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得破知見

  猴年（1512年，正德七年），黃綰告別京華，歸隱天台山，專門修煉自得之學，以期明心見性去了。

  陽明的《別黃宗賢歸天台序》寫得「哲」情並茂。這一時期，陽明的「中心思想」是自得二字，自然開口就是這個主題。他說，心本體是光瀅明澈的，欲望把它擋黑了，經驗把它污染了，要想去掉遮蔽清除毒害，使之重放光明，從外邊著手是不管用的。心像水，有了污染就流濁；心像鏡子，蒙了塵埃就不亮。若從清理外物入手，逐個對付是不現實的。最主要的是，那樣就得先下水，就等於入污以求清，積塵以求明。黃開始也是遵循著這種流行文化方式去做的，結果是越勤奮越艱難，幾近途窮。

  王則教他從「克己」做起，從我心做起，「反身而誠」，明心見性，這樣就可以不依賴外界改善自己的德行水平。主體高大了，外界就渺小了。黃深以為是，總是如饑似渴地聽他的教誨，每每喜出望外。

  那位到南京當學道的王純甫與上上下下的關係都相當緊張，陽明剛聽到這個情況，一開始心裡很不是滋味，後來就高興起來。他寫信告訴純甫，感覺不好是世俗私情，感覺高興是說明你正在像要出爐的金子一樣，經受最後的冶煉。現在的難受事小，要成就的重大。這正是變化氣質的要緊關頭：平時要發怒的現在不能發怒，平時驚惶失措的現在也不要驚恐不安。「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本書首發𝔟𝔞𝔫𝔵𝔦𝔞𝔟𝔞.𝔠𝔬𝔪,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他說，天下事雖萬變，我們的反應不外乎喜怒哀樂這四種心態，練出好的心態是我們學習的總目的，為政的藝術也在其中。

  自得，就是在千變萬化的境遇中，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自己能找到正確的心態、意態，保持虛靈不昧的狀態，從而運用自我的力量完善自我。這是自家吃飯自家飽的事情，誰也不能給誰、誰也替不了誰，自己也不能從外頭弄進來，必須從自己的心本體中領取能得到的那一份。你自修到什麼程度就得什麼果位。

  王純甫收到陽明的信，琢磨了好長時間，給陽明寫了封回信，辭句非常謙虛，但語意之間其實是很自以為是的。陽明很反感自以為是，因為這事實上是沒有求益的誠意，無論你說什麼，對方也聽不進去，本想不予理睬了。後來，想了想，生命不永，聚散無常，他自以為是是他犯糊塗，並非明知其非來故意折騰我，我怎能任性只顧自己？

  自得之學的天敵便是自以為是。後來心學門徒就有把自以為是當成自得之學的，所謂「良知現成」就是這種口號。

  王陽明深知個中差之毫厘謬之千里的界限。首先是個「誠」的真偽深淺的問題。自以為是者都認為自己是真誠的，弄不好還認為唯我「明善誠身」，別人倒是在裝蒜。

  這其實是人類的絕症，也是東方主體哲學的「天花」——不自信其心就不會嚮往那絕對的善，太自信其心必自以為是。而自以為是是什麼也得不到的。

  朱熹是想把心靈問題學術化，類似於用科學解決宗教問題，也的確出現了只有學科而無學的問題，尤其是成為應試的舉子業後，與微妙的心靈幾乎毫無關係。

  陽明是想找回這個「學科」的靈魂，把學術問題變成身心問題，而且這個轉化是不能把「外」當成「內」的，要從內心向外轉，擴良知於事事物物，而不是相反。怎麼克服自以為是的毛病呢？只有更真誠深入地用人人心中本有的無條件存在、無限綿延的大「是」——他後來管它叫良知——來收拾每個人的那點兒自以為是。王純甫就是支離外馳而不覺，以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逐個求個至善，才能得到「明善」——這類似後來唯物主義的無數相對真理之和就是絕對真理的說法，現在已基本被證明是幻想。陽明只能是堅持他的一元論：

  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

  若將心與物分為二，必活得破綻百出，遇事便紛擾支絀。而盲目自以為是，是「認氣作理，冥悍自信」。這種人其實是瞎牛。

  所以，必須在事上練心，克服自以為是的良方是「必有事焉」。有了事，檢驗是與不是的標準就不是我以為了。這不但與心即理不矛盾，反而是心即理的延伸，因為事變都在人情中，「心外無事」不是說真的沒有事情而是說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事不在心外，幹事即是在練心。

  王陽明最反對「墮空虛」，他不滿於佛教的一事不干，既放棄了倫理責任，又無法找到活潑的「心」。王學是實用精神哲學，既非邏輯的也非經驗的，而是既先驗又實用的：「明善至極，則身誠矣。」誠則成物，不誠則無物。誠，是意術。

  陽明的自得之學雖是他自得而來，卻得了湛甘泉不少諍議、強化訓練，所以，王總說湛使他去了邪僻，得入正道。這其中有客氣、推譽的成分。要從思想史上說，自得之學的首創者是湛的老師陳白沙。白沙初年，由書本尋找入道門徑，累年無所得。他真誠地修煉，說出的話令人可信：我心與此理總不接茬，不搭界。他開始轉向，轉變到從我心中自求的道兒上來。他的口號是：「道者也，自我得之。」遂成了明代由朱轉陸的第一人、心學運動的先驅。

  湛甘泉一生極尊師道，弘揚師道不遺餘力，只要有條件就建造白沙祠堂，使白沙心學廣泛流傳。從大方向上說，陽明與湛、上至白沙是一條道兒上的。但陽明自有獨到之處。

  現在方叔賢已去西樵山修自得之學去了，黃宗賢也到雁盪山與天台山之間修自得之學去了，湛甘泉則在蕭山和湖湘之間蓋起了別墅，離王的陽明洞才幾十里，書屋也將落成，陽明「聞之喜極」。他曾與黃、湛有約，要繼續在一起聚講身心之學、自得之學，還將像在京城一樣——幾個人「死纏爛打」在一起，共進聖學之道。黃則聲稱他是為二人打前站的，王信以為真。他覺得人活著樂趣莫大於此，跟孔子最欣賞的曾點的活法差不太多了。

  他別方叔賢的詩說：「請君靜後看羲畫（指八卦），曾有陳篇一字不？」因為方叔賢有重書本的傾向，特提出規勸。關於自得的話頭是：「道本無為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大道如江河，你必須「親自」去汲取，必須自得，這是無援的思想，而且必須「陳言務去」，才能有所得。他嘲笑那些想從知見覓虛靈的做法是在緣木求魚。「知見」相當於黑格爾說的「意見」（黑格爾說學哲學必須學方法、原理，不能學一堆意見），是「聞見道理」，不是親證親會的真東西，不可能給人智慧和力量。

  他別湛甘泉的詩充滿了生離死別的憂傷。在飛短流長的官場文人圈子中，像湛那樣淡泊的人，依然有人瞎猜疑，王的答覆是：「黃鶴萬里逝，豈伊為稻粱？」陽明的緊迫感躍然紙上：「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最後以他們幽居林泉講學論道、共輔斯文不墜作結。

  嗚呼！世風澆漓如此，已無外援可恃，只能從本心「自得」道德意志了，恰似蜻蜓自食其尾以汲取氧氣。

  但是，他們卻生機勃勃得很，而且頗多狡黠幽默的「趣」。後來公安派的袁伯修在《白蘇齋類集》卷二十二中追記了一則聽前輩講來的故事：

  陽明接人，每遇根性軟弱者，則令其詣湛甘泉受學。甘泉自負陽明推己，歡然相得。其實陽明汰去沙礫，直尋真金耳。

  從中不難看出陽明比甘泉有「術」。自得之學，各人得其所學。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