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說到梁啓超，他雖然沒有留下關於明治維新的大部頭專著，但是明治維新對他的影響，或遠遠超過黃、康二人。他自己也說：「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每日閱日本報紙，於日本政界學界之事，相習相忘，幾於如己國然。蓋吾之於日本，真所謂有密切之關係。」[23]與直接涉及明治維新的相關論著相比，其傳授學習日文經驗的《和文漢讀法》一書，或更有影響。他在《論學日本文之益》中現身說法：「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對於所輯《和文漢讀法》，更是胸有成竹，謂「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之所以認為容易，也是由於多看到中文與日文的相同之處。如他所言：「日本文漢字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組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閡矣。」[24]這種讀法，他自己也曾在《東籍月旦》中解嘲說是「一急就之法，殊未可厚非也。」[25]

  梁啓超的論著中涉及日本幕末維新之處不少。首先，他也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之成功，乃是幕末諸豪傑之所賜，而其中尤其推崇吉田松陰。在梁啓超的思想變化中，無論是傾向於革命還是傾向於立憲改良，吉田松陰都是他重要的思想資源。當他的思想傾向於革命的時候，他認為吉田松陰「打破局面」的破壞精神是日本維新的主動力；而他的思想回歸到立憲改良的時候，還編譯《松陰文鈔》（1906年）來為立憲派助威。在《松陰文鈔序》中他強調「日本維新之業，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動力，必歸結吉田松陰。松陰可謂新日本之創造者矣。」甚至「雖謂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陰所感化焉可也。」這種「新精神」是什麼呢？他在這篇序文中沒有明說，只是提到「事業與學問皆枝葉也，而有為事業、學問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則枝葉不必出自我，而不啻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枝葉，本則撥矣，夫安所麗？」[26]這個「本原」借用吉田松陰的話說就是需要刻意厲行的「勤王敵愾」精神，對此，梁啓超批註曰：「此言不啻詔我輩。」[27]在他看來，維新中國的創造也要在維持既定「國體」這個本原的前提下進行。

  梁啓超的明治維新論，最精彩之處當在其《日本預備立憲時代之人民》一文，而此文實為一篇「明治政黨史綱」。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頒詔預備立憲，聲稱「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這篇文章正是因此而作，目的在於借鑑日本的經驗。總體而言，他認為明治憲政得以成立，是政府和人民雙方力量相互「借重」、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尤其強調人民的要求具有決定性意義。日本憲法之運用，其成績斐然可觀，明治憲法，從形式上看雖是欽定憲法，但從根本上看，其動機發自人民。因此，日本的成功是日本國民努力的結果。效法日本，就是要效法其國民。他強調：「凡善良之政治，不可不求其基礎於國民。」如果「國民政治不發生，而欲國家即於盛強，是又欲入而閉之門也。」[28]而中國當時的國民都將「政治」作為「政府當道者之專有物」，[29]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消極態度，敬而遠之。國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淡薄，即便政府頒布預備立憲上諭，也將難見成效。

  梁啓超雖然沒有一部專門的明治維新著作，但是他曾直接參與了大隈重信所編《開國五十年史》（漢文版在1909年9月由東京印刷株會社出版發行）漢譯稿的校對。[30]該書漢文版發行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中國能夠借鑑日本的成功經驗。這與梁啓超等立憲維新派的思路是一致的，因此他也對此書極力推薦，說「茲編所記載，皆出彼都元勛碩儒自舉其所閱歷者，以資其後昆及與國之法戒。欲知日本之所以有今日，舍此殆無其途焉。」[31]針對那些主張直接學習歐美，認為日本一切制度學藝皆裨販歐美而不願做再傳弟子的觀點，梁啓超主張「吾苟誠求而善學者，則日本已足以資我而有餘。若其不能，則事事模仿歐美，而畫虎類狗之醜態，必更甚於今日數倍，有速其亡已耳。」[32]怎樣才稱得上是「誠求而善學」？我們學習日本為什麼會出現「擬之也彌似，而去之也彌遠」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