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退隱山林的竹林名士

  正始十年（249）正月，少帝曹芳拜謁位於高平陵的魏明帝之墓，曹爽兄弟及其親信們皆隨同前往，而司馬懿趁機發動政變，史稱「高平陵政變」。通過這次政變，司馬懿成功消除了以曹爽為代表的曹氏宗室在朝中的勢力，曹氏宗室力量日漸薄弱，司馬氏控制了曹魏朝政，為日後司馬炎代魏立晉奠定了基礎。政治的巨變，就意味著死亡，按照史書的記載，高平陵政變的結果是，司馬懿「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范、當等，皆伏誅，夷三族」（《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這對於當時的士人來說，是極大的打擊，比如阮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晉書·阮籍傳》）。這種政局變革所帶來的政治高壓，在當時人看來導致天下名士減半，對名士而言毫無疑問是一種巨大的生存壓力！

  曹氏與司馬氏的權力消長充滿變數，而死亡的威脅也是無處不在的。這個時候，對於名士們來說，歸隱山林、靜觀其變，大概是面對死亡恐懼最直接的方案了，於是乎，中國歷史上就有了著名的「竹林七賢」。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世說新語·任誕》）

  「竹林七賢」是中國人極為熟悉的文化符號，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以及王戎的名字由此也得以流傳。作為一個文化和思想的符號，它代表了那個時代的精神和價值。雖然陳寅恪等學者對竹林七賢提出過異議，但我認為這些異議只具有學術討論的價值，而非一種思想史的事實。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之下，竹林之遊是士人必然的選擇。

  關於竹林七賢其實有很多有趣的問題可以進一步思考，比如竹林七賢的核心人物究竟是誰？或許阮籍和嵇康是後來公認的竹林時期的領袖人物，但是，竹林之遊作為一種事實的存在，並非因為嵇康、阮籍，而是因為山濤。竹林之遊是圍繞山濤展開的，而當山濤離開竹林的時候，也宣告了竹林時期的結束。所以，竹林時期真正的核心人物應該是山濤。

  在竹林時期，飲酒是名士的重要愛好，是當時竹林名士的主要生活和行為方式，其中最出名的好飲酒者，當數劉伶和阮咸。劉伶是純粹和酒融為一體的人，當然，這種融合背後是否有極強烈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不過，至少在劉伶看來，飲酒不僅僅是一種形式，更是一種精神生活的象徵，喝酒可以讓人進入極高的精神境界，其在《酒德頌》中揭示了這一點。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世說新語·任誕》）

  這兩個故事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的，劉伶的形象由此也變成了一個酒鬼。史書中劉伶的形象非常生動，「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晉書·劉伶傳》）。

  再說阮咸，其特殊之處大概就是喝酒不拘小節。

  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世說新語·任誕》）

  與豬同飲，確實是一時之佳興。從嚴格的道德立場來說，這顯然是無法被接受的，但在當時人看來，未必不是一種風度的體現。竹林名士均善飲酒，由此在中國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佳話，成為後人仿效的對象。在竹林名士看來，喝酒是精神生活的象徵和寄託，他們正是在飲酒之中，發現了真正的自我精神。

  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問題，從後世對竹林時期的推崇來說，嵇康和阮籍無疑都是中心，那麼他們的形象有什麼不同？嵇康的文章極佳，不但思路清晰，而且論點鮮明，比如《聲無哀樂論》就是這樣一篇佳作。而阮籍的文章總體上沒有太多的特點。如果我們想要真正了解阮籍，最好的方式不是讀阮籍的文章，而是關注其詩作《詠懷詩八十二首》，這才是最能反映阮籍內心精神世界的作品。事實上，嵇康和阮籍的形象有根本上的差異。當時人評價嵇康是一個神仙，嵇康的死也極為高亢，一句「《廣陵散》於今絕矣」，在中國思想史上畫出了一道無人企及的優美弧線！而我始終覺得，阮籍的形象更為深刻。阮籍不似嵇康，他始終是一個普通人，而在那個時代，普通人想要生活下去是極為艱辛的，「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晉書·阮籍傳》）。這樣的深沉哀傷，只有在阮籍的身上才能深切感受到。

  竹林時期，是一個特殊又短暫的時期。這是當時複雜的政治形勢造成的，在政治形勢明朗（即西晉建立）之後，竹林時期也就煙消雲散了。但魏晉名士無疑在竹林時期為他們的精神世界樹立了一座豐碑，這個時代與前一個時代最大的差異在於：正始時期相對穩定的政治狀態催生了浮華和清談，使得那個時代的名士高亢有餘而深沉不足；而竹林時期，則是名士們在極度無奈的政治氛圍中的一次華麗轉身。從思想的底色來說，前一個時期是以《老子》為基礎的，而這一時期是以《莊子》為根基的。更為重要的是，在竹林時期，《莊子》的思想更多地被視作一種生活方式，而非一種理論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