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隨著紅軍突圍轉移的日子一天天地臨近，壓在周恩來肩上的擔子也就越來越重了。舉例說，「三人團」作出決定：紅軍戰略轉移的時候要重新進行軍事編隊。博古、李德說罷就算了事，而具體實施軍事編隊的任務就又得落在周恩來的身上。平時做這樣的工作雖較棘手，但因多是上級對下級整編，只要大體公正、合理，適當地照顧一下山頭和人事關係，依靠行政命令就行了。可是現在是非常時期，不僅涉及誰去誰留，而且首先是對中央機關進行編隊。這樣一來，毛澤東向他反映的兩個問題就必須首先解決。怎麼辦？只有請來博古、李德召開「三人團」會議複議。為了能使博古、李德接受他的意見，還要從各個方面力陳利害。結果，仍然避免不了無謂的爭論。

  「我認為毛澤東的建議是有道理的，把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洛甫同志，還有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同志分散到各個軍團去是不合適的。同時，也是不利於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

  當初，博古和李德作此決定完全是從宗派主義立場出發的。因為他們清楚毛澤東、博古、王稼祥在軍事路線上持有不同的意見，如果要他們隨中央一起轉移，勢必會生出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恐怕會干擾他們指揮的權威性。另外，關於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有所接近的風聲也傳到了他們的耳朵里，他們擔心把這樣三位有影響的中央領導搞到一起，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自然，像他們這樣一級的人物是絕不會坦言上述想法的，而是採用政治家所慣用的手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對方的嘴，進而達到既定的目的。因此，聽完周恩來的意見後，博古不動聲色地說道：

  「老毛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但是，紅軍轉移能否取得勝利，關鍵是各個軍團能否堅決貫徹『三人團』的指揮意圖。因此，我認為把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分散到各個軍團中去的做法是正確的。」

  按照往常「三人團」開會的慣例，博古談完意見之後，他會尋求自己的主心骨、洋顧問李德的支持的。為此，周恩來有意地問道：

  「李德同志，你也談談自己的意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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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於一九○○年生於德國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支持左翼社會主義者而加入德國共產黨。一九二三年作為德共秘密組織的成員，與蘇聯發生秘密關係，加之參與創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戰鬥和工人起義，被控有叛國罪，遭德國當局逮捕監禁。一九二八年越獄後秘密逃往蘇聯，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並出任騎兵師參謀長。一九三二年受共產國際派遣來中國，是年秋到達上海，在中央軍事顧問委員會工作。在這期間，成為博古等人的依賴。翌年九月，他歷盡艱險，有時還要採用化裝成洋神父等辦法才進入中央蘇區。這時，早已進入中央蘇區的博古等人業已控制軍事指揮大權，並提出將中央紅軍主力分離作戰的方針，實行所謂的「兩個拳頭打人」，使紅軍遭受不小的損失。博古面對敵人已經開始的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束手無策，雙手把軍權交給了剛剛到中央蘇區的李德。博古不懂軍事，李德也不了解紅軍的戰略和戰術，因此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按照蘇聯教科書上說的正規軍隊作戰的方法，教條地提出要進行「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在黎川失守之後又命令紅軍主力北上，「禦敵於國門之外」，實行所謂「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土地的方針。結果，一步一步地把中央蘇區的土地交給了蔣介石，最後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在一年多的指揮戰爭的實踐中，他獨斷專行，聽不得一點不同的意見，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殘酷地打擊、迫害了一大批有軍事才幹的中高級指揮人員。誠如前文所述，此次戰略轉移的決定、黨政軍高級幹部的去留，均由他和博古議決。本來，他聽完周恩來的講話之後，就想斷然否決毛澤東同志的提議。後來，他聽了博古這番十分策略的話後，便操著西方大政治家的口吻用俄語說道：

  「我同意博古諾夫的意見。我只想補充一點：政治問題要民主，軍事作戰一定要講究高度的集中，絕不允許任何人干擾大本營的戰略決心！」

  周恩來聽後真想拍案而起，厲言相駁。但是，他清楚這樣做的結果：一定會把失敗中的紅軍推向災難的深淵。於是，他強壓著心中的怒火，以柔克剛地說道：

  「紅軍就要進行戰略轉移了，任何一位清醒的指揮員都必須做好兩種準備：一、按照我們預定的計劃完成突圍轉移，順利地與紅二、六軍團會師；二、我們在戰略轉移的途中，在強大的敵人的追堵下失敗，甚至是全軍覆沒。一旦出現了第二種情況，我們『三人團』能負得起這樣的責任嗎？我們又將如何向共產國際交代？」

  這是博古最害怕的事情，自然這也是李德最大的一塊心病。他們是靠著共產國際賜給的尚方寶劍，在中國共產黨內胡殺亂砍，他們最怕的也是共產國際因中國革命失敗而收回這把尚方寶劍。一旦他們的擔心變成現實，他們自然又會想到蘇聯的肅反，以及對他們實行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後果。因此，他們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周恩來的問話。

  周恩來當然知道博古、李德此刻在想些什麼，他有意沉默不語。這樣一來，小小的會議室的氣氛頃刻間緊張起來。博古終於忍不住了：

  「恩來同志，你說該怎麼辦呢？」

  周恩來認為現在還不是回答博古問話的時候，遂又把球踢給了李德：

  「李德同志，你的意見呢？」

  在李德的眼裡，中國共產黨中沒有一位負責人敢動他這位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大臣。但是，莫斯科的一紙決定就可以結束他在華——甚至他終生的政治生命。因此，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擔心他日共產國際追究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說句實話，這時李德手中並沒有解救紅軍失敗的靈丹妙藥，他時時擔心的就是怕紅軍在轉移中全軍覆沒。此刻，他似乎已亂了方寸，張口結舌，不知所措。最後，他說道：

  「像這樣的大事，我一個人怎麼能回答呢？」

  博古一聽李德的口氣更沒有了主心骨，遂又以商求的口吻說道：

  「恩來，我們三人一塊再複議一下吧？」

  「可以，」周恩來認為自己可以反守為攻了，他以肯定的口氣說道：「我已經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中心的意思是：在戰局瞬息萬變、稍縱即逝的特殊時期，還是集中比分散為好。即使發生了難以預測的變故，大家都盡了力嘛！」

  「對，對！」博古幾乎說出這句心裡話，「防止有些人做我們『三人團』的文章嘛！」

  這件事情就這樣作了結論。

  接著，周恩來才進行戰略轉移的編隊。他經過深思熟慮，徵求意見後，決定把黨中央和政府機關等編為中央縱隊，也叫軍委第二野戰縱隊，包括後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擔架隊等。為了防止敵人破譯，又起了一個代號，叫「紅章縱隊」。從該縱隊的組成成分來看，負責人自然就是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同志，因此任命李為「紅章縱隊」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然後，他又決定將軍委、紅軍總司令部及其直屬隊編成軍委第一野戰縱隊，代號為「紅安縱隊」。該縱隊是首腦機關，也是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總指揮部，故任命副總參謀長葉劍英同志為「紅安縱隊」的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雖說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領導都編在「紅安縱隊」中，但他考慮到具體情況——也很可能想到了要迴避不必要的猜忌，又把張聞天編到第一梯隊，與「三人團」在一起行軍；把受傷的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編在第二梯隊；把大病未愈的毛澤東編在第三梯隊，與警衛班、馬夫、挑夫、擔架隊一起行軍。這樣一來，既達到了不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分散到各個軍團去的要求，也使博古、李德去掉了不必要的擔心。事後追論：周恩來真是一番苦心啊！

  但是，這時的周恩來絕不會想到，他的這一良苦用心很快就形成了一個以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為代表的新的「三人團」，為遵義會議的召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此乃後話。

  至於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第二條意見：不要一概地反對女同志隨軍轉移。由於博古、李德在此問題上也有一本難念的經，周恩來一提出，博古就說：

  「可以，請有關單位先擬個名單，交由中央批准。原則是：要少而精。」

  這樣一來，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博古的夫人劉群先、李德的中國妻子蕭月華、李富春的夫人蔡暢、李維漢的前妻金維映（即阿金）、鄧發的夫人陳惠英以及李堅貞、劉英等一批女紅軍骨幹得以隨軍轉移，總計三十人。

  周恩來立即電告正在指導紅軍戰士在於都河上架浮橋的毛澤東同志，請他立即趕回瑞金，安排好兒子小毛，與賀子珍一道參加轉移。

  這時的毛澤東雖然大病未愈，但他想的是兵貴神速，紅軍在突圍轉移中才能少受損失，而能否儘快架好於都河上的浮橋，又是紅軍突圍的首要問題，故他毫不猶豫地命令警衛員吳吉清：

  「你立即趕回瑞金，請子珍把小毛托給我的弟弟澤覃和他的妻子賀恰，做好轉移的準備。」

  吳吉清深知毛澤東最喜歡兒子小毛，他們父子這一分別何時才能相見，那只有天知道了。因此，他近似請求地說：

  「我看，你還是回瑞金一趟吧！」

  「為什麼？」毛澤東不高興地反問。

  「你應該再見小毛一面。」

  「你怎麼也變得這樣婆婆媽媽了？」毛澤東猝發無名大火，但是當他再一看吳吉清的表情，遂又強忍住因過分想念小毛而發的火氣，低沉地說，「去吧，如果小毛問起，就說我和子珍會很快回來的。」

  吳吉清離去了，毛澤東又帶病指揮紅軍戰士架浮橋去了。

  紅軍在突圍轉移的前夕，豈止是毛澤東一家面臨著生死離別的痛苦啊！就說是周恩來吧，他也有難言之痛啊！

  周恩來撤離上海之後，鄧穎超原定是去蘇聯學習的，故暫時留在了上海。翌年四月，博古同志又通知她：中央決定要她去中央蘇區工作。這樣，她又奉命化裝到了中央蘇區，見到了久違的戰友周恩來。她懷著火一樣的熱情投入了工作，先出任中央局宣傳部、組織部的幹事，後又擔任中央局秘書長兼司法部秘書。但是，由於環境的艱苦、工作的勞累，她那本來就不算健康的身體終於支撐不住了！她經常咳嗽，夜間盜汗，身體特別虛弱。時任中央紅軍醫院院長的傅連暲知道了，遂主動請鄧穎超到自己家休養，並由傅的母親和妻子給鄧增加營養。不久，鄧穎超的母親在組織的安排下來到中央蘇區，一面在醫院當醫生，一面在家護理女兒。就在紅軍決定突圍轉移後的八月，鄧穎超連續大口吐血，母親楊振德把她的痰拿到醫院中化驗，發現痰中有結核病菌，這樣就確診為肺結核病。那時得了肺結核，就像今天得了癌症一樣，有「十癆九死」之說。而這時的周恩來又天天忙於紅軍轉移的大事，只有深夜才得以抽身前往看看病中的妻子。

  說到周恩來和鄧穎超的愛情生活，社會上流傳著很多美麗的傳說。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鄧穎超在中央蘇區曾寫過一首品格甚高的愛情詩。她是借蘇區的紅葉來詠歌她和周恩來那崇高而又聖潔的愛情的。詩文如下：

  這片鮮紅的葉兒，

  象徵著正在燃燒著的戰爭動員的熱情，

  象徵著前線劇烈的戰火，

  象徵著革命兒女的相思情意，

  象徵著革命與愛的交互緊張循環的血流喲！

  鮮紅的旗——中國工農解放唯一的戰旗，

  鮮紅緊張的血流——戰爭迅速勝利的源泉。

  流呀！鮮紅的血。赤化全中國！

  戰呀！英勇的紅色的戰士！

  粉碎敵人的大舉進攻！

  爭取戰爭的全部勝利！

  看哪：

  開著革命勝利與愛的燦爛之花，

  結出革命勝利與愛的鞏固的果！

  這首充滿著革命激情的詩篇，的確是真實地反映了鄧穎超和周恩來的革命的愛情觀——革命與愛情最完美的統一。時下，紅軍就要進行戰略轉移了，雖說中央因毛澤東的建議改變了不准帶女同志的決定，但仍給鄧穎超和周恩來出了一道難以解決的情感之題。鄧穎超經過痛苦的抉擇，就在轉移前的一個晚上她背著周恩來向組織提出：

  「我身體不行，不便隨軍行動，還是讓我留下吧，免得增加組織負擔。」

  鄧穎超的請求是痛苦的，因為她認為自己唯有做此選擇，才不會影響周恩來指揮紅軍轉移，用自己情感的痛苦換取革命的勝利是值得的。這就是鄧穎超所追求的思想境界！

  但是，黨組織無論如何是不會批准鄧穎超這一請求的，正式通知她：坐著擔架隨軍轉移。也只有在這時候，周恩來才緊緊握住鄧穎超的手，分外深情地說：

  「小超，黨組織的決定，是不可改變的。」

  鄧穎超遂收回了自己的請求，決定隨紅軍轉移。但是，她再一看留下的母親楊振德又禁不住地暗自難過起來。她為了不使母親過分傷情，強打著笑臉說道：

  「媽媽，您來江西一年多，我們又要別離，實在對不起媽媽。您不怪我這個總是讓您擔驚受怕的女兒吧？我和恩來走了，留下您，我也很不放心啊！」

  鄧穎超的母親是一位偉大的女性，她不僅是中國近代最高覺悟的女性，而且還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她所熱愛的祖國，還有她引為驕傲的女兒鄧穎超和女婿周恩來。因此，她也忍著離別前的痛苦，無比堅毅地說：

  「小超，多少風浪媽媽都闖過來了。你就放心和恩來一起走吧。我擔心的是你的身體。隨軍行動，治療吃藥都不方便，只有靠你自己多加小心了。還有恩來，他總是沒日沒夜拼命工作，你要多勸勸他。幹革命總要有起碼的身體條件，才能堅持到底啊。」

  鄧穎超聽罷難以自持，緊緊地抱住母親，許久許久都沒說出一句話來。她這時似乎想起了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母愛是最偉大、無私的！」

  夜很深了，楊振德默默地把自己采的草藥配成一服又一服，用土製的紙精心地包好，放進鄧穎超的行囊中。她為了寬慰即將踏上征途的女兒，小聲地說道：

  「傅院長的家屬也不走，我暫時住到她那裡去。聽說毛主席的兒子小毛也送到傅的家中去了，我們會照顧他的。……」

  在紅軍就要突圍的前夜，更多的是戰友間的離別之情。由於這次戰略轉移是在高度的保密中進行的，和留下的數以千計的傷員告別就更是傷情不已！其中，周恩來與陳毅的壯別是最值得大書一筆的。

  陳毅同志與周恩來相識很早，但他和毛澤東同志共事最久。自打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義所部在潮汕失敗以後，陳毅與朱德同志率部上了井岡山，就和毛澤東同志一塊創建第一個紅色政權，旋即又一起創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又與毛澤東、朱德一道粉碎敵人第一、二、三次「圍剿」。誠如前文所述，陳毅在這期間，曾錯誤地批評過毛澤東同志。但是，當他隻身去上海向中革軍委報告紅四軍的分歧與爭論並受到周恩來等同志的啟發之後，他回到蘇區，又以負荊請罪的姿態請毛澤東出山，領導紅軍。這就是陳毅的胸懷！隨著毛澤東被剝奪軍事指揮權，陳毅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響，很快，他被調任江西省軍區司令。但是，陳毅光明磊落的品格很受同志們的歡迎，就是那些軍事教條主義者也奈何不了他。加之他指揮作戰有方，打仗身先士卒，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被授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的紅星獎章。是年八月二十八日，陳毅在興國老營盤指揮作戰時不幸大腿中彈負重傷。時任省委主要負責人的彭雪楓、李富春急電中革軍委，報告了陳毅負傷的情況。周恩來見電十分焦急，與朱德聯名給彭雪楓、李富春發電：

  「同意陳毅回博生縣休養，待稍愈時，轉赴瑞金休養。」

  陳毅遵囑在博生縣稍事休養，就又轉到瑞金紅色醫院治療。也就是在此治療期間，他讀到了張聞天為《紅色中華》撰寫的一篇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他從字裡行間感到了這篇社論就是紅軍轉移的動員令。接著，在紅色醫院中開始悄悄地議論起紅軍轉移的事情。或許是應了船破又遇頂風雨這句話，他的傷腿腫得像水桶似的，疼痛難忍。他從這嚴重的傷情想到了自己未來的結局，十有八九會被留下堅持鬥爭。為此，他給中革軍委負責人周恩來寫了一封信：請求在紅軍轉移前為他做手術。

  這時，周恩來正在與博古、李德舉行最高「三人團」會議，決定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被迫率領中央紅軍主力離開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之後，在中央蘇區成立中央分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負責領導中央蘇區及附近蘇區的紅軍和人民堅持鬥爭。中央分局開始由項英、陳毅、陳潭秋、賀昌、瞿秋白等五人組成，後又增加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毛澤覃等七人為委員，項英為書記，陳潭秋為組織部長，瞿秋白為宣傳部長，陳毅任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

  在討論這些人事安排的時候，博古有他的想法，而周恩來自然也有他的意見。有意思的是那位不了解情況，卻握有很大權力的李德始終是站在博古的一邊。結果，博古的想法也就會變成中央文件下達實施。對此，當事人陳丕顯同志多年之後曾講過如下這段話：

  「項英那時被留下來打游擊就有被整的意思。……項英當時要是被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喜歡』的話，也就不會被留下來打游擊了。」

  但是，項英以及其他被留下來的同志堪稱是臨危受命，二話不講，勇敢地挑起了這副以生命為代價的革命重擔！

  這次會議剛剛結束，警衛員就送來了陳毅請求做手術的信。周恩來閱罷陳毅的來信，當即叫來了衛生部長賀誠同志，以命令的口氣說道：

  「雖說明天就出發轉移了，你必須請最好的醫生，為陳毅同志組織實施外科手術。」

  「可發電機和X光機已經裝箱準備起運了。」賀誠有些為難地說。

  「立即拆箱，運到醫院！」

  「是！」

  「我這就去看望陳毅同志，親眼看著你們給陳毅同志做手術。」

  周恩來實在是太忙了！可是，當他想到陳毅同志的大腿中尚留有敵人的彈片，且又要留下來負責黨交給的重要使命的時候，他當即騎上戰馬，直奔紅色醫院而去。

  這太出陳毅的所料了！他緊緊地握住周恩來的雙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兩眼漸漸地由濕潤而模糊了。

  「陳毅同志，不要這樣嘛，要堅強些，要向關雲長學習。」

  「周副主席，我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從大腿中取幾塊彈片嗎？……」

  「這我清楚，你是將軍，又是詩人，此時此刻，你一定是想起了這兩句詩：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

  周恩來引的兩句古詩，不僅道出了陳毅同志的全部情愫，而且也概括了絕大多數紅軍指戰員的心情。但是，陳毅畢竟是一位久經血與火洗禮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他清楚周恩來行前趕來的目的，除去戰友的情分而外，還一定負有政治的使命。因此，他極力地控制住情感，風趣地說道：

  「你們就要走了，快對我說說悄悄話吧！」

  周恩來首先向他傳達了中央的意見：你是高級幹部，本來應該把你抬走，因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響，有名望，又懂軍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無法向群眾交代。隨後，他又向陳毅傳達中央的決定：

  「你留下參加以項英同志為首的中央分局的工作。同時，由你出任中央政府留守處主任之職。你有什麼意見嗎？」

  陳毅自然清楚這副擔子的分量！姑且不說自己是一個重傷員，單說留下的數以千計的紅軍傷病員在即將全部淪入敵手的蘇區如何才能生存下來，就是一道誰也不敢貿然回答的難題！但是，他是一位共產黨員，面對黨的困難局面，只能知難而進。所以，他十分乾脆地說了史有所記的四個字：

  「沒有意見！」

  這就是陳毅！

  陳毅深知周恩來在黨內極為特殊的處境，他不能在周的面前發牢騷。另外，他也清楚周恩來時下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忙人，有許多大事需要他去處理。因此，陳毅動感情地說道：

  「你來了，我腦殼中的問題就全都解決了。俗話說得好：千里搭帳篷，沒有不散的筵席，你就不要待在這裡了！」

  周恩來懷著依依惜別的心情離去了，但是，他的心潮就像是投下了千斤重的巨石，再也無法平靜下來。一路上，他的腦海里閃現著中央蘇區即將失去的情景，又想像著未來極其殘酷的廝殺場面……當這些畫面漸漸消失之後，瞿秋白的形象又定格在他的腦海中。頃刻之間，他又想起了他和瞿秋白風雨共濟的往事，遂又禁不住地暗自說：

  「我應該去看看他啊！……」

  但是，當他想到自己這位「三人團」的成員，竟然無法改變博古堅決要把瞿秋白留下的主張，遂又下意識地嘆了口氣；當他再想到見了瞿秋白該說些什麼的時候，就又不無歉疚地搖了搖頭。接著，他加鞭催馬，向著中革軍委所在地梅坑奔去。

  周恩來回到就要棄之而去的辦公地點之後，一種異樣的情感打心底泛起。是啊，他進入中央蘇區就快三年了，這裡記載著他無數次勝利的喜悅，也留下了他一次次失敗的痛苦，明天就要從這裡突圍西行，再硬的漢子也會分外傷情啊！……

  周恩來駐步在掛有作戰地圖的大牆下面，望著標有各種軍事符號的地圖，瞬間這軍事符號漸漸地化作了兩軍激烈的廝殺。當他的思路稍許清醒之後，又從紅軍突圍轉移西去的路線想到了何長工、潘漢年與南天王陳濟棠的代表談判之事，這是關係著戰略轉移借路能否成功的大事，忙問副總參謀長葉劍英：

  「長工和漢年有消息嗎？」

  「沒有。」

  「請立即給他按照預先約定的密語發報：長工，你餵的鴿子飛了。」

  葉劍英自然知道這句密語的意思：紅軍已經舉行戰略轉移了。

  言外之意是：請加快談判步伐，並獲得成功。葉劍英回答說：「是！」遂遵囑草擬電文，並請機要員發報。

  明天——十月十日，周恩來將率領所部轉移到於都，在毛澤東同志親自指揮建造的浮橋上過於都河。想到此，他又提筆給何長工寫了這封簡訊：

  長工同志：

  我在於都等你們。

  周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