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9 商鞅方升 商鞅變法的重要物證

  國寶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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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戰國(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尺寸：通長18.7厘米，內口長12.4774厘米，寬6.9742厘米，深2.323厘米

  出土地：陝西省渭南市蒲城縣

  館藏地：上海博物館

  主講人：劉一翔

  提起青銅器，我們首先可能會想到體形碩大的青銅大鼎，或是能夠演奏美妙旋律的編鐘。但是說到方升，您可能會一頭霧水。那麼，方升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實際上，「升」是一種量器，往往被用來計算農作物的多少，也是當時上交賦稅和商品貿易中非常重要的參照物。在早期，我們祖先還以自然物為標準進行度量衡的測定，比如最早測量距離的方法就是計算自己腳步的數量，而測量重量往往會用一些糧食如粟、稻的重量來計算。經過長時間的發展之後，古人逐漸脫離了以自然物作為參照，轉而以人造物為標準，逐步發展出了各種度量衡的器具，升就是其中的量器。

  接著，我再來介紹方升前面的兩個字「商鞅」。提起商鞅，您一定聽說過，他是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在他實行變法後，秦國成為一個富裕強大的國家；同時，這也為之後我們國家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而他實行變法的方法也非常具有教育意義，比如著名的城門立木典故：商鞅在剛開始推行新法時，為了取信於民，便在城南門外放了一塊木頭，並許下諾言：如果誰能把這塊木頭搬到北門，就賞給他10金。百姓覺得很奇怪，並沒有人去搬。於是，商鞅便將獎賞提高到50金，終於有人將木頭搬到了北門。商鞅馬上賞給他50金，表示他並不是在開玩笑。取信於民對新法的推行大有好處，使秦國逐漸強盛起來。

  商鞅方升的銘文及價值

  說到變法，統一度量衡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內容，這件商鞅方升就是當時頒布度量衡標準的實物證明，也是商鞅變法的重要物證之一。我們仔細觀察會發現這件文物上有好幾個地方都有文字，其中位於器物側邊和器柄對邊的第一組銘文是：「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寸五分寸壹為升。重泉。」這段銘文的意思是：在秦孝公十八年，正值齊國的卿大夫使團到訪秦國商議大事，同年冬天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鞅監製了這件標準量器，它的容積是十六寸又五分之一寸。這件方升在重泉這個地方使用。這條銘文詳細地向我們介紹了這件方升的製造者、製造時代，以及它的容積。銘文中的「大良造鞅」就是商鞅。

  位於器物側邊和器柄對邊的第一組銘文是：「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積十六寸五分寸壹為升。重泉。」

  「大良造」是秦孝公時期秦國的最高官職，掌握著軍政大權。《史記》中記載：「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說的便是在秦孝公十年，商鞅被任命為大良造，包圍了魏國的安邑，使其投降於秦國。在八年後的秦孝公十八年，商鞅便監製了這件器物。

  這件商鞅方升通長為18.7厘米，內口長為12.4774厘米，寬為6.9742厘米，深為2.323厘米。如果按照漢代理想計數的長度換算，那麼方升的容積為5.4寸×3寸×1寸，得到的結果正好是16.2寸，與銘文自名的容積相同。然而，實際情況仍然受限於當時的技術水平，因年代久遠導致的變形和積鏽也會造成一定的誤差。最後的重泉，我們可以理解為這件方升製造或使用的地點，在現在陝西的蒲城縣。

  這件方升的歷史價值不僅在於它是商鞅變法的重要物證，還體現在它被連續使用了120多年之久，更是成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法令的標準參照。

  方升的第二組銘文是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的詔書，位於器物底部及第一組銘文的對邊：「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臨。」據此可知，秦王政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後，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狀和王綰將商鞅既定的標準推行至全國，代替列國複雜的量制，並將這份詔書文字刻在這件已經使用了100多年的商鞅方升上，與文獻所記載「二十六年……秦處並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的記載互證。

  方升的第二組銘文是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的詔書，位於器物底部及第一組銘文的對邊：「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臨。」

  當時中國各地度量衡的錯綜複雜，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度量衡改革統一的必要性，但單從度量衡史的角度來理解方升製造的原因和意義仍是不夠的。管仲認為，如果百姓只有一個可以獲取利益的途徑，那麼整個國家便能擰成一股繩，因而變得無敵。他在《管子·國蓄》一書中就說道：「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商鞅也有相同的觀念，在他看來，引導秦國百姓萬眾一心去做一件事可以強秦。他不認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治國理念，而是堅持「以農戰為本，賞刑為用，而法治為體」，其變法十分重要的一項舉措便是重本抑末，發展農業而抑制工商業。他開阡陌封疆，實行土地私有制，開墾荒地，集全國之力走農耕之路發展秦國的生產力。實行平等的賦稅、統一度量衡的舉措其實都是鼓勵農耕的必要手段：為了使全國的精力專注於農耕，秦國急需一個公平的標準來幫助農民計算他們的土地面積，並且規範賦稅等經濟交換行為。這個「標準」便是我們所說的法治。歷史上官吏利用度量標準的不規範與百姓爭利的事屢見不鮮，而商鞅正是通過國家立法來保障農民的利益不受官吏的剝削，所謂「治法明，則官無邪」。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從戰國七雄脫穎而出兼併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將秦國的法制推行至全國。過去多年的考古挖掘中，除了陝西、甘肅的許多秦國舊址，齊國、趙國、越國的故地，以及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哲里木盟(今通遼市)的古城遺址也都有秦代度量衡器的出土，正是商鞅為秦始皇「皆令如秦制」奠定了基礎。爾後「漢承秦制」，漢代的度量衡是秦代的延續和發展。西漢時期，劉歆整理了秦漢以來的度量衡制度，後被班固選載入《漢書·律曆志》，成為我國第一部度量衡專著。一直到今天，雖然單位值隨著歷史的變遷而改變，但是基本單位和進位關係則被我們所繼承。2000多年前，商鞅所確立的標準在今天仍然發揮著它的作用。而商鞅方升，這件120多年前在秦國成為全國標準的量器，繼續閃耀著它在歷史中的光芒。

  商鞅方升的收藏

  商鞅方升的收藏故事也同樣充滿傳奇色彩。1903年，近代著名的鑑藏家和實業家龔心銘在「清暉閣」以重金購得商鞅方升，並同其弟龔心釗開始潛心研究與考證，方升的銘文、拓本因此陸續見諸報端。當時龔心銘在滙豐銀行的抵押即將到期，銀行提出若以秦量做抵押的話，他從銀行拿錢便可以不受限制。為了保住方升，龔心銘的兒媳婦朱靜宜變賣了自己的陪嫁用來償還抵押。

  日偽時期，無論日本人以權勢相壓，還是出重金利誘，龔心銘的兒子龔旭人都堅稱商鞅方升早就被其父親賣去了國外。20世紀60年代末，方升從龔家被抄走，由上海博物館代為保管。 「文革」結束後，根據相關政策，上海博物館將代管文物悉數歸還給龔家。龔旭人的子女再三思量，最終決定將商鞅方升、52塊郢爯及其他文物轉讓給上海博物館收藏，使這些具有深厚歷史意義的文物納入國有收藏供全社會研究。

  [1] 原始瓷就是比較原始的瓷器，是陶器向瓷器過渡階段的產物。

  [2] 19世紀初，德國一個叫「摩氏」的礦物學家制定了一套鑑別礦物硬度的標準，從1～10進行劃分。摩氏1度是最軟的，也是最容易刻畫出痕跡的，比如滑石的硬度就是摩氏1度，你用指甲就能在滑石上留下刻痕。摩氏10度是最硬的，比較典型的是金剛石，那是目前地球上發現的眾多天然存在中最堅硬的物質。

  [3] 鑞是一種專門用來焊接金屬的鉛錫合金。

  [4] 草原絲綢之路是我國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路線由中原地區向北越過古陰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帶長城沿線，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亞北部，直達地中海歐洲地區。這條貿易通路與其他絲綢絲路相比，緯度更高，地勢更為平坦，貿易路途更短，交通更便利。

  [5] 賀西林：《漢代藝術中的羽人及其象徵意義》，《文物》2010年第7期。

  [6] 梁志明、鄭翠英：《論東南亞古代銅鼓文化及其在東南亞文化發展史上的意義》，《東南亞研究》2001年第5期。

  [7] 張強祿：《羽人競渡紋」源流考》，《考古》 2018年第9期。

  [8]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卷一上，北京，中華書局， 1981年，第31頁。

  [9] [漢]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3270頁。

  [10] [漢]袁康：《越絕書》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