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對這個問題，如果從當時的革命派來說，道理可能很簡單。眾所周知，比如章太炎就說立憲本來就不適於中國，因為在他看來所謂憲政，不過是「封建世卿之變相」罷了。中外歷史及世界大勢在他眼裡，「歐洲、日本去封建時代近，而施行憲政為順流；中國去封建時代遠，而施行憲政為逆流。」[33]又說：「世人徒見歐洲、日本，皆以立憲稍致清平，以為四海同流，中國必不能自外，是但知空間之相同，而不悟時間之相異，其亦疏繆甚矣！」[34]就是說，方向走錯了，當然是只能漸行漸遠、越學越壞了。

  不同的政治立場大概不足以拿來代替作為對這個問題的學理性分析。維新派的明治維新論還是可以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一些線索。如上所述，我們可以從中讀到一些基本相同的理念。比如，他們都將明治維新成功的原動力歸結為豪傑之士（處士、俠士、志士）的英雄氣概這種精神因素，而養成這些因素之土壤無不與漢學有關。又如，他們看到的多是中日文化相同的方面，甚至是中國優越於日本的方面，因此對於效法、學習日本的制度、語言都充滿自信。他們的認識也各有特點，比如黃遵憲基本上屬於傳統知識分子的範疇，他寫《日本國志》，雖然材料是日本的，但那是作為傳統的中國史書來撰寫的，如他在《日本國志敘》中所言：「今之參贊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職也。」[35]對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而康有為的經世意識、帝師觀念非常鮮明。他研究日本，並非對日本本身感興趣，其出發點在中國。其《日本變政考》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我皇上閱之，采鑒而自強在此。若棄之而不採，亦更無自強之法矣。」[36]他也意識到西方的良法美意，一到中國就弊竇叢生，最終他將其歸結於中國官制之積弊太甚。相對而言，梁啓超或許要理性、嚴密得多。他到日本不久就意識到中國與日本有根本的不同，認為日本再好的著作也只能作為中國的參考，而不能照搬。在《東籍月旦》中介紹井上哲次郎和高山林次郎合著的《新編倫理教科書》時，他說「井上高山皆著名大家，其書亦精心結撰。但專為日本人說法，日本國體民俗有與我國大相反者，故在彼雖為極良之書，在我則只注供參考而已。」[37]這就是很好的例證。只是這種不同還沒來得及仔細品味、研究，就很快因為應急、速成的現實需要而被表面上的似乎相同所掩蓋，因此將對象簡單化了。

  本書首發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梁啓超意識到了問題的所在，而給予這個問題以清晰解釋的，或許要數周作人。他根據自己研究日本語言文化的切身經驗，在1942年初發表的《日本之再認識》一文中強調：「如果只於異中求同，而不去同中求異，只是主觀的而不去客觀的考察，要想了解一民族的文化，這恐怕至少是徒勞的。」[38]他說：「我們前者觀察日本文化，往往取其與自己近視者加以鑑賞，不知此特為日本文化中東洋共有之成分，本非其固有精神之所在，今因其與自己近似，易於理解而遂取之，以為已了解得日本文化之要點，此正是極大幻覺，最易自誤而誤人者也。」[39]可是到今天，還是有許多人不重視對日本作「客觀的考察」，不去下功夫尋求「中國民族所無或少有」的「日本民族所獨有之異」，還不時能夠聽到有人片面強調以中國人的主體關懷去讀日本史，甚至說所有的日本史都是中國史。這種「『中國式』日本研究」或認識，可否謂之「誠求而善學」，仍然還是一個問題。

  （原文載於《日本問題研究》2017年第4期）

  注釋

  [1]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三冊（《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14頁。

  [2]相關研究可參閱王曉秋的《清末形形色色的明治維新觀》（收入《世界歷史》編輯部編：《明治維新的再探討》，《世界歷史》增刊，1981年12月）、呂萬和著『明治維新と中國』（東京：六興出版，1988年）等。

  [3]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05頁。

  [4]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第116頁。

  [5]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第929頁。

  [6]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第30頁。

  [7]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第821頁。

  [8]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第929頁。

  [9]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第930頁。

  [10]王船山：《黃書》，《船山全書》第12冊，長沙：嶽麓書社，2011年，第508頁。

  [11]王船山：《黃書》，《船山全書》第12冊，第519頁。

  [12]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第1414頁。

  [13]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第1415頁。

  [14]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第1415頁。

  [15]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74頁。

  [16]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第48頁。

  [17]同上，第274頁。

  [18]同上，第105頁。

  [19]同上，第104—105頁。

  [20]同上，第274頁。

  [21]同上，第137頁。

  [22]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第196頁。

  [23]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七冊（《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86頁。

  [24]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飲冰室文集》之四），第81頁。

  [25]同上，第83頁。

  [26]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60頁。

  [27]郭連友：《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248頁。

  [28]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冊），第387頁。

  [29]同上，第389頁。

  [30]馬冰潔：《〈開國五十年史〉與明治日本的文化輸出》，見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第11屆博士生日本研究論壇資料集《東亞視閾下的日本與中國》，該論壇2017年3月18日在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舉行。

  [31]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三冊（《飲冰室文集》之二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15頁。

  [32]同上，第114頁。

  [33]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太炎文錄初編》（徐復點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6頁。

  [34]同上，第397頁。

  [35]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全二冊），第819頁。

  [36]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四集，第274頁。

  [37]梁啓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飲冰室文集》之四），第87頁。

  [38]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日本管窺》，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92頁。

  [39]同上，第92—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