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再來讀讀康有為的相關論述。在第一次向光緒皇帝上呈《日本變政考》的一個月之前，他為其女康同薇的《日本變法由遊俠義憤考》（戊戌春月上海大同譯書局印）所寫的序（1898年3月16日）中力說日本明治維新的原動力是由「處士浪子發憤變政」、由「義士遊俠熱血漲力發蹈之所成」。而其《日本變政考》所述，如康有為在跋文中所言，「其變法之次第，條理之詳明，皆在此書。其由弱而強者，即在此矣。」[15]該書實際上就是一部編年體的明治政治史。在康有為看來，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個不斷「刮垢除舊，改良進步」的過程。作為維新最終成果的明治憲法，也是「經百十之阻撓，過千萬之叢弊」，[16]「幾閱歐美之考求，幾經再三之改錯，而後得此。」[17]而且康有為特別強調其起步與過程之艱難，正是因為日本經歷了如此艱難而獲得了成功，因此可以成為中國變法維新可靠的嚮導。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效仿日本，他甚至為光緒皇帝列好了時刻表：「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18]其自信的基礎，是因為他看到了中國的各種條件比日本都優越，如在自然和社會方面，「我廣土眾民，十倍於日，皇上乾綱獨攬，號令如雷霆，無封建之強侯，更無大將軍之霸主，片紙渙汗，督撫貫行，四海無虞，民罔異志。」而經濟上，「就今歲入，已逾萬萬；若括陋規，必可得倍；若正經界，更得倍蓰；若善銀行之用，則不可思議也。」加上與日本文化、習俗相同的一面，所謂「彼與我同文，則轉譯輯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彼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政之次第，鑒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誤，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而歐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規，悉發現於我神州大陸矣。」[19]而且進一步在《日本變政考》跋文中強調，因為「其守舊之政俗與吾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異道。」[20]就是說中國也只能效法日本，舍此別無他途。而其有效性的根據是建立在對中日文化共性的基礎上的。

  康有為也思考過明治維新的各種變革和新政，最根本的是什麼？中國學習它應該從何下手？他認為首先是制度的變革，具體而言是官制的變革最重要。制度建設固然重要，康有為也認識到更重要的是要有能夠執行新法的新人。「執舊例以行新政，任舊人以行新法，此必不可得當者也。故惟此一事，為存亡強弱第一關鍵矣。」[21]尤其他注意到基層的行政執法者的重要性。「今日百政，皆下知縣。而知縣選之甚輕，捐納軍功皆可得；任之甚重，兵、農、學校、賦稅、訟獄、皆責於一人。彼未嘗讀其書，立此志，如之何而責其行也？知縣不奉行，則無一政能逮於民者，如此而望新政之行、自強之效，豈非卻行而求及前哉？日人新定府縣制，而盡廢舊制，誠得變法之本矣。」[22]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說的都是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