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碩儒

  回憶總伴著縷縷惆悵，哪管歲月激揚、世事通達，當他站在成就的高山、回望登山時的蜿蜒小路，也不禁會慨嘆連連，這或許就是人們「追憶似水年華」時興嘆迭起的緣由，也是近年來，每每夜深人靜朝柱和我通話時屢屢流露的歲月催人的脈息所在。

  我們常常掐指計算，論年月，我們已經相識相交23年了。那時，我們正當壯年；那時，國門初開，西風東漸，隨著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紛起；文學藝術界無不想求新求變，模仿、舶來、橫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識流、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內容上，解構傳統解構觀念，於是出現了重塑信仰重塑觀念重塑審美的風潮。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同朝柱認識了。先是編輯趙燕玲拿來了他的《李大釗》和《土肥原賢二》兩部厚厚的書稿，說她以為書稿不錯，頗有歷史價值。於是我抓緊審讀，讀後以為，作為堪與英國大間諜勞倫斯媲美的土肥原，無論其謀略、奸詐、野心、陰毒及至他在直奉戰爭、謀殺李大釗、炸死張作霖、「九一八」事變、策動溥儀出關、籌建偽滿洲國、策反汪精衛等事件中所起的謀劃指揮作用，都寫得出神入化，其文獻歷史與社會價值自不必說，即使當時出版界已孜孜追求的經濟效益也殷殷可期；至於皇皇72萬字的《李大釗》，以當時的歷史背景和人們讀書趣味的選擇，怕是不易有多少印數。可看看朝柱那宏大高遠的立意、嚴謹大氣的結構、豐盈翔實的史料，特別是李大釗堅定的信仰與當今信仰迷失的對接與啟示，此書的價值遠在那時一部部熱炒著的圖書之上！何況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作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學人和革命先烈，至今尚無一部完整的傳記出版，豈不是文化界、出版界的失職？於是，我請責任編輯邀請朝柱來出版社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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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初冬的上午，他身著一件舊綠呢軍大衣，頭戴一頂也是半舊的灰呢鴨舌帽，蹬著一輛嘎嘎作響的自行車來到了出版社。出版社連環相套的四合院已拆得零零亂亂，正建如今的辦公大樓，我們無處可坐，只好在後院的食堂接待他。不知是仍未走出他創作的思維，還是軍人的不苟言笑，第一次見面的他沒有現在的滔滔不絕，只是定定地用那雙近視鏡片後面睿智而多思的眼睛看著我。為打破沉默，我直截了當說出了我對他兩部書稿的評價和意見，當我說到《李大釗》一書篇幅太長，引文太多、希望他刪除十萬字時，他說話了：請讓我想想，過幾天回答你……我深知作家對作品的感情，為禮貌也為慰藉，我留他吃飯。但以那時的條件風習，在機關食堂吃份客飯，多加幾個菜，也就只能如此了。後來，當兩書出版，特別是《李大釗》一書破格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作品研討會，當時出席的國家主管最高領導人胡喬木、馮牧和眾多著名評論家都滿懷深情地給予了高度評價後，朝柱聲名鵲起。他這也才暫時忘卻了《李大釗》一書刪掉十多萬字的遺憾。可當後來談起我們的初次見面時，朝柱總是幽默地調侃著：那是他告別音樂（他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之前主要從事音樂創作）、踏入文壇的第一步，可那一步並不愉快，因為我不容商量地「割了他的肉」，而他對我的第一印象是「霸氣」。

  以書結緣，雖然我們性情不同、審美有異，雖然他仍以為我「霸氣」不小，可因為彼此的真性情和相通的心靈，我們的關係卻從作者與編者的友情潤物無聲地流向披肝瀝膽、以誠相見的知己境界。就在《李大釗》和《諜海奸雄——土肥原賢二》兩書出版後不久，他拿來了一部厚墩墩的書稿《龍雲、盧漢和蔣介石》，之後，或一年一部或一年兩部又陸續拿出《李宗仁和蔣介石》、《馮玉祥和蔣介石》、《宋美齡和蔣介石》、《汪精衛和蔣介石》、《張學良和蔣介石》。開始，我被他的寫作題材大轉移蒙住了：一個作家怎麼可能自研究寫作共產黨創始人始，僅用半年多的時間就接續跳到蔣介石和那麼多國民黨的重量級人物上？而且一年一至兩部、每部都在三四十萬字以上！他是如何寫出的？這樣的書稿經得起推敲嗎？我不能不在認真審讀的同時提出一個個疑問。他倒並不反感，說他是在「文革」中趁別人忙著打派仗，並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勞改6年中認真研習、陸續寫出的。一位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的畢業生扔掉音樂、研究近現代史不覺可惜嗎？他自幼鍾愛音樂，16歲就進入音樂學院附中，大學畢業後學校又已準備讓他做院長趙渢的秘書，本該在樂壇有所作為，一旦決絕地扔掉音樂真是撕心裂肺地疼痛，可那時沒有自由，只能如此。那又為什麼選擇了蔣介石作為研究對象？因為他的一生幾乎涵蓋了中國現代史的方方面面。在他身上還集納著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特別是治國平天下的治國之術。這才想以歷史唯物主義史觀，學習太史公「以人為史」的手法，在塑造歷史人物的同時，儘可能真實生動地揭示這段極為複雜的歷史，藉以道出這段歷史文化的內涵，以啟悟後人。果然，從成書後的效果看，他的確未負初衷。無論是他筆下的蔣介石和他麾下的各路國民黨大員，都從歷史、文化、謀略各自不同的角度，刻畫得鞭辟入裡入木三分，而由他們衍釋出的那段紛繁詭譎的歷史也呈現得條理分明。如在《汪精衛和蔣介石》中，他集中表現的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衛擊垮右派元老胡漢民，而後又利用胡漢民逼迫汪精衛拱手讓權、下野出國，最終達到了蔣介石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國民黨軍政大權的目的；在外交方面，「九一八」事變前，他對日、美採取等距離外交，事變後才逐步過渡到聯美抗日，才使得美援源源而來，這真是典型的因時而異的遠交近攻策略；在《宋美齡和蔣介石》中，他濃墨重彩渲染的就是兩個人身上附著的不同文化心理結構，他們有影響有滲透有碰撞，終歸衍釋出種種不同平常夫妻的戲劇來……正是基於他艱苦的研究、別致的視角、成熟深邃的思索，他筆下的蔣介石形象才從表層到深層、從臉譜描畫到文化探究，終於以一個背離歷史進程的縱橫高手的悲劇形象展現在今日的讀者面前。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正當他的蔣介石系列街談巷議的時候，他筆鋒一轉，又寫起共產黨的重大事件和高層人物來。拿給我的第一部書稿是皇皇73萬字的《毛澤東周恩來與長征》。那時，「非毛」的聲音不絕如縷，幾十年來，長征題材的小說、回憶錄和影視作品也屢見不鮮，他的長征能有什麼新意嗎？我不能不抱著審視的態度認真審讀。我不能不承認，他又一次使我震驚了。不同於任何這類題材作品的是：他既擺脫了空洞抒情高調歌頌的舊套，又拋卻了以個人經歷個人所知的某戰役某人物的回憶描摹，而是將這一壯舉放置於世界大勢兩個陣營角逐的大勢中，以成熟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辨析為指導，既寫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略圖謀與殘虐、第三國際和蘇俄的錯誤干擾，又寫了國共高層的縱橫謀略及至他們迥然相異的胸襟抱負和文化心理，以此折射，長征中，共產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激烈複雜也寫得條分縷析，在不傷黨的偉大團結的主旨下，毛澤東、周恩來的英明偉大、智慧情懷卓然而觀現。其風格的大氣磅礴，其結構的細密相間，其史料的翔實豐富，其人物的呼之欲出，都是在史傳文學領域裡不多見的。我預感到，在當時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此書的出版完全會廓清不少是是非非的傳言，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保持毛澤東形象、對改革開放的順利推進，必會有不菲的貢獻。

  果然，《毛澤東周恩來與長征》出版後，朝柱成了朋友圈中不可或缺的一員，當時的作協黨組書記、著名文學評論家馮牧與他切磋；當時主管影視的文化部副部長丁嶠給他命題；軍界領導周克玉和軍內著名作家徐懷中對其創作關懷備至；那時的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劉雲山、廣電部部長田聰明、財政部副部長李延齡愛聽他講國共大事的來龍去脈，作家柳萌更是以兄長的身份關愛鼓勵無以復加。

  就在朝柱創作豐收、友情熏熏的時刻，因為家庭原因我移居了美國。未料，第二年4月，他借赴夏威夷採訪張學良之機假道舊金山來看我。歲月翻轉，地域更迭，能在舊金山接待專程來看我的朝柱，真是百感交集五內翻動。他帶來了國內友人的問候，我陪他從漁人碼頭來到金門大橋。望著大橋上、山脊間那鬱郁蓊蓊的潮霧，我指著西面的太平洋說：越過這片大海就是我們的故鄉……他沉靜了一會兒，定睛說：……老兄瘦了……我一見你就覺出了你的困頓和惆悵……要是想家，就回去吧，跟我一起做電視劇，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意思，朋友們都在等著你……我咽回衝到喉頭的感慨，問：除了我曾參與的《周恩來在上海》又做了什麼？他說：《開國領袖毛澤東》已經播出且反響強烈，大型史詩電視連續劇《長征》也已開機。我明白了，他在史傳文學這塊園地上收穫了驕人的成績後又轉向影視。我佩服他的創作嗅覺，更佩服他的敢於顛覆，顛覆前人，也顛覆自己。

  2003年回國探親時，正趕上他的20集電視連續劇《回聲》審片會。此時，兩位前輩馮牧、丁嶠已經離世，我們共同的好友李延齡也匆匆西去，這不能不給我這去國5年的遊子帶來難以忘卻的悲傷。可審片會上，另一批前輩逄先知、金沖及、何敬修和同輩朋友李准、仲呈祥卻友情習習、佳語陣陣，給予了頗高的評價。後來得知，這部戲就是朝柱依據他十幾年前的長篇小說《囚徒的長征》改編的。我找來原作重讀，又不能不讚賞他的敏思與膽魄了。還是在改革開放初期，「文革」時期極左思潮並未全面潰退的時刻，他已經將筆端觸入描寫人性、呼喚人性的領域，而且題材背景是共產黨的長征途中。如果沒有對歷史的深刻認知，沒有對人性與階級性的深層研究，誰敢如此大膽書寫！可惜，書是出版了，這部戲卻至今並未正式播出！儘管如此，無論在史傳文學還是影視熒幕，朝柱已以一人之力，歷幾十年風雨，寫盡拍盡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歷史，這是一片獨特的風景，也是至今很少有人能繪製的風景。

  作為肝膽相照的朋友，我們曾不止一次地討論過彼此的作品，我說，他的作品部部都是洪鐘大呂、每一部都是沉實的鋼錠。所以能如此，皆在於他豐博的學養、架構的能力，更在於他超人的政治智慧。智慧來自何方？來自他執著的信仰和哲理的修持。自然，鋼錠總難免有需要打磨的毛刺。要是他能有更細膩的情思更講究的語言，其作品當更會錦上添花。自然，豪放和婉約歷來難於兼得，大江東去的史傳與小橋流水的抒發也本不是一種風格。儘管我還有其他朋友對朝柱仍有更多期許，但看到他如今的成就，也不能不滿腔真誠和喜悅地稱他為大家了。作為一個作家和從事過多年編輯工作的人，當聽到作家出版社慨然決定出版《王朝柱選集》時，我不能不感佩作家出版社何建明先生和眾多編輯們的眼力、胸襟和作為。朝柱選集的出版，定會是於史有益、於國有益、於民族文化積累有益的一件大事。當此書即將出版之際，說說我對朝柱其人其作的了解和體悟，實感快意，或可成序。

  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