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書名中「文化交涉」「交涉史」的提法，早已有之，並非標新立異。我用這個提法，更多地是想感謝以日本關西大學陶德民教授為創始會長的「東亞文化交涉學會」所提供的這個學術平台，本書中的多篇文章起初都是為參加該學會年會而寫的。如陶教授所言，交流「在現代語境裡往往指對雙方都有補益的接觸和互動。可是，事實上交流不一定給雙方都帶來補益，也可能造成矛盾衝突、傷害和負面後果。」用「交涉」一詞，「就是要表明必須站在中性的立場上對各種各樣的文化接觸和互動現象都要進行客觀的研究」（陶德民：《「東亞文化交涉學」的關鍵詞——全球化時代文化硏究的視野與新視角》，《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開設記念》，関西大學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2012年3月）。我也比較認同這種觀念。

  

  這本書是為「百年南開日本研究文庫」而編的。本來，在我的研究計劃中，有「湘學與日本」「日本近代思想與儒學」「日本近代思想中的中國因素」等這些專題，而每個專題研究都還在探索的路上。未等這些工作完成後分別整理成相關專著，就將各專題中的「半成品」搜集起來以這種「大雜燴」的形式獻醜，頗有些難為情的。不過，基本的模樣已經在這裡了。丑，也是自己的丑，無處可逃。

  不知不覺，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一路走來，似乎是不知不覺，其實也並不容易。

  每個人的路都不同，各自的易或不易只有他本人或其周圍的同伴最感真切。貴在堅持，只要走下去，且心術正、方法得當，就一定能找到或形成隊伍，融入更大的「流」中，在尋找的路上暫得一份安寧，這就是歷史，一同隨歷史延伸、翻騰，這樣看人看事，就如同看風景。不知不覺，自己的動靜也在風景中。

  有時候常想，要是按照母親的意願，作為一個女兒身來到這世界，會怎麼樣呢？好在母親並沒有把我當作女兒去養，其實，小時候家裡窮，父親「吃國家糧」，工作離家遠，母親在生產隊起早貪黑賺工分，「半邊戶」，一年到頭，生活也在平均線以下。對於我們的教育，除了用吃苦耐勞來以身示範之外，基本上都是「放養」。直到大學階段，都沒有什麼明確的專業意識，可以任性地將青春塗抹在塗了又抹抹了又塗的「新詩」上、消磨在刻了又磨磨了又刻的「印章」里，盡情陶醉，忘乎所以。

  後來大學畢業去工作，兩年後，蒙周德豐先生不棄，考回南開讀研究生。當時哲學系的中國哲學專業，是全國「現代新儒學」研究的重鎮，學術氣氛非常活躍。在方克立先生的支持下，我們自辦刊物，劉澤華先生更鼓勵我們並以「哲學少年」相期許，真是激情燃燒的歲月。1994年畢業後，各種因緣際會，留在了「小白樓」剛剛落成的「日本研究中心」，中心主任俞辛焞先生也借給了我一間研究室，正好在王家驊先生的研究室隔壁。大概因為碩士期間選修過王先生的課，加上第二年其新著《儒家思想與日本的現代化》出版了，沒想到王先生會鼓勵我為其寫書評，而且是對其日本儒學研究的總括性評論。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後怕，那時我對日本儒學可以說基本上還是門外漢，竟然敢對在今天依然是中國學界日本儒學研究的經典之作品頭論足，而且一連寫了幾篇！王先生大概是以這種方式引導我入日本研究之門，以此開啟我的日本研究之路。

  1996年我有幸去日本立教大學留學，在中國哲學專家森秀樹先生門下。森先生研究荀子，也研究老子、嵇康，包容儒道佛，是一位溫厚的哲人。先生的書齋名為「霽月庵」，很可見其個性。森先生的朋友卞崇道先生有一首《贈霽月庵主人》（2010年10月11日）曰：

  三木搭草庵，霽月掛樹間。求道非作秀，退隱不休閒。

  我在森先生門下留學十九個月，一面在大班裡學日語，一面參加他的《周易》研讀班，還要為自己關心的「近代日本儒學」相關問題收集資料，非常充實。

  第一次留學經歷中有許多記憶猶新而印象深刻的事。比如日語課的老師是著名的「巴黎通」早川雅水先生。結課後，同學們被邀請到他府上作客，早川先生的一舉一動、家裡的一草一木，都給人優雅閒適之感。立教的棒球隊很有名，或許與賣力的啦啦隊不無關係吧，我見過其啦啦隊的排練，那種「聲援」是恨不得扯破嗓子的、發自肺腑的聲援。打工的經歷也很難忘。第二年沒有獎學金了，在同學的幫助下，找到在東京七環上一個拉麵店的工作。在店裡，我逐漸熟悉了從進貨、熬湯，到煮麵、煎餃子等每一項工作，甚至可以一個人獨自完成一天的工作。店面雖然小，只能坐十幾個客人，但是在這個小小的世界裡，不僅能夠親密地接觸從國內來的背景各異的工友，而且可以近距離地與各類食客交流，這樣的收穫是在校園裡得不到的。留學期間，父親去世了，兒子降生了，遠隔重洋感受了親人的死與生。而「赤門落第」的挫折，成為日後我感悟中日學術研究差異的契機，而將失敗的教訓化作積極的正能量，主觀努力固然重要，良師的引導也難能可貴。

  留學回國，帶著幾箱近代日本儒學與思想的相關資料，199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方克立先生門下，專業雖然還是中國哲學，但是方先生同意我以近代日本儒學作為研究對象。為此，方先生將哲學所的卞崇道先生和日本所的高增傑先生請到我的導師組裡。為完成博士論文，2000年我得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資助，有了第二次留學日本的機會。這次留學，我毅然選擇東京大學池田知久先生作我的指導教授。池田先生讓我在挫折之處奮起，成為我求學之路上寶貴的經驗。從池田先生不認同我的開題報告到愉快地來北京參加我的論文答辯，東京大學一年的經歷，我慶幸自己「頂」住了考驗。親炙池田先生「厲而溫」的教誨，百倍地彌補了當時「赤門落第」的遺憾。

  這次留學期間，令人痛心的是王家驊先生去世了。楊棟樑教授把「日本近現代思想史」這個課題交給了還是博士生的我，真是「十年磨一劍」，這個課題從東京的約定，陪我從杭州回到天津，我的角色「崗位」也完成了從哲學到歷史學的「學科」轉換。從哲學轉到歷史學科，具體而言是從中國哲學轉到日本史、中日文化交涉史領域，2001年博士畢業到王勇、王寶平二位教授所在的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工作，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後來的所有工作，幾乎都可以從在杭州積累的三年中找到端緒。那時，研究所的碩士點歸屬於歷史系的「專門史」。專門史，像一個兜天袋，什麼都可以往裡面裝。比如日本神道、明治儒學、日本思想史，以及研究所最具特色的中日文化交流史，都裝在那個袋子裡。在那個敞亮的袋子裡浸泡，雖然時間不長，耳濡目染，自然受其影響。這個集子裡有兩篇就是在那時完成的。

  雖然我2004年9月調回了南開大學，但是與調去浙江工商大學的同事們一直保持著親密的聯繫。十年之後即2014年10月，我鼓足勇氣應邀到浙江工商大學王寶平、江靜教授開設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課上講了一次「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力圖系統地梳理和總結一下這個研究領域的學術史，算是對這些年來交情的一種回報。反響還算不錯，由此整理成文，第二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和中華日本學會主辦的《日本學刊》上，全文三萬來字，感謝李薇主編的信任和厚愛。到2016年，在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增設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博士招生方向，希望這個平台能夠把在杭州燃燒的薪火接引一點過來。而這本自選集，內容雖然蕪雜，也自信仍有其條理，如果能夠作為火種，拓展王家驊先生在這裡所開闢的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傳統，則於願足矣。

  因為卞崇道先生的引領，我參加了一個全國性的日本哲學學會。最近聽說有人嫌棄我不研究哲學，這使我想起許多年前曾給上海某高校歷史學院投過求職簡歷，一位有名的歷史學教授主管因為我的哲學專業出身而回絕了我。沒想到在「歷史學」里待久了，又有人對我提出「哲學」上的要求。其實，西田哲學不用說，如本書中論及的西晉一郎，也可以說是近代日本重要的哲學家。不過，我願意將這種意見作為善意的鞭策，會和在我身邊學習的博士碩士生們一起——很多時候可能是我督促他們——研讀山鹿素行、山崎暗齋、平田篤胤、佐藤信淵、會澤安、加藤玄智、村岡典嗣……這些人物都是日本哲學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並且希望能夠組織翻譯好英文版的《日本哲學資料集》、譯註好多卷本的《原典日本神道思想史》，接著朱謙之先生，為推進日本哲學史研究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我想這也是卞先生所期待的吧。王家驊先生曾經強調思想史研究要將哲學的方法和歷史的方法結合起來，這也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無論是思想史研究，還是哲學研究或思想文化交涉史研究，希望中國的日本研究界保持良好的學風，方方面面，只有尊重傳統，夯實基礎，才能推陳出新，融入世界。要做的事一堆一堆，有力所能及的，有知其不可的，人的美醜不長在臉上，只要「活兒」幹得漂亮，「人兒」自然就美。丑一點，又有什麼要緊呢，只要心術正、方法得當，相信所有的「活兒」都可以越干越漂亮的。

  不知不覺，恍然已經50歲了。

  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什麼？

  天哪，我還不知道啊！

  2018年11月12日起稿於普陀山大酒店

  11月26日完稿於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