  「你看我的下一步棋應當如何走？」

  楊永泰，廣東茂名人，生於一八八○年，考取秀才。一九○一年入廣東高等學堂，後入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遂入政壇角逐，並成為當時頗有影響的「政學會」（即老政學系）的成員。隨著曹錕賄選後的國會的消滅，政學會也壽終正寢。十年之後，楊永泰擠進了蔣家王朝的大門，並沿襲古代權奸的衣缽——「結納近臣，察帝動靜，故奏對皆稱旨」，著手研究蔣介石的思想作風及其生活習慣，同時還向蔣介石身邊的人打聽蔣氏的「起居注」，故向蔣氏條陳時事意見，往往「報可」。結果，他逐漸取得了蔣氏的信任。正當蔣介石準備實施第四次「圍剿」紅軍計劃，且又憂心忡忡地感到沒有把握之際，楊永泰抓住這個時機上了一篇萬言書。據說它的主要內容是：闡明「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主張「安內」（即「剿共」）必須用七分政治，並提出了所謂「政治剿匪」的綱領與方案。蔣介石看後「龍顏大悅」，立即擢用楊永泰為豫鄂皖「剿匪」總司令部的秘書長，著即「隨駕親征」。待到南昌行營成立不久，蔣氏完全接受了楊永泰的所謂「剿匪要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主張，並把行營龐大的組織機構簡化為兩個廳：即以參謀長賀國光兼任廳長的軍事廳，以秘書長楊永泰兼任廳長的政治廳。從此，楊永泰得了一個「七分廳長」的綽號。也就是在這期間，他和江西省主席兼行營辦公廳主任熊式輝緊密勾結起來，在國民黨內又逐漸形成了「新政學系」，公然與其他派系爭寵奪勢。實事求是地說：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紅軍得以成功，除去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者執行「左」傾路線外，楊永泰等人搞的這一套反動方案，並同「柳維垣提出的碉堡政策相配合」，也是重要的原因。

  楊永泰作為一名策士，不僅會審時度勢，既知道「圍剿」紅軍的態勢發展，而且還能準確地揣度此時此刻蔣介石的心路軌跡的變化，因此，當他聽到蔣介石的問話之後，即斷然地答說：

  「委座，我看您應當把江西剿共的事放一放，到華北等地做一些安撫工作。」

  蔣介石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政治家，他一聽楊永泰的口氣，就知道這個策士已經猜出了自己的心事。他為了進一步摸清楊永泰的全部想法，又有意地問道：

  「你是怕國人罵我不抗日吧？」

  「也是，也不完全是。」

  「你是不是為了回應共匪提出的抗日口號？」

  楊永泰微笑著搖搖頭。

  「就是嘛，共匪他們有什麼力量抗日，無非是誘使我軍放鬆包圍，從困境中逃遁。」

  楊永泰信服地點點頭。

  「這也證明了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是正確的，不消滅共產黨就不能抗日。」蔣介石說罷看了看楊永泰的表情，復又加重口氣說了這句史有所記的話，「因此我們更應對共軍加緊包圍，聚而殲之，不使漏網。」

  楊永泰自然清楚蔣介石如此講話的本意，並不是測試自己對下一步「圍剿」紅軍的戰略設想，而是有意考察誰能猜透蔣氏下一步棋的動向。對此，聰明的策士明知不答，或巧妙地顧左右而言他，由蔣氏道出——有意滿足蔣氏作為最高主宰者所特有的虛榮心——進而達到自保的目的。但是，楊永泰或許是過分的聰明，也或許是剛愎自用的性格使然，他不僅沒有向當年劉備學習「青梅煮酒論英雄」之道，反而大講特講華北自「塘沽協定」簽訂一年多以來，長城內外與黃河上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當他分析了日本侵華企圖以及馮玉祥、閻錫山等實力派有可能利用人民的抗日情緒，再次舉起反對中央的大旗之後，遂又直言道：

  「華北百姓的心需要委座去撫慰，日本步步進逼的行為也需要委座去做個姿態，至於那些有反叛之心的實力派，委座也應該當面曉以利害，給以顏色。」

  對此，蔣介石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

  楊永泰並沒猜透蔣介石的心思，他再次認為自己獻策有功，遂暗自欣喜，告辭離去。這就是楊永泰的悲劇所在。自然，這也就是楊永泰兩年後被蔣介石免職，並被政治對手暗殺的原因所在。此乃後話。

  蔣介石為了防止被圍困的紅軍發生變故，在粵贛和湘贛交界處派重兵布防了三道封鎖線之後，遂在十月初偕宋美齡下廬山，乘專機去華北各地視察，同行者有楊永泰和侍從室主任晏道剛。蔣氏先後「歷經北平、察哈爾、歸綏、太原、西安各地，分別接見了當地軍政首腦」。「蔣在北平接見的，有原東北的軍政人員莫德惠、王樹常、馬占山、蘇炳文、米春霖、鄒致權（張學良之辦事處主任）等，在察哈爾接見宋哲元等，在歸綏接見的有傅作義及蒙旗德王、雲王、沙王等，在太原與閻錫山密談多次，在西安接見楊虎城、馬鴻逵等。」蔣對這些人大肆宣傳「不是不抵抗，是共產黨拉住了後腿，非消滅共軍不可」的理論，藉以「爭取大家同情他反共，以緩和國人對他不抗日的攻擊」。

  正當蔣介石向諸實力派起勁地宣傳「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之際，突然於十月中旬「接南昌行營轉來情報，知道紅軍主力有突圍模樣，前鋒已通過信奉江（即桃江），蔣鼎文東路軍先頭已由長汀逼近瑞金」。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炸得蔣介石險些不辨東西。他稍許鎮定一下情緒，遂下令：

  「晏主任，請準備好專機，立即趕回南昌！」

  這個被蔣氏稱為晏主任的隨行人員即晏道剛。晏氏為湖北漢川人，早年投在趙恆惕的湘軍中供職，歷任下級軍官和參謀長。北伐軍興，他又改任湘軍唐生智第八軍參謀長和第四方面軍參謀長。一九二九年冬，唐生智於豫南反蔣失敗之後，晏遂離開軍隊過了一段隱居生活。一九三三年，由何應欽推薦出任南昌行營第一廳副廳長，負責處理作戰業務。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初創侍從室，晏出任侍從室主任。從此，他隨侍蔣介石身邊，從旁相助蔣氏「圍剿」紅軍。

  晏道剛作為一個稱職的高級參謀官佐，自然懂得紅軍突圍的結果——意味著蔣氏一年「圍剿」紅軍將功虧一簣，因此，他迅速安排好了專機，不顧濃雲重壓所造成的能見度很低的天氣，請蔣介石、宋美齡，以及楊永泰和其他隨行人員登機南返。有意思的是，蔣氏北來的時候興意極濃，一路上侃侃而談，似無倦意；但此次南返卻蹙眉凝思，連一句話也不曾說過，使得專機中的空氣分外的沉悶。

  蔣介石回到南昌行營之後，連備好的白開水都不曾喝一口，就下達命令：

  「晏主任，楊廳長，請分頭通知有關人員：立即趕到作戰室，參加軍事會議！」

  晏道剛與楊永泰非常清楚這次軍事會議的內容，是研究紅軍突圍所引起的後果以及應該採取的防堵措施。為此，他們分頭通知江西省主席兼行營辦公室主任熊式輝、行營第一廳廳長賀國光、參謀本部高級幕僚林蔚等人趕往作戰室，參加蔣介石親自召開的軍事會議。由於熊式輝、賀國光、林蔚三人在本書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故筆者有必要向讀者做一扼要的介紹：

  熊式輝，字天翼，於一八九三年出生在江西省安義縣萬家埠鴨嘴壠村。他早年思想上趨向維新，並崇拜康有為和梁啓超。後棄文習武，相繼入江西陸軍小學、南京陸軍中學，並以優異的成績被保送保定軍官學校學習。一九二一年，又被廣東軍政府參謀部保送日本陸軍大學深造，並於一九二四年學成回國，遂晉見蔣介石，被蔣氏委任為第三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從此，他依靠蔣介石在軍中混跡，青雲直上。第二次「圍剿」紅軍慘遭失敗之後，蔣氏在南昌設立行營，熊式輝被蔣氏委任為行營參謀長。也就是在這期間，他和楊永泰一見如故，不僅成為「新政學系」的領袖人物，而且為了推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共策略，還向蔣介石提出了以宣揚「四維八德」來鼓吹反共理論的「新生活運動」，並組成了以蔣介石為會長、宋美齡為指導員、熊式輝為主任幹事的「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由於他乘坐飛機出事摔成瘸子，遂主動請辭軍職，又被蔣介石委任為江西省主席兼行營辦公室主任。毫不誇張地說，上述楊永泰的所謂功勞，都有熊式輝的一半。而今，蔣介石召開研究紅軍突圍動向的軍事會議，熊式輝無論是作為江西省的父母官，還是作為南昌行營辦公室主任，無疑都應出席會議。

  賀國光，字元靖，於一八九五年生於湖北省蒲圻縣趙李橋一個耕讀世家。後隨父入川，考入四川陸軍速成學校，與劉湘、楊森等川中名將同窗。辛亥革命之後考入陸軍大學深造，遂又參與鄂軍角逐功名。北伐軍興，改投蔣介石門下，參與軍機。「征戰中，賀上書建議，對於軍事、敵情、地形、民俗等等，都有所重要條陳，並有頗多卓越見解，多被蔣採納」。第四次「圍剿」紅軍失敗之後，他建議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採取「碉堡戰」。其法為：「每收復一地，迅即以克難方式，廣修公路，密建碉堡，堡與堡間的距離，以目及彈及為度。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堅，務使縱橫參錯，列羅成網，目力火力皆能交叉，一堡有警，四方響應，逐步前進，逐步圍剿，使包圍圈逐漸縮小，然後聚殲」。一九三四年一月，「賀策定東、北兩路軍合圍計劃，得到了蔣的同意，立令實施」。東路軍在福建相繼攻陷建寧、永安、連城，北路軍按計劃於四月下旬占領廣昌。此次蔣介石北巡，賀國光留守行營，待到他獲悉紅軍有突圍的跡象後，立即電請蔣介石南返。當他接到出席軍事會議的通知之後，立刻趕到作戰室，把有關的電文、材料備好，置於蔣介石的座位前。恰在此時，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林蔚走進作戰室，他笑著問道：

  「林廳長，你看今天的軍事會議……委座會有什麼高見？」

  林蔚跟隨蔣介石多年，積有一套豐富的「伴帥」經驗。他曾向賀國光等人談起當參謀長的要訣：「要有戰略眼光，遇事要抓住重點，要任勞任怨」。還多次說作為蔣介石的幕僚，「最主要的是能揣摩蔣介石的心意，能明了蔣介石重大決策之意圖」。為此，他胸有成竹地答說：

  「唯委座之意旨是從。」

  賀國光似乎懂了這句答話的內在含義，遂贊同地點了點頭。

  不久，晏道剛、楊永泰、熊式輝相繼走進了作戰室，大家心照不宣地點點頭，分別在各自應坐的位置上落座。

  蔣介石終於邁著軍人的步伐走了進來，與會者整齊劃一地起立，肅然目送蔣氏走到他的寶座前，雙手習慣地取下軍帽，放在右前方的桌面上，待到蔣氏點頭落座後，大家才又像小學生那樣坐下，等候著這位「教員提問」或「授課」。

  首先，蔣介石拿起面前備好的電文，一頁一頁地用心翻閱，他那嚴厲的目光偶爾會停在一頁電文上，就像將要發現「新大陸」那樣，蹙著眉宇在思索著什麼。每到這種時候，與會者的表情就會發生變化，似乎都在暗暗自問：「他又在做什麼文章？……」蔣介石那如同電影定格後的表情和目光終於又開始變化，全體與會者隨之又下意識地輕輕吐了一口氣，等著蔣氏看完全部的電文，發表被他們稱之為偉大的宏論。

  但是，今天的蔣介石卻一改舊習，不僅沒有對部屬進行庭訓，反而微微合上了他那永遠射出領袖威嚴目光的雙眼，似陷入了更加深沉的凝思。這時，剛剛有所放鬆的與會者的心猝然又繃緊了弦，暗自猜度蔣氏的葫蘆里將賣什麼藥。突然，蔣介石站起身來，走到掛著作戰地圖的大牆下邊，仰首看著那張標有各種軍用符號的地圖。與會者未弄清這是為什麼，都機械地仰起頭，但目光卻停留在蔣介石的表情上。一廳廳長賀國光慌忙拿起那根長長的指看軍事地圖的教鞭，誠惶誠恐地說：

  「委座，給您。」

  蔣介石無聲地接過教鞭，繼續沉吟良久，方才緩緩地轉過身來，用雙目的餘光掃了一下與會者的表情，操著領袖的口氣考問道：

  「諸位，尤其是賀廳長、熊主席，先於我等獲悉共匪突圍的消息，對未來戰局有什麼想法盡可暢所欲言。」

  或許是與會者不想再捱度這無言的痛苦時光，也或許都猜透了蔣介石這盤棋的走法，遂就紅軍突圍的形勢和所謂的對策議論紛紛，但他們的發言似乎達成了一種共識：誰也不談最本質的東西，留給蔣氏一展雄才大略。蔣介石聽了片時，也聽出了這其中的奧妙，遂舉起手中的教鞭，指著贛粵邊界的信豐一帶，低沉地說道：

  「從目前得到的軍事情報看，共匪突圍已成定局。但是，共匪突圍後的行動方向卻不知。因此，我們在商討對策之前，必須搞清，或者說猜測、判斷他們將去什麼地方。」

  蔣介石已經出了考題，與會者就遵命應答。經過嚴肅的討論，對紅軍行動方向做了如下判斷：

  一、由贛南信豐入廣東。根據是：贛粵交界大山雄立，交通不便，加之粵系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有二心，在歷次「圍剿」紅軍的戰鬥中取守勢，與東面的蔣鼎文所部、北面的顧祝同所部、西面的何鍵所部相比較，贛粵交界是最為薄弱的一面。而紅軍選擇弱者突圍是情理中事。另外，廣東尤其是潮汕一帶，歷來是共產黨鬧革命的地方，加之粵地有著長長的海岸線，中共容易打通海上的國際交通，得到必需的軍火物資。對此，蔣介石認為有其可能。但他從戰略的角度提出了質疑：

  「紅軍利在乘虛，如進入粵境，逼得粵軍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後夾擊，是難於立足的，那是他們的不利之路，去了也無足為慮。」

  二、從贛南經粵湘邊入湘南，重建蘇區。根據是：紅軍自贛南突圍，南天王陳濟棠堅拒紅軍入粵，那紅軍突圍之後唯有沿著粵湘邊界入湘南。再者，湘南有著良好的革命傳統，紅軍中的主力有不少是來自湘南，在此重建革命根據地是可能的。對此，蔣介石是贊同的，也是蔣介石最為擔心的。尤其當他再想到紅六軍團突圍沿此路線西去，與湘西的賀龍所部會合的現實之後，這種擔心愈加嚴重了。因此，當他聽完與會者的議論之後，憂心忡忡地講了如下這段話：

  「贛粵湘邊區是政治上的薄弱點所造成的軍事薄弱點，且中央紅軍入湘後有與賀龍部會合之利，應加重視。」

  三、紅軍沿粵湘邊界進入湘南之後，一不在此地重建根據地，二也不沿著紅六軍團突圍的路線西去，與賀龍所部會師，而是像當年太平天國北征路線出鄂皖蘇區再北進，利用抗日做誘餌，與退入關內的東北軍、雖敗而不服的西北軍，以及閻錫山的晉軍等結為一體，轉戰黃河上下和長城內外。對此，蔣介石在北巡中就感到了這種威脅。因此，他蹙著眉頭講了這樣一句話：

  「我認為這是當年太平天國北進路線，政治上威脅較大，可以考慮。」

  四、紅軍突圍進入湘南之後，一不在湘南重建根據地，二不與湘西賀龍所部會師，三也不沿著當年太平天國北征路線出鄂皖北進，而是經湘西入黔、川北進，與徐向前所部紅四方面軍會師，在川、陝、甘等地重建蘇區。講到此處，一向愛表現才幹的楊永泰再也按捺不住，他大講特講了一番孔明圖川的歷史之後，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道：

  「委座，我們還要考慮共匪入黔爾後渡長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對此，蔣介石很不以為然。加之，他對楊永泰的發言不滿，當即說：

  「這是石達開走的死路。他們走死路幹什麼？如走此路，消滅他們就更容易了。」

  楊永泰一聽蔣介石的口氣，遂收住了自己的話語。其他與會者也聰明地收口不語。因此，一個議論風生的軍事討論會猝然變得死氣沉沉了！蔣介石看到自己的威嚴所在，有意停頓片刻，操著請教的口氣，點名指問一直沒有表態的熊式輝：

  「天翼兄，談談你的看法吧？」

  熊式輝清楚蔣介石請自己發言的用意，遂很有分寸地說道：

  「該講的委座都講了，我均表贊成。再說，我身為江西省主席，更應多考慮共匪突圍之後做些什麼。換句話說，如何在江西替委座分憂。」

  蔣介石聽後有著一種說不出的愉悅感。他看了看與會者的表情，又說道：

  「不論共軍是南下或西行、北進，只要他們離開江西，就除去我心頭之患。」

  「是的，是的……」楊永泰為挽回面子，忙敲邊鼓似的說道。

  但是，蔣介石似乎不給楊永泰面子，他繼續按著自己的思路說：

  「紅軍不論走哪一條路，久困之師經不起長途消耗，只要我們追堵及時，將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滅共軍的時機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劃。」

  蔣介石匆匆回到南昌行營立即召開的商討紅軍突圍後的對策會議就這樣結束了。但是，作為軍事家的蔣介石非常清楚，時下當務之急是摸清紅軍突圍的真實動機和方向，因此，他又對負責作戰的廳長賀國光命令道：

  「立即派出飛機搜查，以最快的速度搞清共匪突圍的真相！」

  賀國光為落實蔣氏的指示，與自己的副手兼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忙碌起來。晏氏作為行文的高手，天天在撰寫向進剿紅軍各部下達的命令，賀氏則時時都在接收來自各部的有關消息，並交由晏氏轉呈蔣介石。對此，晏道剛做了如下的記述：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紅軍西移前鋒迅速達到贛粵湘邊。從國民黨東路軍占領瑞金所得資料中已明確：紅軍不是戰術機動，而是戰略轉移；不是南下，而是西進。蔣介石在南昌於是日下午七時召集我和賀國光談，擬定初步追堵的計劃要旨，限九時以前發出電令。當時我正患偏頭痛，勉力支持草擬計劃電文，每隔十幾分鐘蔣即以電話催問賀國光是否擬就。賀對我說，蔣似迫不及待，持電話聽筒之聲甚重，要我迅速草擬讓他去看算了。依計劃要旨發出的電令大意有：（1）西路軍何鍵部除留劉膺古縱隊於贛西「清剿」外，主力悉調湘南布防，依湘江東岸構築工事進行堵截，並以有力之一部在粵湘邊境堵擊，該部總部移駐衡陽；（2）南路軍陳濟棠部除李揚敬縱隊留置贛閩邊「清剿」外，主力進至粵湘邊樂昌、仁化、汝城間地區截擊，該路軍總部推進至韶關；（3）第四集團軍主力集中桂北，總部移至桂林；（4）北路軍顧祝同部以第六路軍薛岳率所部包括吳奇偉、周渾元兩個縱隊擔任追擊。

  蔣介石的戰略意圖是清楚的：那就是把突圍的紅軍團團包圍在贛、粵、湘、桂四省交界處，把所謂的「久困之師」——突圍的紅軍再次困而殲滅。但是，蔣介石作為一方的戰略統帥十分重視紅軍統帥部的變化，其中尤其關注毛澤東在此次突圍中的作用。因為前後五次「圍剿」，國軍有過四次慘敗的教訓，他通過各種渠道獲悉，概因毛澤東指揮高明；而第五次「圍剿」始有今日，也是因為毛澤東被剝奪指揮大權所致。因此，他又向賀國光和晏道剛下達命令：

  「隨時掌握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