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何時何地相識，史無確切的記載。但是，我們深信他們之間神交是很久的。姑且不說在一九一九年席捲全國的「五四」學潮中，他們一個是天津學運的弄潮兒，一個是湖南學運的中堅分子，相互知其大名是可能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毛澤東是一大的參加者。不久，當年新民學會的成員蔡和森、李立三、李維漢等赴法勤工儉學因不堪迫害相繼回到中國，毛澤東也一定會從這些同鄉戰友的口中聽到周恩來的名字。一九二四年九月，周恩來西渡歸來，先在中共廣東區委工作，後受黨的委派擔任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部主任。這時的毛澤東在上海黨中央工作，在完成黨的四大的籌備工作之後，因積勞成疾，於是年底回湘養病。翌年一月十一日，周恩來趕來上海參加黨的四大，失去了相見的機會。

  毛澤東與周恩來相見應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

  這時，國民黨於元月一日至十九日在廣州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以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份出席大會，並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代表宣傳報告委員會做報告，同時，與鄧穎超等共產黨人再次當選為第二屆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在此期間，時在廣州的周恩來自應見到毛澤東。

  三月十六日，毛澤東接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二十日，蔣介石製造了「中山艦事件」。據史記載：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裡了解情況，恰好碰上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事後，周恩來曾回憶說：「我在富春家遇毛，毛問各軍力量，主張反擊。……我聽了毛的話找季山嘉，他說不能破裂。」在此前後，周應毛之邀曾到農講所講課，毛應周之請去黃埔軍校講演。從此，他們二人交往增多，並在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中立場相近。但是，實事求是地說，這時的毛澤東和周恩來還談不上相知。

  不久，周恩來為踐行中國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思想，受黨的委派領導了南昌起義，參加策劃廣州起義，並受命在上海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在李立三、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支配下，周恩來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開始對中國革命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有所覺醒；與此同時，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與朱德等同志創建第一個井岡山紅色政權。不久，又創建了中央蘇區。在這期間，毛、周二人雖無謀面的機會，但周卻給毛以很大的支持。如：

  毛澤東率部轉戰贛南閩西期間，紅軍的環境相當艱苦。部隊中——包括領導層中，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分歧。加之剛從蘇聯回國被派到紅四軍任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的挑唆，遂促發了紅四軍黨內關於建軍原則的一場爭論。結果，在選舉中毛澤東落選，並受到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不久，毛澤東因瘧疾病倒了，但中共紅四軍前委強行要病中的毛澤東出席第八次代表大會。由於毛寫了一封批評陳毅等人的信，前委再次給毛黨內「警告」處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在重陽節填了一首千古絕唱《採桑子.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

  歲歲重陽。

  

  今又重陽，

  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

  不似春光。

  勝似春光，

  寥廓江天萬里霜。

  遠在上海的周恩來十分關注紅四軍的這場爭論。他命令時任前委書記的陳毅來上海做匯報。周在聽了匯報之後，由陳毅根據他多次談話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並經周恩來親自審定。在此信中，周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立場，並明確指示陳毅：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從此，毛澤東回到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主持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並寫下了紅軍建軍的綱領性文件《古田會議決議》。

  不久，毛澤東與朱德等同志勝利地粉碎了蔣介石的第一、二、三次「圍剿」。而時在上海的周恩來作為中央軍委書記，通過特科獲取了敵人的大量情報，為粉碎敵人的三次「圍剿」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周恩來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進入中央蘇區之後，通過殘酷的戰爭實踐，逐步地改變了中國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先占城市道路的思想。同時，也在血與火的戰爭中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才能。誠如前文所述，他在寧都會議的前後冒著政治風險數度支持毛澤東。博古等人要以張聞天取代毛澤東的職務之後，他公開提出「似無必要」。待到他自己的軍權被博古、李德取代之後，他依然在「相忍為黨」努力工作的同時，給受到更大迫害的毛澤東以支持。或者說，他們二人心照不宣，有意或無意地相互支持，為紅軍進行戰略轉移努力地工作著。請看如下史實：博古、李德親赴北線廣昌之後，留在瑞金負責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經過思考，批准毛澤東於四月下旬前往南線會昌視察並指導工作，為周恩來、朱德與陳濟棠談判打下了基礎。

  毛澤東自南線回到瑞金之後，周恩來已經獲悉共產國際同意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指示。周恩來依據共產國際關於主力轉移時開展游擊戰爭以配合的指示精神，遂以中央軍委的名義要毛澤東寫一本關於游擊戰爭的小冊子。自然，毛澤東也深知周的用心良苦，因此，他用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寫成了約三萬字的《游擊戰爭》。對此，毛澤東的警衛員陳昌奉回憶道：

  「有好幾次主席讓我把他寫好的東西，連夜送下山去給周恩來副主席他們看。」

  由此，讀者可以看出毛澤東與周恩來相知甚深且互相信任的親密關係。

  再如前述，毛澤東於九月到於都視察，周恩來用長途電話要毛「著重了解於都方向的敵情和地形」。而毛澤東領會了周的用意，遂於九月二十日急電報告周。正如史家所述：「這個電報為中央下決心長征開始從於都方向突圍，起了探路的作用。」

  就在毛澤東同志在於都考察期間，中共中央——實際上是「三人團」，在著手準備戰略轉移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具體事宜，但是沒有向毛澤東透露。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博古、李德不想讓毛澤東隨軍西征。對此，時任李德俄文翻譯的伍修權曾做如下回憶：

  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後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

  是誰改變了博古、李德不帶毛澤東走的初衷呢？伍修權沒有說明。但是，我們從以上追述毛澤東與周恩來從相識到相知的歷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時的周恩來無論從大局出發，還是從未來突圍轉戰中的困難設想，他都會說服博古、李德改變初衷，允許毛澤東一起長征的。另外，我們從周恩來的性格和為人也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像這樣重大的事情，如果是其他同志所為，他一定會在各種場合大講其功勞的；實際上呢，他從沒談及此事。

  對此，筆者推論：作為知人善任的毛澤東同志，他的心裡自應也是有數的。

  毛澤東飛馬來見周恩來的目的是多種的，其心情也是複雜的。雖說他早就料到紅軍遲早會有今日，然而當料想變成現實之後，他想知道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同時，毛對周恩來或許是太了解的緣故，除去投鼠忌器的因素，他也深知組織紀律性極強的周恩來不會向他透露極想知道的決定的。因此，他見到周恩來就開門見山地說道：

  「恩來同志，我奉命前來接受特別任務。」

  對此，周恩來是有很多心裡話想和毛澤東說的。但是，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他也只能把決定通知毛澤東：

  「中央作出了決定：近期就要突圍轉移。你是中華蘇維埃主席，請你回來的目的之一，就是在你主持的政府部門，做好轉移前的準備工作。」

  毛澤東作為軍事戰略家，他深知像這樣重大的軍事行動，沒有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也沒有向指戰員傳達並進行政治動員，更沒有在適當的範圍內向根據地的人民宣傳和醞釀，做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必然為紅軍進行戰略轉移埋下失敗的種子。同時，這也表現出了博古、李德在戰略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對此，毛澤東只能搖首喟嘆！

  「另外，」周恩來看了看沉默不語的毛澤東，又進而說道，「中央根據你在於都的電告，決定從於都方向突圍。我請你來，想了解於都方面的詳細情況，尤其是於都河的水位情況。」

  毛澤東如實報告了於都方面敵我雙方的兵力部署之後，遂又說道：「時下，於都河是枯水季節，架橋還是徒涉都問題不大。」

  周恩來微微地點了點頭。接著，他轉身取來幾本油印的小冊子，雙手捧到毛澤東面前：

  「這是你寫的《游擊戰爭》一文，我請他們趕印出來，準備以中革軍委的名義發下去。你是作者，給你留了這幾本。」

  毛澤東雙手接過這散發著油墨香味的《游擊戰爭》小冊子，心裡很不是滋味，他苦笑道：

  「我的這本小冊子不是萬能的靈藥，我看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此刻，周恩來是明白這句話的深層含義的。但他的性格和位置決定了他什麼都不能評說。他按照自己的思路繼續說道：

  「對此次實施戰略轉移有什麼建議，你隨時都可向中央反映。」

  毛澤東近似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你離開瑞金不少天了，且又得了一場重病，子珍同志十分擔心，你快回去和她團聚吧！」

  毛澤東從這善意的話音中聽出了此次談話應該結束了，可是，也正是這句話勾起了他的心思，遂又直言問道：

  「此次戰略轉移，女同志和孩子怎麼辦？」

  「中央研究過了，原則上一個不帶，留在蘇區。」

  毛澤東聽後一怔，遂匆忙告別了周恩來，騎上戰馬，朝著自己的駐地雲石山馳去。

  雲石山位於瑞金高圍東北方向，是一座海拔不到一百米的石灰岩山。億萬年來，石灰岩經大自然神工鬼斧地干雕百刻，山頭呈朵朵雲狀，當地的人民就給它起了一個詩化的名字——雲石山。俗話說得好：佛家占仙山。不知是何年何月，是哪方的雲遊高僧到此，利用佛門的經理進行高台教化，動員這裡的人民在山岩頂上修了一座石砌的古廟。佛殿的正中央供有如來佛的神像，兩廂有二十幾間偏房，按佛規這是僧侶的住處。從山下眺望，只見雲石山上是高勁挺拔的參天大樹，而這座古廟則掩映在茂林修竹之中，使凡夫俗子望而興嘆：「啊！這真是一片淨土……」

  自從毛澤東率領紅軍來到瑞金之後，這些自稱能預知未來的佛門弟子聽信謠言，棄廟下山，逃往他鄉，剩下如來佛祖充任留守大員。一時間，這煙霧繚繞的雲石山斷了香火，冷冷清清，好不悽然！

  是年八月，中央蘇區前線吃緊，局勢危厄，而紅火多年的根據地也日趨漸小，一時人心惶恐，不知所因。恰在這時，國民黨的飛機天天光顧瑞金的上空，輪番轟炸紅都的黨政軍所在地。為此，中央民主政府等機關不得不由沙洲壩等地遷往雲石山。而毛澤東也因此偕同賀子珍住進了佛家的聖地雲石山。

  賀子珍於一九○九年生於江西永新的望族。由於生她的時候是秋月朗朗，桂花飄香，母親就給她起了一個乳名桂園。但是，這個桂園生不逢時，在那軍閥混戰的歲月里，不僅家道中落，而且時任七品縣令的父親也因吃官司被關進了大牢。這在桂園那幼小的心靈中投下了永遠磨不去的陰影。不久，桂園被送進福音堂小學讀書，起名自珍，是取擅自珍重之意。後來，她參加革命之後，在前委保管文件期間，她簽名的時候寫為子珍，遂使子珍這個名字相沿至今。但毛澤東在給她寫信的時候，仍然尊稱自珍。

  賀子珍受教於教會學校，自由、平等、博愛等西方思想對她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加之，她不僅親身經歷了家道中落的變故，而且她還目睹了人吃人的殘酷現實。這就在她的心中植下了尋求光明、反抗暴政的種子。因此，她不顧父母的反對，迎著大革命的風雨前進，並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又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期間，她參加政治夜校學習，組織農民運動，並出任永新縣第一任婦女部長……最後，她告別家鄉，於一九二七年秋參加袁文才的農民部隊，成為井岡山上的第一位女戰士。

  不久，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來到井岡山，賀子珍很快又被毛澤東的雄才大略以及那詩人的性格所傾倒，她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終身交給了自己所敬仰的人，並在龍巖為毛澤東生下第一個女孩。由於環境所迫，毛澤東與賀子珍不得不把他們的愛情結晶寄養在百姓家。等他們再次轉戰到龍巖的時候，這個天真可愛的女孩已經夭折了。無論是對喜愛孩子的毛澤東而言，還是對第一次做母親的賀子珍來說，這種打擊都實在是太大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回到後方養病。不久，他又聽說賀子珍在傅連暲的福音醫院中生了一個兒子，這消息對他而言無疑是一種慰藉。但是，他那喜悅的心情尚未平靜，就又獲悉賀子珍吃了不乾淨的香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他不顧自己的病體虛弱，連夜又趕到長汀福音醫院，親自照料產後得大病的賀子珍。

  或許是毛澤東太喜愛孩子的緣故，也或許是他與賀子珍的第一個愛情結晶——可愛的女兒不幸夭折，也有可能這是他在政治上受到無情打擊的時候……總之，他分外喜愛這個剛剛來到人間的男孩。由於江西人把喜歡的孩子叫毛毛，賀子珍就把這個營養不良、十分瘦弱的兒子叫小毛。由於毛澤東姓毛，領導同志間尊稱他為老毛，這樣小毛的含義就又多了一層——老毛的兒子。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毛澤東的屋裡不是叫老毛的喊聲，就是逗小毛的鬨笑聲。

  不知是血緣的關係，還是親情的原因，這個小毛也特別喜愛爸爸老毛。就在小毛牙牙學語的時候，他只要聽見毛澤東回到家的聲音就伸開雙手說：「爸，抱……」而毛澤東只要把小毛抱在懷中，在那稚嫩的小臉上親吻一下，內心所有的鬱悶就不翼而飛了！等到小毛會走路的時候，毛澤東出門他要送，只要他獲知毛澤東回家，他就一定要倚門等待。因此，在那種年代裡，遭受打擊的毛澤東視小毛為開心果，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腦海里永遠有小毛那可親可愛的形象。

  毛澤東去於都考察之後，即將年滿兩歲的小毛天天喊「爸爸」，賀子珍只能說：「不要急，爸爸就要回來了！」加之紅軍就要進行戰略轉移了，賀子珍是何等地希望毛澤東快些回來啊！但是，當毛澤東突然出現在她和孩子面前的時候，她卻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

  「爸爸，抱……」

  毛澤東一聽這稚氣的叫聲，內心裡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情潮。當他循聲再一看那期待已久的伸展著的一雙小手，雙眼忍不住地模糊了，他下意識地俯下高大的身軀，抱起了小毛……

  「爸爸，小毛想……」

  「小毛，爸爸也想……」

  賀子珍不知看過多少次老毛抱小毛，但唯有這一次她是打心裡不願看這父子相見的情景。她或許是對未來想得太多了，一見毛澤東那少有的表情就不由得心裡一酸，就又情不自禁地低下了頭。

  毛澤東的視線很快從小毛移到了賀子珍的身上，他心裡清楚：賀子珍不希望他帶來骨肉分離的消息。但是，殘酷的現實使他又不能不把真情相告。怎麼辦？他沉吟良久，把在回家的路上就想好的話說了出來：

  「按中央規定，紅軍這次轉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著隊伍走，孩子更不能帶。」

  儘管賀子珍不止一次地想到過這種結果，但是當這件事變成現實之後，她在內心中築起的感情之牆瞬間倒塌了！一時間她失去了主意，淚水忍不住地淌了下來。但是，當她想到此時此刻毛澤東的心境的時候，她又強忍著把沖開情感閘門的淚水送回心底的深處；當她再想到毛澤東大病未愈的時候，一種偉大的愛戰勝了因分別而造成的痛苦，她故作平靜地說道：

  「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要走不了，就帶著小毛到他奶媽家住一個時期，看看情況再說。」

  這時，小毛雖然不知走的真實含義，但他本能地認為剛剛回家的爸爸不該再出遠門，因此，他緊緊抱住毛澤東的脖子，天真地說道：

  「我不讓爸爸走！我不讓爸爸走……」

  此時的毛澤東只好答說「爸爸不走」，哄得小毛高興。但是，當他再一看賀子珍那強做出來的平靜表情，脫口而出說了一句「我怎麼捨得把你們留下呢！」也就是在這一瞬間，毛澤東想到了紅軍中還有不少像賀子珍這樣的女戰士，他有責任為她們請命。換言之，說服某些中央領導同志同意她們隨部隊轉移。因此，他又對賀子珍說道：

  「你走不走，還得聽聽我的意見呢！」

  「那你的意思是……」

  「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們一定要回來的，我們絕不放棄中央蘇區！」

  賀子珍聽後有些茫然地點了點頭。

  毛澤東安撫了賀子珍和小毛之後，又在雲石山古廟裡召開了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的會議。據當事人回憶：「毛澤東同志給大家宣布和說明了這一撤離蘇區的決定，強調了兩點：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後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鬥爭，更好地聯繫群眾。」

  這次會議的氣氛是壓抑的。無論是隨紅軍轉移的同志還是留下的同志，心裡都像是灌了鉛似的分外沉重。另外，與會者或許是都知道毛澤東的政治處境，誰也不向他這位主席詢問些什麼，會議一結束就默默地散去了。這時，一位面目清癯、身材瘦高、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的中年人走來，低沉地說道：

  「老毛，我希望隨紅軍一起轉移，但博古同志堅持要我留下，你給中央說說好嗎？」

  他就是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是我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早年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並參加「五四」運動。一九二○年以北京《晨報》記者身份赴蘇聯採訪，他寫的《俄鄉紀程》等報告文學曾引起很大的轟動。他一九二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一直主持黨的理論刊物，同時還撰寫了大量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翌年，他出席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主持起草黨綱，積極支持國共合作，並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在大革命期間，為促成國共合作，發動北伐戰爭，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和黨內的右傾錯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自黨的四大進入中央領導機構之後，一直是黨的主要核心成員。因此，大革命失敗之後，由他主持黨的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的統治，並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但是，此後不久開始了以他為代表的「左」傾盲動錯誤在黨內的統治。一九二八年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他在會上做了自我批評，繼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參加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並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長達兩年之久。一九三○年八月與周恩來奉命回國，主持召開了結束立三路線統治的六屆三中全會。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很快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以右傾為名被趕出中央。從此，他在上海與魯迅、茅盾等人從事左翼文化運動，寫下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章。一九三四年二月，他被迫撤離上海，轉入中央蘇區，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紅軍就要進行戰略轉移了，博古等人為什麼要把瞿秋白留在蘇區呢？這其中有著鮮為人知的原因。

  博古與王明等人在蘇聯留學期間，在校長米夫等人的支持下，曾在中山大學搞宗派活動，有意打擊反對他們的同學，並釀成了被史家所稱的「中山大學風潮」。當時，瞿秋白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他來到中山大學，進行全面的調查研究，最後嚴肅地批評了王明、博古等人，平息了「中山大學風潮」。不久，王明、博古等人相繼回國，他們由稍後回國的沈澤民等人的口中獲悉：共產國際認為中共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和主義的錯誤，遂搶先向黨中央發難，並在米夫的支持下強行召開了黨的六屆四中全會，把瞿秋白轟下台。同時，又把王明捧上領袖的寶座。不久，顧順章、向忠發等相繼叛變，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怕死的王明在米夫的認同下調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行前，他又把黨的第一把交椅交給了博古。而這時的博古依然大權在握，在幹部路線上執行宗派主義，把反對過他們宗派的人留在蘇區，算作一種變相的懲罰。因此，不准瞿秋白隨軍轉移也就在所料之中了！

  毛澤東一沒有去過蘇聯，二沒在上海和王明、博古等人共過事，因而他並不完全知道這些靠共產國際起家的宗派主義者和瞿秋白的恩怨。另外，毛澤東認為自己是紅都政府的主席，教育委員的去留應當聽聽他這位主席的意見。因此，他大包大攬地對瞿秋白說：

  「請放心，我這就去找博古同志談。」

  博古，原名叫秦邦憲，於一九○七年出生在有無錫十大家之稱的望族大戶秦家。他早年受「五四」運動的影響，積極探尋救國之途，並於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赴蘇聯，入中山大學讀書。在蘇聯期間，他起了一個俄國名字博古諾夫，回國後省去諾夫二字，自稱博古。誠如前文所述，他在中山大學讀書期間，與王明等人結為宗派主義小集團，不知是自詡還是被他人所譏，在歷史上留下了「二十八宿」的稱謂。在蘇聯學習期間，他與王明、張聞天、王稼祥有四大金剛之稱。回國之後，他在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團中央局書記。王明赴蘇聯之後，他又出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主要負責人。一九三三年同陳雲一道撤往中央蘇區，在六屆五中全會上仍被指定負總責。他在蘇區繼續推行「左」傾路線，親手把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李德，歷經一年的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把一個好端端的中央蘇區丟給蔣介石，遂又採取逃跑主義的策略進行戰略轉移。

  在宗派主義者的眼裡，大凡反對他們的人都被視作宗派主義。實際上在博古的眼裡，毛澤東就是最大的宗派主義。或許由於中央蘇區是毛澤東與朱德等同志一手創建的緣故，博古一直懷疑毛澤東「在暗中搞什麼宗派活動」。至於李德，就更是「不斷散布謠言，誣衊攻擊毛澤東同志搞宗派活動」。因此，當博古聽到毛澤東為瞿秋白請命的話後，斷然回答說：

  「瞿秋白同志留下，不可更改！」

  毛澤東聽後愕然，自知再說也不起什麼作用，遂轉身拂袖大步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