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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了美國，不久後被派往彼得格勒（Petrograd）執行任務。我對這項任務缺乏自信，因為它似乎需要我認為自己並不具備的能力。但是當時似乎沒有人比我更能勝任，而我的作家身份，對於我被要求去做的事情來說，是一種非常好的「掩護」。我的身體不太好。我有足夠的醫學知識來推測我的出血狀況意味著什麼。X光照片能清楚地看出，我是得了肺結核病。但我不能錯過與托爾斯泰（Tolstoi）、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i）和契訶夫（Chekov）在同一個國家度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機會。我覺得，在我被派去工作的間隙，我可以為自己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所以我堅定地踩下了愛國主義的強音踏板，並說服了我諮詢的醫生，在當時那種悲慘的環境下，我不會做出過度的冒險。我鬥志昂揚地出發，帶著大量可供我支配的資金以及四個忠心耿耿的捷克人，他們充當我與馬薩里克教授（Professor Masaryk）的聯絡官，教授手下大概有六萬個可供調遣的同胞，分布於俄國多個地區。我對自己工作所肩負的責任感到極為興奮。我是作為一名私人特工去的，必要時可以否認身份，接受指令和與政府敵對的黨派取得聯繫，設計讓俄國繼續參戰，並阻止同盟國（Central Powers）支持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取得政權。我沒有必要告知讀者，在這項工作中我不折不扣地失敗了，我也不會要求人們相信，如果我能提前六個月被派到這裡，本可以取得成功。在我抵達彼得格勒三個月後，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政府垮台，終止了我的一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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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了英國。我經歷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也認識並深入了解了一位我見過的最不平凡的人。那就是曾暗殺特勒伯夫（Trepov）和謝爾久斯（Sergius）大公的恐怖分子鮑里斯·薩溫科夫（Boris Savinkov）。但我在醒悟之後就離開了他。需要採取行動時無休止的討論，猶豫不決，當冷漠只能導致毀滅時的麻木不仁，虛假偽善，心無誠意，這些我隨處可見的弱點使我討厭俄國，討厭俄國人。我回來時的確病得很嚴重，因為在我所處的職位，我無法享受其豐富的給養，而大使館的人卻能酒足飯飽地為他們的國家服務，我（就像俄國人一樣）的飲食被減少到很匱乏的程度。（當我到達斯德哥爾摩時，我有一天的時間等待驅逐艦帶我穿越北海，我去了一家糖果店，買了一磅巧克力，然後就在街上吃了起來。）其中有一個計劃是派我到羅馬尼亞（Rumania），去執行一項有關波蘭陰謀案的任務，其中的細節我已忘記了。計劃最終失敗了，但我並不遺憾，因為我當時咳得天昏地暗，高燒不退，徹夜不適。我去看了我能打聽到的倫敦最有名的專家。他打發我去了蘇格蘭北部的一家療養院、瑞士的達沃斯（Davos）和聖莫里茨（St. Moritz）。我當時不方便去，接下來的兩年，我便過著虛弱病人的生活。

  我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我活這麼久第一次發現躺在床上是多麼令人舒服。令人驚訝的是，當你一整天躺在床上時，你會發現生活是多麼豐富，你可以找很多事去做。寬大的窗戶敞著，窗外是冬夜的燦爛星光，在這樣一個私密的房間裡令我很舒適。它給了我一種美妙的安全感，一種超然和自由。這種靜謐令人陶醉。我的房間似乎無盡空曠，我的思想，伴著群星，似乎可以做任何的歷險。我的想像力從未來得如此輕快，就像是滿帆的船順風疾行。單調的日子裡，我讀的書和我的思考是唯一讓人興奮的事情了，這種日子以令人難以想像的速度飛逝而過。我痛苦地離開了自己的床。

  當我的病好了，足以讓我每天都有些時間與病友們待在一起時，我進入了一個陌生的世界。其中一些人多年來一直生活在療養院，這些人與我在南海遇到的人一樣個性獨特。疾病和古怪、隔離的生活奇怪地影響著他們，扭曲、強化並惡化了他們的性格，就像在薩摩亞（Samoa）或塔希提島（Tahiti），人們的性格被令人倦怠的氣候和隔離的環境惡化、強化或扭曲一樣。我想，在療養院我學到了很多關於人性的知識，如果不是在那待過，這些知識我是永遠都不會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