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是將它作為「明治維新史」來寫的。1877年底黃遵憲任中國駐日本使館參贊，1882年春離任時，有詩曰：「海外偏留文字緣，新詩脫口每爭傳。草完明治維新史，吟到中華以外天。」[3]這裡的「明治維新史」就是指他的《日本國志》。如果將明治維新的下限劃到1889年明治憲法的頒布，作為外交官的黃遵憲，不僅是明治維新的親歷者，因為他的積極活動，甚至可以說是參與者。因此，《日本國志》也可以說是中國的明治維新親歷者、參與者所撰寫的唯一一部「明治維新史」。其撰述的旨趣，作者也曾忍不住透露出可以將這部「務從實錄」的「史志」作為政治著作來讀的隱秘心態。其《日本國志書成志感》有言：「改制世方尊白統，《罪言》我竊比《黃書》。」且在《黃書》下自註：「《王船山集》有《黃書》」。[4]眾所周知，《黃書》作為一本政論著作，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的先聲。

  黃遵憲對明治維新的認識，牽涉的問題很多，對明治政府實施的各項改革和制度建設，其態度也不都是肯定的。從整體而言，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的。

  第一，他認為明治維新的動力是「處士之功」和「漢學之力」。他在《日本國志·國統志》中將日本歷史變遷的「治亂之由」概括為四個環節，依次為「在外戚擅權，移太政於關白。」「在將門擅權，變郡縣為封建。」「在處士橫議，變封建為郡縣。」「在庶人議政，倡國主為共和。」其中後兩項即為幕府滅亡、廢藩置縣和明治政府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是明治維新的重要內容。是什麼力量推翻了幕府呢？「幕府之亡，實亡於處士。」他認為：「獨浮浪處士，涉書史，有志氣，而退顧身家，浮寄孤懸，無足顧惜。於是奮然一決，與幕府為敵，徇節烈者於此，求富貴者於此，而幕府遂亡矣。」[5]而「處士」的思想基礎，是《春秋》的尊王攘夷之說。早在1880年，黃遵憲在駐日期間為日本學者藤川三溪的《春秋大義》所寫的序文中，對《春秋》尊攘之說在明治中興之業中的關鍵作用已經作了精闢的解說。在《日本雜事詩》中也強調過倒幕「卒賴以成功，實漢學之力也。」[6]《日本國志·學術志》的「漢學」一章中也明確肯定明治中興之功乃收漢學之效。

  第二，他強調明治維新是一個「順人心」「結民心」的漸進過程。首先，明治維新的各種改革措施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本自維新以來，舉凡政令之沿革，制度之損益，朝令夕改，月異而歲不同。」[7]不斷損益、摸索，其軸心何在？他解釋說：「尊王之說自下倡之，國會之端自上啟之，勢實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何也？欲亡幕府，務順人心，既亡幕府，恐諸藩有為德川氏之續者，又務結民心。」[8]唯有順應民心所向、大勢所趨，改革事業才能最終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國統志》篇末列舉了日本朝野圍繞是否應該速開國會的兩派論爭，「保守之說」另當別論，其概括「調停之說」所用之詞句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為一人，苟專為一人，有興必有廢，有得必有失，正唯分其權於舉國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為萬世不墜之業」[9]云云，與王船山《黃書》中論「宰制」部分中所謂「今欲宰制之，莫若分兵民而專其治，散列繁輔而制其用」[10]的分權思想和「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11]的反專制論，何其相似。從他對明治政府「下詔已以漸建立憲政體許之民」的評價「論其究竟不敢知矣」這看似懸疑的八個字後面，「留心時務者」自當能察知個中是非曲直之究竟。

  第三，倡導西學中源，為變法維新掃除心理障礙。主張西學中源者，自明清以來，至今仍不乏其人。在黃遵憲這本灌注了其「憂天熱血」的《日本國志》中，為了倡導變法圖強，也著力倡導此說。其《學術志》曰：「余考泰西之學，其源蓋出於墨子。」不僅其立教源於墨子，而且還強調「其用法類乎申韓，其設官類乎《周禮》，其行政類乎《管子》者，十蓋七八。若夫一切格致之學，散見於周秦諸書者尤多。」[12]等等。他更加關注的是「百年以來，西國日益強，學日益盛，若輪舶，若電線，日出奇無窮。譬之家有秘方，再傳而失於鄰人，久而跡所在，或不憚於千金以購還之。今輪舶往來，目擊其精能如此，切實如此，正當考求古制，參取新法，藉其推闡之妙，以收古人制器利用之助，乃不考夫所由來，惡其異類而並棄之，反以通其藝為辱，效其法為恥，何其隘也！」[13]這方面，日本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樣，對於非其所固有的格致之學，能夠「降心以相從」，發憤自強，因而駸駸乎有富強之勢。因此他不厭其煩地強調：「況古人之說明明俱在，不恥術之失其傳，他人之能發明吾術者，反惡而拒之，指為他人之學，以效之法之為可恥，既不達事變之甚，抑亦數典而忘古人實學、本朝之掌故也已。」[14]通過明治維新，「蕞爾國耳」的日本放下身段效法西學，已經從事實上證明這是一條可行的自強之路，何況這些格致之學本來源自中國，因此於情於理都沒有不效法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