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毛澤東回到自己的住處，頓感昔日的溫馨已不復存在了。他望著默默為自己收拾行裝的賀子珍，想打破這種沉悶氣氛卻找不到話題。這時，或許也只有這時他才感到自己的嘴笨，連寬慰自己妻子的本事都沒有。也可能是存在決定意識吧，他不知不覺地又與賀子珍談論起紅軍轉移誰留誰走的問題。但是，當他獲悉自己的弟弟毛澤覃等人不能隨部隊轉移時，這才恍然醒悟是「沾了他的光」。為此，他那本來就非常複雜的內心又添了一份歉疚。

  然而，毛澤東畢竟是一位大政治家，他很快就從這種矛盾的情緒中解脫出來，又站在戰略家的高度暗自審視起這次紅軍突圍轉移。

  「博古、李德這些人是怎麼想的呢？」

  毛澤東的自問是痛苦的，因為一年多來的實踐證明：毛澤東在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戰略意圖上，一直都與博古、李德這些軍事教條主義者意見相左，即使他提的建議是正確的，也被他們譏為是「游擊主義」的點子而不採納。加之，這時的博古、李德以軍事機密為由，使毛澤東並不清楚紅軍此次突圍轉移，是為了拋棄中央蘇區，轉戰至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在湘黔邊重建革命根據地。因此，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必須儘快了解博古、李德等人進行戰略轉移的目的。但是，當他想到周恩來那欲言又止的表情，遂又喟嘆搖首，只好作罷。

  翌日，毛澤東留在家裡繼續思索怎麼辦的時候，突然闖進兩位紅軍指揮員，異口同聲地說道：

  「主席，我們來看你了！」

  毛澤東聞聲一看，見是紅一軍團的軍團長林彪和政委聶榮臻到了，十分高興，忙讓道：

  「是你們來了，快請坐！」

  林彪，原名育蓉，於一九○七年生於湖北黃岡縣。早年受同族長兄林育南、林育英的影響，於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考入黃埔軍官學校，並於一九二五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再後，隨軍北伐，參加南昌暴動和湘南暴動，並隨朱德、陳毅上井岡山，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營長、團長。一九二九年春，隨第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先後出任第一縱隊司令員、第四軍軍長、第一軍團軍團長等職。實事求是地說，從山頭講，林彪是毛澤東從井岡山帶出來的嫡系；從能力而言，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親自領導下，他對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立下不少戰功；就是在長達一年的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爭中，雖說打了不少敗仗，也有不少的苦勞。那時，他不過二十幾歲，毛澤東一直把紅軍主力軍團交由林彪指揮的目的，一是說明林彪確有指揮才能，再也證明毛有意在培養林彪。

  聶榮臻，於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四川江津縣吳灘鎮一個大家族中。雖說他一來到人間就家境破落，但父親依然想方設法讓他讀書。後在新思想的影響下，於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儉學，並在一九二三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年底轉赴莫斯科，入東方大學深造，後又轉入紅軍大學就讀，和軍事結下了不解之緣。一九二五年六月，與葉挺等人回國，先在黃埔軍官學校執教，後作為廣東軍委特派員參加北伐；大革命失敗之後，他參加南昌暴動和廣州起義；不久，轉入上海，在周恩來的指導下參與中革軍委的領導工作；就在周恩來撤離上海不久，他也奉命進入中央蘇區。不久，他就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贛州戰役結束之後，又調任紅一軍團政委。從上述經歷看，聶榮臻一直與周恩來在一起，且相知甚深。但是，由於他在紅一軍團任政委近兩年，從多次失敗的教訓中逐步認識到毛澤東的軍事才幹。加之紅一軍團中的指揮員多為毛澤東的屬下，間接知道了毛澤東是如何粉碎第一、二、三次「圍剿」的，因此，他對博古、李德指揮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是持反對態度的。日前，他與林彪接到周恩來的通知回瑞金待命。今天，周恩來找他和林彪談話，說明中央決定紅軍要做戰略轉移，要他們秘密做好準備，但沒有說明轉移方向。轉移之前，要一軍團先到興國抗擊和遲滯周渾元縱隊的進攻，以便掩護各路紅軍到預定地域集結。會見結束之後，聽說毛澤東同志這時候也從外地回到瑞金了，他們便一同前來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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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林彪和聶榮臻的造訪，毛澤東是非常高興的。一方面，和他們有著很深的感情，或曰浸透著他多年治軍心血的老部隊的指揮員前來看他，自然是有著非同一般的情分；另一方面，在這種危厄的局勢下，紅軍主力軍團的指揮員突然出現，一定和紅軍突圍轉移有關，說不定能從這兩位部屬的口中獲悉博古、李德等人的戰略意圖。所以，他有意地問道：

  「你們為什麼到這裡來呀？」

  「我們回來了，接受新任務來了。」聶榮臻搶先答說。

  毛澤東一聽點了點頭，故意反問：

  「什麼任務？」

  「要轉移。」聶榮臻答說。

  「你們知道了？」

  「我們接受任務了。」聶榮臻又答說。

  接著，一向不愛說話的林彪講了周恩來同志接見他和聶榮臻的情況。最後，他直言相問：

  「你是主席，一定知道這次紅軍轉移去什麼地方吧？」

  毛澤東聽後笑了，並有意打住談話的議題，說：

  「怎麼樣？我們去看看瞿秋白同志辦的一個圖書館吧！」

  聶榮臻和林彪來訪毛澤東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從毛澤東這裡「打聽一下轉移去哪個方向」，但是，當他們一聽毛澤東的話音，遂得出了如下的結論：

  「毛澤東同志歷來是很守紀律的。同時，那個時候他也在避嫌疑。因為一軍團長期是由他直接領導和指揮的部隊，他要防止教條宗派主義者懷疑他在暗中搞什麼宗派活動。因此，沒有達到我們想探問轉移方向的目的。」

  但是，聶榮臻同志當時還不知道毛澤東同志和他們一樣，對於紅軍轉移去什麼地方也毫無所知。

  瞿秋白所關心的依然是他能不能隨紅軍轉移，因而當聶榮臻和林彪告辭離去之後，他就焦急地問道：

  「關於我的事，你向中央反映了嗎？」

  提起這件事，毛澤東就有氣。但是，當他一見瞿秋白的表情，遂又把這氣壓在心底。他嘆了口氣，說道：

  「我給他們談過了，不頂事。」

  瞿秋白聽後愣了片時，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毛澤東沉吟良久，他想到張聞天不僅與茅盾等大文學家有過交往，而且和王明、博古等人在蘇聯留學期間相知甚深，遂又出主意道：

  「你可否向洛甫同志談談，或許他的話頂事。」

  瞿秋白聽後搖了搖頭，悵然地嘆了口氣，說道：

  「我跟他談過了，他也找博古同志說了，結果是一樣的：我必須留下。」

  毛澤東無比憤慨地拍案而起，險些說出「豈有此理」的話來。他告辭而出，心情沉鬱地走回雲石山。他剛一走進這座古剎的山門，院中傳來話聲：

  「老毛，你有時間嗎？」

  毛澤東循聲一看，一位身材較為魁偉，戴著一副近視眼鏡的中年紅軍幹部佇立在庭院當中，他的表情顯得心事重重。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張聞天同志。時人都叫他洛甫同志。

  張聞天，上海南匯縣人。早年在南京參加新文化運動，與茅盾的弟弟沈澤民十分要好。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他參加李大釗等人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不久，他赴美留學入加利福尼亞大學就讀。在這前後，他的興趣在文學創作上。實事求是地說，他的創作是很有成績的，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也占有一頁。他自新大陸回國不久，即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年十月，赴蘇聯入孫逸仙中國勞動大學學習，並於一九二七年九月畢業留校任教，一九三一年春回國。他在蘇聯的六年中，打下了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在一般的留蘇學生心目中，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師長。與此同時，他也接受了蘇聯那特有的教條主義，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執行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應當說及的是，由於他沒有權欲和野心，個人品質是值得稱道的。

  一九三一年春天回國不久，他接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之職。從此，他的主要精力放在黨的理論建設上。作為理論家，尤其是正派的理論家，他是願意向真理投降的。他來到中央蘇區以後，殘酷的革命現實教育了他，使他認識到：一個沒有實踐經驗的理論家指導革命，是一定要犯教條主義的錯誤的。因此，他決計在革命的實踐中修正自己的錯誤。結果，他和相知有年的戰友、當時黨的主要負責人博古等產生了政治上的分歧。當時，長城抗戰爆發不久，黨中央提出了「共同抗日三條件」，即：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證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但是，出張聞天所料的是，由此他和博古的政治分歧公開化了。對此，他曾做了如下的回憶：

  然而政治上的分歧終究開始發生了。首先關於三條件的理解，我們一開始即有分別。博古說，三條件只是宣傳的號召，只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我說，三條件是宣傳的，也是行動的號召，也是對上層軍官說的。對於十九路軍的策略，他完全採取開玩笑的態度，在軍事行動上完全不配合，我則主張慎重其事，在軍事上主張積極配合。但這種不同的意見，沒有在正式的會議上發生過公開的爭論。……其他關於經濟政策也曾經有過個別的不同意見。

  張聞天與博古的公開衝突始於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事後，張聞天回憶道：「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一九○五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我當時批駁了他的這種誣衊，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其他到會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從此，張聞天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博古為了緩和關係，借李德的口說了這樣一句史有所記的話：「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換言之，「我們內部不應該鬧磨擦。」

  誠如前文所說，張聞天是一位願意向真理投降的理論家，最反對搞非理性的派別活動，但當時他並沒重視博古這句話，繼續堅持他自認為正確的立場。這樣一來，舊有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新的矛盾又時時發生，怎麼辦？堅持宗派主義立場的博古開始排擠張聞天。請看張聞天同志的如下記述：

  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後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時期，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政府的文牘主義，在背後攻擊我。直到快要出髮長征以前，我才從閩贛回來。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張聞天是大理論家，對博古、李德等在軍事上所犯的錯誤，當然有他的看法；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對「三人團」在長征前如此準備和行事，他也認為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與此同時，他在反「圍剿」的失敗中逐步認識了毛澤東，也或許是因為他自己的地位發生了改變，對博古——包括他自己對毛澤東所採取的排擠措施開始有了反省。說到他和毛澤東的關係，在延安整風期間他曾講過如下這段話：

  我對他歷來無仇恨之心。我一進中央蘇區，不重視毛澤東同志是事實，但並無特別仇視或有意要打擊他的心思，也是事實。在我未當人民委員會主席以前，我曾分工管理過政府工作，同他關係也還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給在（鬥爭）報上發表。但究竟他是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事，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

  眼下，博古等突然宣布紅軍突圍轉移，可是紅軍轉移之後將會是個什麼結果，張聞天的心裡是沒有底數的。在他進入中央蘇區近兩年的時間裡，他清楚地知道毛澤東是不贊成李德的指揮的，並對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提過不少建議。隨著反「圍剿」的節節敗退，尤其是在廣昌戰役大敗之後，他聽到了不少指戰員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略實施的表揚聲。他十分清楚，這種對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懷念，實質上是對博古、李德指揮的不滿，是希望毛澤東重新出來指揮紅軍作戰。由於他沒有權欲，每每他都暗自說道：「為什麼就不可以讓老毛指揮呢？」現在，紅軍就要進行戰略轉移了，但紅軍未來將轉移到什麼地方？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為此，他就很想聽聽毛澤東的意見。這就是他主動找毛澤東的緣由。

  毛澤東對王明、博古這些只會背馬克思主義教條的留蘇生十分反感，對共產國際把這些宗派主義小集團人為地扶上台更是有意見。但是，他對張聞天同志的印象卻是很好的，就是張在黨內負總責時期，他也稱張是「明君」。因此，當他聽到張聞天同志問他有沒有時間之後，忙答說：

  「有時間，去你的辦公室談好嗎？」

  毛澤東與張聞天坐定之後，毛澤東就開門見山地說道：

  「洛甫同志，你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為什麼連秋白同志隨軍轉移這樣的事都做不了主？」

  張聞天聽後嘆了口氣，很有情緒地答說：

  「他們規定中央政府可以攜帶的中級幹部數字，由我提出名單，交由他們批准。瞿秋白的請求我如實地向博古提出，但博古反對。」

  毛澤東聽後再也忍不住了，他說：「黨內也應當有民主嘛！」遂又對博古、李德他們獨斷專行的作風提出了批評。

  這尖銳的批評誘發了張聞天的牢騷，用他的話說：「我當時感覺到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裡很不滿意……澤東同志同我閒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最後，他又帶情緒地說道：

  「你知道嗎？博古他們為了排除所謂指揮上的干擾，決定把政治局委員一律分散到各軍團中去。」

  「不行！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毛澤東本能地反對道。

  「那……你說應該怎麼辦？」

  「我立即去找軍委負責人恩來同志！提出我、你、王稼祥一起行軍。」

  這些天來，周恩來忙得真是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了。加之博古是一位能言善辯，既不懂軍事又缺乏實際工作經驗的空頭理論家，紅軍轉移前的大小事情自然都落在了周恩來的頭上。結果是，做對的事情，功勞記在博古、李德的頭上；出了問題，他還要主動承擔責任，甚至還要忍受博古、李德無端的指責！從宿命論的觀念來看，終其周恩來的一生就是這樣的命；從道德、人格來衡量，周恩來就是東方完人的化身。今天，他接到毛澤東求見的電話之後，又不無歉意地說道：

  「真對不起，我馬上就要和前方趕來的同志談話，一俟結束，我就約你來好嗎？」

  從前方趕來的同志是何長工。至於周恩來約他談話的目的，容筆者扼要地交代一下。

  毛澤東離開會昌之後，何長工和劉曉同志遵照毛的指示，使會昌地區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主要是在軍事上主動地、有計劃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陳濟棠的主力，也使陳濟棠認識到紅軍並非好惹」。不久，毛澤東要在這裡打出一個和談局面的預言實現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是年九月，陳濟棠派來姓李的代表，要求和我們談判。時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何長工，被對方提議擔任紅軍的全權代表。為此，何請示中革軍委。接著，朱德主席致信陳濟棠：首先伸張民族大義和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必要性，並對協定提了如下五條：

  一、雙方停止作戰行動，而以贛州沿江至信豐而龍南、安遠、尋烏、武平為分界線。上列諸城市及其附廓十里之外統歸貴方管轄，線外貴軍，尚祈令其移師反蔣。

  二、立即恢復雙方貿易之自由。

  三、貴軍目前及將來所轄境內，實現出版、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實實行武裝民眾。

  四、即刻開始反蔣賊賣國及法西斯陰謀之政治活動，並切實做反日反蔣之各項軍事準備。

  五、請代購軍火，並經門嶺迅速運輸。

  最後，朱德同志建議：「如蒙同意，尚希一面著手實行，一面派負責代表來瑞（金）共同協商作戰計劃。日內德當派員至門嶺就近商談。」

  陳濟棠收到朱德的信後，遂同意朱的建議，並密電相邀舉行秘密軍事會談。

  這時，周恩來雖已決定在於都突圍轉移，但突圍之後沿什麼路線向西轉移尚未成定局。當獲悉陳濟棠主動要求和談的消息之後，他想如能巧妙地利用陳蔣之間的矛盾，在陳管轄的粵贛交界處借道西行，不僅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犧牲，而且還能出奇制勝地迅速揮兵西指。所以，他與朱德同志反覆磋商，決定派何長工與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為談判代表，與陳濟棠的代表舉行秘密軍事會談。遂電令何長工急到瑞金，接受任務。

  潘漢年，原本是以郭沫若為首領的創造社的小兄弟。後在黨的領導下在上海負責文化工作。顧順章叛變之後，周恩來調潘進入中央特科，並接替陳賡出任情報科科長，為黨做出了特殊的貢獻。後進入中央蘇區，出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曾作為紅軍的代表，與十九路軍舉行秘密談判。雖然他出使福建，不辱黨命，但因博古等人視此為兒戲，不僅使福建事變很快被蔣介石軍事集團平息，而且也使紅軍粉碎第五次「圍剿」失掉了一次天賜良機。時下，周恩來又親自任命他為代表之一，與南天王舉行談判，他除去感謝黨的信任之外，也深知此行意義之重大。因此，他準時趕到了中革軍委，與何長工一起接受任務。

  周恩來親切地拉著遠道而來的何長工的手，講明與南天王陳濟棠舉行秘密軍事談判的意義之後，遂又告之：「根據目前黨的統戰策略思想及政策，我們準備與陳談判。我們商定，派你們為代表，到陳管區尋烏附近和陳派來的代表——第一集團軍總部少將參謀楊幼敏及兩個師長一個是第七師師長黃質文，另一個是獨一師師長黃任寰，舉行密談。」最後，周恩來親切而又鄭重地說道：

  「長工同志，漢年同志，這是中央給你們的重任，望你們勇敢沉著，見機而作。」

  何長工與潘漢年非常興奮，他們什麼都沒講，只是激動地點了點頭。

  「下邊，我向你們交代聯絡的密語及注意事項。」接著，周恩來有條不紊地交代完畢之後，又指著陪同接見的軍委副參謀長葉劍英同志，「葉副參謀長，你再和他們二人說說吧！」

  大革命失敗之後，葉劍英奉命去蘇聯學習軍事，後與劉伯承同志相繼歸國，進入中央蘇區，一個是軍委參謀長，一個是軍委副參謀長，共同輔佐周恩來同志，取得了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的勝利。但是，自從博古把軍權交給李德之後，他與劉伯承同志就等於變相地靠邊站了。時下，紅軍就要突圍轉移了，由於葉劍英和粵系軍隊有著很深的淵源，且又對粵贛一帶的地形、民俗比較熟悉，遂又憑著黨性主動地為黨工作著。他囑咐道：

  「此去白區談判，任務重大，談成了，是很有益處的，要盡力而為；談不成，也不要緊，關鍵是沉著靈活。」

  這次接見就要結束了，周恩來取來一封信，說道：

  「這是以朱德同志的名義寫給黃師長的信，請隨身帶好。」

  何長工雙手接過，並遵囑看了一遍這封由朱德署名的信，內文如下：

  黃師長大鑒：

  茲應貴司令電約，特派潘健行（即潘漢年）、何長工兩君為代表前來尋烏與貴方代表幼敏、宗盛兩先生協商一切，予接洽照拂為感！專此，順致

  戎祺

  朱德手啟

  10月5日

  何長工收好信件，向周恩來、葉劍英行過軍禮後，遂與潘漢年告辭離去。

  周恩來隨便地吃了點東西算作午餐，忙又打電話請來了要求面談的毛澤東。一見面，他十分客氣地說：

  「對此次轉移有何高見，請直言。」

  毛澤東是帶著情緒而來的，但是他一見到周恩來，再一聽這親切的話語，似乎這情緒就消了大半。他平和地問道：

  「我聽洛甫同志說，紅軍轉移之後，軍委決定把政治局委員分到各個軍團去，是這樣的嗎？」

  「是的，但尚未形成決議。」周恩來看了看毛澤東的表情，又補充說，「當然嘍，你有意見還可以提嘛！」

  毛澤東坦然地指出：紅軍轉移西行的路上，隨時都會發生帶有全局性的大事需要解決，如果把中央幾個主要負責同志分散到各個軍團去，一不利於中央集體決策，再也會幹預各個軍團的指揮。最後，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道：

  「黨和軍隊處於非常時期，中央領導集中比分散好。我提議同洛甫、稼祥一起行軍。」

  周恩來完全明白毛澤東提此建議的用心。同時，他也認為中央領導集中比分散好——起碼對遏制博古、李德的瞎指揮會有不小的作用。所以，他微微地點了點頭，說道：

  「你的意見是有道理的，我會向博古、李德同志提出，重新複議此事。澤東同志，你還有什麼意見？」

  「我對紅軍轉移不帶女同志有看法。一、轉移中沒有女同志，不利於做群眾工作；二、有些女同志在黨內、軍內負有很重要的責任，有的身體又很不好，人為地把她們和丈夫分開，似不妥。」

  對此，周恩來也有很多想法。不久前，鄧穎超同志大吐血，且又被確診為肺結核，如留在蘇區，他的心裡會是很不安的。但是，博古、李德既提出這一建議，就他的為人而言，雖有異議也不便說什麼。最近，他還聽說博古的夫人劉群先、李德的中國妻子蕭月華對此決定也反應強烈。時下，毛澤東又直言提出，故說：

  「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反映給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希望能收回原決定。」

  自然，毛澤東如此而為是有的放矢，或曰是心中有數的，故對此沒再說什麼。他沉吟片時，又問：

  「我聽說你已下達命令在於都河上架橋，是這樣的嗎？」

  周恩來點了點頭。

  「我比較了解於都的情況，還是由我趕去組織實施架橋的任務吧！」

  「那子珍和孩子……」

  「交給你們來處理吧！」毛澤東說罷，就騎馬趕往於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