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氣」之存養

  歸寂派認為，陽明若說「致良知」，就不會論及孟子的「夜氣說」；同樣，如果他主張孟子所謂的「集義」及「必有事焉」，那就不會特別強調以「勿忘勿助」為工夫之要。因為這些工夫全都是「致虛守寂」的工夫。

  原來，孟子提出「夜氣說」是由於人們喪失了良心，故指出其萌動處以便加以培養。陽明對「夜氣說」的主旨是能夠諒解的。但因為若要悟得良知，首先就必須用「致」的工夫。所以如果提倡「夜氣」以求寧靜，那就像「守株待兔」那樣徒勞無益了！陽明認為，良知之體因為本來是寧靜的，所以據「夜氣說」而求寧靜，就如同騎驢而求驢那樣，會失卻主腦生機而流於枯槁，從而陷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誤。這就是陽明批評「夜氣說」的理由（參見《傳習錄》中，《答陸原靜書》二）。

  然而，雙江認為，「夜氣」之存養就是良知本體的培養，本體據此就會自然發用而通達於人倫庶物，進而生生發展而日新月異。因此，他是主張夜氣存養說的（參見《聶貞襄公文集》卷6，《寄王龍溪》二）。而他之所以特意提出陽明未及注意的孟子「夜氣說」，則是為了救正修證派和現成派的弊病。因為修證派在已發上用工夫，而纏綿於好惡相近；現成派忘卻良知培養，以現在為具足，而陷於任情肆意。可見，雙江揭示此說的目的並不是企圖背叛師門。

  陽明說過：「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傳習錄》中，《答聶文蔚》）又說：「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同上）但雙江在給陽明的書函中則說：「集義之功，不忘則助，甚難為力。」（《聶貞襄公文集》卷6，《答陽明先生書》）他提倡「集義」，並論述了「勿忘勿助」工夫與「集義有事」為一體的重要性。但他以集義之「集」為斂聚之義，從而把「退藏於密」當作敦化之原的工夫（參見《困辨錄·辨心》），並視之為存養夜氣的丹藥，點鐵成金的功力（參見同上書，《辨神》）。念庵也以「集義」為未發和廓然的培養工夫（參見《羅念庵文集》卷3，《與尹道輿》），並把「有事」視為培養專一的工夫（參見同上書卷3，《答劉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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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質上，無論「集義」還是「有事」，雙江都當作主靜培根的工夫而加以強調。雙江之所以特意提出「勿忘勿助」，似乎可以從「吾輩今日之病在於助」（《聶貞襄公文集》卷11，《答董明建》）一語中知其底蘊。因為他看到了，若在發用動作處用工夫，就會陷於嚴重的助長之弊，因而痛感到予以救正的必要性。在他看來，無論是主張「有事」的陽明之學，還是主張「勿忘勿助」的湛甘泉之學，雖然都以各自的立言宗旨救正學者的偏頗，並各有所見，但是他們都不如提倡兩者渾一的孟子之說（同上）。

  這樣一來，雙江似乎有了調停王、湛二學的傾向（同上）。這從他把宋學和王學看作一脈相承的立場看，是不足為奇的。這裡附帶說明一下，甘泉的「隨處體認」之學，也可看作是出自羅豫章、李延平的澄心主靜之學（參見《困辨錄·辨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