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放浪形骸的中朝名士

  隨著司馬氏逐漸掌握實權，政治上的混亂暫時趨於平緩。如果說竹林時期是短暫的政治觀望期的話，那麼這個時期名士們必須做出一個選擇，這是政治立場的問題。竹林之遊也由此偃旗息鼓，無論是否自願，走出竹林成了士人的一種基本共識。竹林的精神核心人物山濤進入仕途，並施展才華。跟嵇康有著極其相似精神氣質的向秀，也選擇走出竹林。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世說新語·言語》）

  所謂箕山之志，就是隱逸山林，傳說當年巢父、許由就是隱居於此。嵇康被殺之後，向秀被郡守舉薦呈送郡國帳簿到京都洛陽去，司馬師召見了他，問他說：「聽說您有意隱居不出，為什麼今天會在這裡呢？」這個問題多少令人有些尷尬，也略有挑釁的意味。向秀回應說：「巢父、許由只是孤傲之士罷了，不值得過於稱讚羨慕的。」這個回答讓司馬師非常滿意。從道理上來說，像巢父、許由般隱逸山林，更符合向秀內心的理想。但是，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即便心中無奈，也必須走出竹林。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有一段話：「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麼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向秀當年離開竹林的時候，寫了《思舊賦》，回憶了跟嵇康和呂安在竹林度日的經歷，可見他對那段生活有著深刻的情感。而這個時候，向秀必須離開竹林，否則可能也只有死亡一途了，向秀對這種事實是無奈的，世間竟已無法容下一片竹林了！

  司馬氏最終取代曹氏並建立西晉，這也是自然而然的結果，由此而來的政治上的短暫平穩和統一，對於名士們來說，也是一種新的生活空間。當然，基於此前政治鬥爭的陰影，遠離政治成為多數名士的內心默契，放縱自我和追求奢侈在這個時期，成了名士生活方式的選擇。提及這一時期，放達大概是基本的特徵。章太炎先生在論及這一時期時也說，「蓋放蕩之至，竟似習與性成矣」（《太炎文錄·卷一》）。我們從當時史書的記載中，也可以非常直接地感知這種情形。

  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為散發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五胡之亂，此又失在狂也。（《晉書·五行志》）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世說新語·德行》注引王隱《晉書》）

  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鑑。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為太弟，召為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為放達。（《晉書·胡毋輔之傳》）

  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發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晉書·光逸傳》）

  上述的記載，大致發生在晉惠帝元康時期至永嘉年間。以王衍「四友」（胡毋輔之、王澄、王敦、庾敳）和「八達」（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為中心的名士群體，就是所謂的中朝名士，而放達是他們基本的行為特徵。這種特徵源於對以阮籍為代表的竹林名士行為的效仿，但事實上已經遠遠超出了竹林時期放達的限度。簡單而言，竹林時期的放達，雖然明顯地表現了對禮法制度的破壞，但是按照魯迅先生的說法，那些破壞禮法的人，事實上是最相信禮法的人，他們破壞的是那些虛偽的禮法，所謂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這麼產生的，在竹林七賢放達的背後還有對價值的關注。但是，中朝時期的這种放達，事實上已經完全與現實政治無關，只是一種形式上的放達，稱之為放浪形骸也是非常恰當的，具體行為有散發裸袒、閉室酣飲甚或對弄婢妾等。這種情形的出現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司馬氏建立西晉之後，政局暫時穩定。在士族政治環境下，上層士族擁有種種特權，甚至不需要通過處理具體政治事務而獲得地位。對於他們來說，放達成為提升自己聲望的一種非常重要的途徑，由此，清談和放達的氛圍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中朝名士生活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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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一時期的名士們並非均是以放浪形骸的形象出現的，比如郭象、樂廣、裴頠等，尤其是裴頠，他非常直接地批評了這种放達狀況。

  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晉書·裴頠傳》）

  裴頠從社會良性運作的角度出發，批判了這种放達之風。他認為這樣的風氣對於整個社會的有效運轉來說，並非好事。而後來西晉滅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與「清談誤國」有關，《晉書》對此也有非常明確的評價。

  有晉始自中朝，迄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嘆息者矣。（《晉書·儒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