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國時期「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著作在中國的影響——

  為思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一些參考資料

  新世紀十年來，「日本馬克思主義」再次引起學界關注，從南京大學張一兵教授主持的「廣松哲學系列」翻譯到清華大學韓立新教授主持的「日本馬克思主義譯叢」，他們共同的目的，就是想向中國學術界，主要是向國外馬克思主義學界推薦一個新的學術前沿領域。雖然他們對這一領域的命名不一樣，或曰「日本馬克思主義」，或曰「日本新馬克思主義」，但都是指20世紀60年代日本出現的以廣松涉、望月清司和平田清明等人為代表的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群體，張一兵主張用「日本新馬克思主義」這一稱呼，是為了突出自覺地把自己區別於「蘇聯東歐馬克思主義」以及日本正統馬克思主義「教義體系」即日共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學說的重大意義。[1]而韓立新明確主張「日本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流派，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並總結出日本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特點，即重視文獻考證和原始文本解讀的「學術性」、橫跨多種學科領域的「綜合性」以及豐富和敏銳的「時代感覺」，呼籲「儘快在我國確立起一個日本馬克思主義範疇。」①由此，學界也開始關註：「日本馬克思主義」能否在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像「西方馬克思主義」那樣，構成一個獨立的學術範疇？

  日本馬克思主義在新世紀中國學界引起關注，這與中國學界在新的歷史時期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研究需要深化、需要從原始文獻出發加強學術性研究等動向是緊密聯繫的。實際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形成時期，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日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並不是一個新名詞，上述對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日本馬克思主義的特點的總結，事實上也適應於此前半個世紀就出現的日本馬克思主義，比如對原典的重視，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從1927年到1935年由改造社翻譯出版了27卷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由於二戰之前馬克思主義在日本作為一種「反抗的哲學」而受到帝國主義的打壓，所謂「日共馬克思主義」常常處於分化狀態，很難說什麼是日本正統馬克思主義「教義體系」，到二戰結束之後才「作為一種理論和意識形態」在日本取得合法的地位。回顧一下民國時期中國學界所受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及對它的批評，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而且對於認清民國時期中國學界對同時代日本思想研究的狀況也不無裨益。

  1926年6月6日《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發表漢俊《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必要及其我們現在入手的方法》一文，其中提到（書名後的數字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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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中國，現在關於馬克思學說的書很少，我們將所有的照易難的次序分別列出來罷：

  關於全豹的：

  一、近世經濟思想史論（河上肇著，李培天譯）[2]

  二、共產黨宣言（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②

  關於唯物史觀的：

  一、唯物史觀解說（郭泰著，李達譯，中華書局發行）③

  二、經濟史觀（塞利格曼著，陳石孚譯）④

  三、社會主義與進化論（高畠素之著，夏丐尊、李繼楨合譯，新時代叢書社）⑤

  四、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新時代叢書社）⑥

  關於階級鬥爭的：

  一、階級鬥爭（柯祖基著，惲代英譯，新青年社發行）⑦

  關於經濟學說的：

  一、馬克思資本論（馬爾西著，李漢俊譯）⑧

  二、工錢勞動與資本（馬克斯著，袁讓譯）⑨

  三、馬克斯經濟學說（柯祖基著，陳溥賢譯）⑩，此外還有高畠素之著李達譯的社會問題總覽（11），和生田長江、本間久雄合著周佛海譯的社會問題概觀（12）裡面，也有關於馬克思學說的部分敘述，也可以作我們研究的參考。

  上面提到12種書籍，其中①⑤（11）（12）四種的作者是日本人，占了三分之一。再仔細調查，其中⑧是上海新文化社1920年出版的，轉譯自日本人遠藤無水翻譯的《通俗馬格斯資本論》（東京：文泉堂1919年出版），⑩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出版的，乃轉譯自高畠素之的日譯本《馬克思資本論解說》（東京：大鐙閣1920年版）。②③是參照堺利彥的日譯本翻譯的。該文作者李漢俊（1890—1927）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的代表，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就是在上海法租界李漢俊的家裡召開的。他曾經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在日本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重要代表。由於與陳獨秀、張國燾在一些問題上的意見分歧，他後來雖然脫離了中國共產黨，但是如上文標題所示，仍然堅持主張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必要。由上文可見，在20世紀20年代，日本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著作對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活動家施復亮（1899—1970），對介紹日本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有重要貢獻。他1920年6月在上海參加起草黨綱，參與籌建中國共產黨，並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不久，施復亮留學日本，擔任東京共產主義小組負責人。1922年他也加入了國民黨。國民革命失敗後，1927年8月，施復亮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之後他作為民主人士從事教育與文化工作，抗戰勝利後，積極參與「民主建國會」的籌建。他翻譯有高畠素之的《馬克斯學說概要》（1922年）、《資本論大綱》（1930年），有河上肇的《馬克思的理想及其實現的過程》、櫛田民藏的《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的位置》（以上兩篇收入范壽康等譯著《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有山川均的《資本制度淺說》（1926年）、《辯證法與資本制度》（1929年）、《工會運動底理論與實際》（1930年），有石濱知行的《唯物史觀經濟史 中冊 資本主義經濟史》（1929年），有福本和夫的《社會進化論：社會底構成及變革過程》（1932年）、永田廣志的《現代唯物論》（與鍾復光合譯，1937年）等等。他的翻譯是有選擇的、主動的，他的思想由一個共產黨員、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自願變成一個「單純的革命的國民黨員」，是否與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有關，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李達（1890—1966）在譯介日本馬克思主義著作方面也功不可沒。除了上面提到的《唯物史觀解說》（中華書局，1921年）、《社會問題總覽》（同上）之外，他還合作翻譯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河上肇著，崑崙書店，1930年）、《社會科學概論》（杉山榮著，同上，1929年）等著作，以及山川菊榮的《勞農俄國之結婚制度》、《勞農俄國底婦女解放》、佐野學的《俄國農民階級鬥爭史》等論文發表在《新青年》上，對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積極作用。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對日本馬克思主義論著翻譯出版得最多的大概要數河上肇的著作，如溫盛光譯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1928年）、陳豹隱譯的《經濟學大綱》（1929年）[3]、周拱生譯的《唯物論綱要》（1930年）、巴克譯《唯物史觀的基礎》、鄭里鎮譯的《唯物史觀研究》、江半庵譯的《唯物辯證法者的理論鬥爭》（1931年）、江伯玉譯的《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大綱》（1932年）、鄧毅譯的《社會主義經濟學》（1929年）等等。除了上面提及的之外，值得注意的還有佐野學的《無神論》（林伯修譯，1929年）、《唯物論的哲學》（巴克譯，1930年），堺利彥的《辯證法的唯物論》（呂一鳴譯，1927年），河西太一郎、豬吳津南雄、向坂逸郎的《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薩孟武、樊衷雲、陶希聖譯，1929），平野義太郎的《法律與階級鬥爭》（薩孟武譯，1930年），豬俁津南雄的《金融資本論》（林伯修譯，1928年），戶坂潤的《科學方法論》（譚吉華譯，1935年），永田廣志的《科學的歷史觀》（阮均石譯，1937年），大森義太郎的《唯物辯證法讀本》（羅叔和譯，1934年；同年楊允修譯）等等。日本馬克思主義重要派別代表人物的著作，幾乎都有中譯本。還直接從日譯本或參照日譯本中轉譯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比如上面提到的《共產黨宣言》，程始仁根據河上肇的輯本編譯的《辯證法經典》（上海亞東書局，1930年，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十篇），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彭嘉生參考佐野文夫的日譯本譯出，上海南強書局1929年）、《反杜林論》（吳黎平據俄、日兩種譯本譯出，1931年由上海江南書店出版）等。

  中國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中，除了中國社會自身的因素之外，日本、蘇聯和歐美馬克思主義三方面因素的影響、特色及其具體作用如何，還是一個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這個問題，楊瑞六（1885—1966）早在1920年8月就提到。他說：「今不數年，而馬克思之名喧傳於全國。上自所謂名士，下至初級學生，殆無不汲汲於馬克思學說之宣播。其原因果何在乎？豈有此俄國多數黨之勝利有以影響於我國之思想界乎？抑西歐工黨社會黨之活動直接傳布於我國之青年學子而後波及於全國之人心乎？兩者均不似也。俄國之革命雖鬨動全世界，且據報告所傳，中國工人有在俄組織軍隊者，有組織工黨者，然竊觀今日學界所用以鼓吹之文字，似不自俄國直接輸入而來。此固易解，因國人習俄文者不多，俄國革命之真象且不易了解，而況乎革命之原因與其動機乎？至於西歐工黨社會黨之活動，固歐戰停止後惹人注目之事，而當戰時，則均聞其無聲也。即最近事實亦不若我國鼓吹之甚。豈耶穌死於小亞而生於歐洲乎？或釋迦死於印度而生於中日乎？我不信傳播如是之速也。或以為我國近來每事取自日本，社會主義亦不過其一例耳。此說或可徵信，蓋日本近年來鼓吹社會主義，可謂空前大活動。」（《馬克思學說評》，載《太平洋》2卷7號）由此可見，至少中國馬克思主義形成初期，日本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中國學界在接受和吸收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同時，與日本學界在1927年之後開始圍繞明治維新及日本資本主義性質進行論爭幾乎同步，中國學界也開始出現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力圖運用所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分析中國的具體問題，或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不適合中國的實際。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927年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展開之前，以《孤軍》雜誌為陣地，以留日學生特別是京都帝國大學河上肇的中國學生，如杜國庠、王學文、薩孟武、周佛海、郭心嵩為核心從1923年到1925年進行長達兩年之久的「經濟政策討論」。[4]經過討論，在理論上出現了分化，加上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一些早期的中共黨員也出現了「轉向」。當然這種轉向與以佐野學等為代表的許多日本共產黨員在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轉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如果加以比較研究，也有耐人尋味之處。

  當然，當時中國學界對日本馬克思主義的介紹也有各種不同的立場，甚至不乏批評之聲。比如有站在向日本學習的立場上介紹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在內的日本當代思想家的，也有想通過介紹日本當時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來推測將來日本的走向和前途的。前者如鄭里鎮的《介紹日本現代思想評論家》，[5]其介紹的目的，是有感於「日本自維新以來，為時不過數十年，而已列入一等強國，與歐美先進各國爭雄。雖曰全系戰勝我國及俄國之成果，然其各種科學文化之發達，實有不可輕視者。……反視我國，其如何乎？我國所謂大學問家也，有價值書也，既寥寥可數，而副其實者，更少中又少，良可嘆息。倘不急起直追，實事求是，借鏡他人，取長補短，國家前途，殊為危險。日本現代之思想家評論家，容有尚不及歐美之進步，然較諸我國，實遠出於其上。」其中介紹福本和夫時，指出他「為馬克思主義之一主張者。其著作有《唯物史觀與中間派史觀》《社會之構成與變革之過程》《經濟學批判之方法論》《無產階級之方向轉換》《理論鬥爭》等。其個人雜誌《馬克思主義旗下》已發行至六號，氏又為《馬克思主義》雜誌之一指導論客」。提綱挈領而且能夠動態地把握其最新狀況。

  後者如高宗武以記者身份發表的《日本思想界最近代表人物》，[6]介紹了自己所關注的幾位人物：佐佐弘雄、河上肇、大山郁夫、長谷川如是閒、山川均、土屋喬雄、有澤廣巳、小船信三、高田保馬。他認為「日本的社會，現在如何的變化，以及將來要走入如何的途徑」，「當可由現在幾位支配日本一般社會的思想家身上，推想出幾分來。」如他介紹河上肇，一方面對他作為「研究馬克思主義之極有權威者」充滿敬意，說「他的唯物史觀的講義，把日本青年學子的熱血，沸騰起來，一時日本青年中之醉心馬克斯主義者，因之多謳歌河上博士。」指出「現在我國陳豹隱先生所譯的《經濟學大綱》，或者可以說是博士在此二十年中所研究出來之結晶品。」另一方面也提及河上肇「博士與大山郁夫因勞農黨的問題決裂之時，大山公然批評他說：『河上生平，都是書本工作，重理論而漠視實際，此其所以不能與我們合作的最大原因。』記者對於博士的批評，與大山氏的意見大同小異。博士今後的生命，恐怕依舊脫不了書本生涯。反動思想的風暴一過之後，博士仍舊不失其為日本思想界中心人物的地位，這是我敢預斷的。」而在介紹「攻擊馬克斯學說之小泉信三」中寫道：「他平日與土方成美、高田保馬兩博士站在共同戰線，努力於批評馬克斯的經濟學，他們的意思想從理論方面克服馬克斯經濟學，以維持其現存的布爾喬亞經濟學，但是雖以他們天生的聰明，和經年累月的努力，結果終不能移動如妖怪般可恐憎的馬克斯經濟學理論的毫髮。在反方面來說，就是證明布爾喬亞經濟學的破綻，同時是表現他們之無能力，這是我們很值得注意的一回事。」

  此外，還有站在「三民主義」的立場上，分析日本馬克思主義的成因、特點及其善導的方法。陳彬龢的《日本思想界的危機》一文，是他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講演，由江匯益筆記，分兩次刊於《新紀元周報》1929年第8期和第10期。在第10期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日本社會主義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概括性分析。他說：「現在日本的流行思想是什麼，那不消說自然是社會主義了。」接著他分析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原因，「在大戰前後，日本的經濟方面，已經逐漸趨於資本主義化；國內生產機關，發生為少數資本家獨占的現象。至於政權，亦在軍閥官僚的掌握內。資本家往往與政府狼狽為奸，因此政府所制定的法律，都與資本家有利，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造成社會不平的畸形狀態。社會主義的思想，遂於此勃然而興了。」而他明確指出所謂日本思想界的危機，就是指社會主義。他說目前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想有左傾的傾向，赤色傾向逐漸明顯。他認為「我們不能怪日本青年們信仰馬克斯主義，我們應該怪日本容納這種主義的思想和條件。所以問題的癥結所在，並不是怎樣的壓迫馬克斯主義的發展，而應該是怎樣的從理論上求一可以相代的新信仰，一面滿足社會改造的理論體系，一面安排國家建設的實際方針。」最後他表示：「鄙人敢『不揣冒昧』地向各位介紹敝國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這的確是世界最完備的主義，可以給貴國參考和模仿。不然若一味採取高壓手段，表面上雖說排斥馬克斯主義，而實際上反在幫助或促進馬克斯主義的擴大，其前途的危險，真不少呢。」

  而在民國時期能夠將日本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納入到整個日本思想史的發展過程中加以定位的，還是朱謙之。他在1931年所發表的論文《日本思想的三時期》[7]中對日本思想史上第三時期「社會科學時期」的代表性思想家中的「社會主義派」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他說：「現在日本思想界最有影響的，確是那介紹辯證法的唯物論同情於布爾札維克革命的幾位思想家，如福本和夫、佐野學、大山郁夫等。他們前前後後一面從事實際的政黨活動，一面專心著譯。」並且舉出三位代表辯證法、唯物論的代表加以分析批評，即福本和夫、河上肇和三木清。如他評價河上肇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基礎理論》說：其「上篇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可算日文中關於歷史唯物論的最好參考書了。但是河上氏因他始終帶著理想主義的傾向（堺利彥也這樣說他），其所謂唯物史觀，究竟是否和馬克思、燕格爾的唯物史觀完全一致，很是問題。」並且還進一步論到其辯證法，他根據日本思想家土田杏村的批評，而對河上肇的「辯證法，是否真是唯物辯證法？」發生懷疑，又根據三木清對河上肇的批評，而感到「在我國思想界所認為日本數一數二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辯證法的唯物論，也是不可靠極了。」但是他最後表示：「我很相信日本思想界在最近的將來，應該有個新的發展，只要日本思想不是『開倒車』，便只有更徹底地傾向於實踐與理論合一之真正唯物辯證法的革命思想了。」表現出來對這一派思想的同情。

  中國學界對日本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介紹大體可以分為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以來60年期間和21世紀以來的新時期三個階段。在民國時期，中國對包括日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思想的研究和介紹，有各種不同的立場和出發點，可以說抓住了日本馬克思主義的一些不同的側面。但是總體而言尚不夠深入，而且其批評，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那時的學者不論是否信奉馬克思主義，大多能學術地對待，重視學理的研究，注意收集最新的研究成果與文獻資料。如朱謙之1929年去日本留學，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還可以給他一個「社會史觀與唯物史觀之比較研究」的課題，而他也不惜重資搜集歷史哲學相關資料，他後來回憶說：「如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我現藏即有中蘇英日四種版本，而山川均、大森義太郎的日譯本，尚是我在1929年7月9日在東京岩松堂夜間購得，時距該書發行日尚差一日，是值得紀念的。」[8]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也經歷從民國時期的「反抗的哲學」到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意識形態」的巨大轉變。而新世紀以來，學界又開始大量地譯介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論著，這為我們研究新時代的日本馬克思主義提供了系統的文獻資料。而重視文獻考證和原始文本解讀的「學術性」被視為日本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獨立的研究範式」的主要特點之一。這種從文獻出發的科學態度，被認為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反省自己走過的和將走的道路」「一定是大有裨益的」。[9]新世紀出現的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無疑表現出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進展，如果具有民國時期相應的學術史視野，我們就能夠對這一新進展的某些關聯看得更加清楚。我相信這種新進展的重要成果，不僅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大有裨益，而且對中國的日本學研究者也同樣大有裨益。

  附錄一、增補參考資料

  1.據《遊學譯編》第三冊（光緒二十八年12月15日發行）所載圖書GG，其「覺民譯書社豫告」中有「《現時之社會主義》，日本民友社編」（《遊學譯編》，「湖湘文庫」編輯出版委員會影印本，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總頁碼第284頁）的信息。

  2.《民報》第二號（1905年11月，東京。中華書局2006年影印）發表蟄伸（朱執信）的《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介紹馬克思及其《共產黨宣言》相關內容。（收入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

  3.據張申府回憶，1920年8月，「對於建黨一事，我們有了統一的認識，便開始分頭活動。陳獨秀熱情極高，他說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漢、李達等，還發展了當時在滬的施存統、沈雁冰、沈玄廬等。此外，陳獨秀同胡漢民、戴季陶、張東蓀等人也談過此事，他們沒有同意。由於陳的多方推動和組織，終於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所憶》，《張申府文集》第三卷，第474—475頁。）在另一處，他回憶自己在1920年11月間「再到上海準備赴法。」「到上海後，我仍住在法租界漁陽里的陳獨秀家裡。這就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籌備時期的中央所在地。這時在上海的黨員，我所記得的除陳獨秀以外，還有施存統、沈雁冰、楊明軒、沈玄廬、陳望道等。」（同上，第540頁。）

  4.侯外廬：「廖夢醒精於日文，她曾花不少時間，拿我的譯稿和高畠素之翻譯的《資本論》進行核對。核對以後，她對我說：和日文版比較，中文意思表達得可以。這簡簡單單的一句話，對我來說勝過任何褒獎，我的信心由此倍增。」（侯外廬：《韌的追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第23頁。轉引自杜運輝：《侯外廬先生學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4頁。）

  1932年初春，侯外廬受聘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該校教授先後有李達、陳啟修（陳隱豹，1886—1960，四川中江人）、陳翰笙、許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章友江（章裕昌，1901—1976，江西南昌人）等人」。（杜運輝：《侯外廬先生學譜》，第31頁。）

  「日譯本中高畠本，是根據第四版譯的，我們自然也要參考。但對於河上宮川譯本對於高畠本的改正處，以及二氏最近改造社版對於岩波文庫版的自己的許多改正處，我們亦斟酌採用。老實說，在中國譯書界不採用日譯的用語的，實在鮮有，馴至大多數專門用語，都已日本化了。所以我們的翻譯在便利上以及慣用上，都得求助於日譯，甚而至於應該改正的名詞，亦沿用一般的借用語，如『相對的階級形態』與『等價形態』，本可譯為『價值的分見』與『價值的相分』。但我們為通俗計，仍沿用著前者。」（王慎明、侯外廬譯：《資本論》第一卷上冊「譯者的話」，北平：國際學社，1932年，第1—2頁。轉引自杜運輝：《侯外廬先生學譜》，第35頁。）

  「如果說，大革命時期，李大釗同志曾經是指引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老師，那麼，從三十年代初開始，我已經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學習和研究中國歷史的老師。」（侯外廬：《韌的追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第223—224頁。轉引自杜運輝：《侯外廬先生學譜》，第39頁。）【馬克思著：《政治經濟學批判》，郭沫若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年12月初版。1932年再版。上海：言行出版社1939年5月重排出版（著者名譯為「馬克斯」）。】

  5.資本論的第一個中譯本，是陳豹隱翻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分冊》，1930年3月上海崑崙書店出版。該書的原本雖說德文版的考茨基國民版第八版（1928年），但是參照了兩個日文版（1927年河上肇、宮川實的岩波文庫版和同年高畠素之的改造社譯本），而且為了更好地理解《資本論》，譯者還在譯本前附有河上肇的《〈資本論〉在馬克思經濟學說上的地位》及他與宮川實所譯日文版第二分冊第一篇的解題。陳隱豹譯有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1929年4月，上海：樂群書店初版。

  6.張申府主編《大公報》「世界思潮」第5期（1932年10月1日）和第9期（1932年10月29日）的《出版界（一）》和《出版界（三）》，介紹李達等譯的《辯證法的唯物論教程》（轉移自日文[10]）等著作和日本哲學界的情況。（收入杜運輝編：《張申府集》上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世界思潮」第45期（1933年7月6日）和第71期（1934年5月3日）刊出《唯物辯證法》（一）和（二），介紹日本學界關於辯證唯物論方面的翻譯及著作。（收入杜運輝編：《張申府集》中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

  附錄二、增補漢譯日本相關著作[11]

  幸德秋水著：《社會主義神髓》，高勞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12月初版。（1925年6月三版。）

  堺利彥著：《婦女問題》，康伯焜譯，上海：民智書局，1922年6月初版。（1927年6月五版。）

  堺利彥著：《婦女問題的本質》，呂一鳴譯，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6月初版。（同年，上海：民智書局。）

  堺利彥著：《現代社會生活》，高希聖譯，上海：光華書局，1945年前版。

  山川菊榮著：《婦人與社會主義》，祁森煥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年11月初版。（1926年再版。）

  山川菊榮著：《婦女問題與婦女運動》，李達譯，上海：遠東圖書公司，1929年1月初版。

  山川菊榮著：《社會主義的婦女觀》，呂一鳴譯，上海：北新書局，1927年再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

  山川均著：《勞農俄國底勞動聯合》，陳望道譯，《新青年》第8卷第5號，1921年1月1日（收入《陳望道全集》第七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山川均著：《蘇維埃研究》，王文俊譯，北京：新知書社，1921年8月初版。

  山川均著：《資本主義的解剖》，崔物齊譯，上海：光華書局，1927年2月初版。

  山川均著：《資本主義的玄妙》，呂一鳴譯，北京：北新書局，1927年6月初版。

  山川均著：《馬克思資本論大綱》，陸志青譯，上海：未明社，1930年8月初版。

  山川均著：《資本論大綱》，傅烈譯，上海：廣州方圓社，1930年。（上海：辛墾書店，1930年3月初版。）

  山川均著：《農政法與資本主義》，施復亮譯，上海：新生命社，1945年前版。

  考茨基著、石川准十郎改編：《資本論概要》，洪濤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0年6月初版。

  石川准十郎著：《資本論入門》，洪濤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上海：社會科學研究社，1949年4月初版，6月再版。）

  小泉信三著：《資本論》，霜曉譯，北京：青春書店，1930年5月初版。（濟南：尚志堂，1930年。）

  考茨基著、高畠素之譯：《資本論解說》，戴季陶譯，胡漢民補譯，上海：民智書局，1927年10月初版。

  考茨基著、高畠素之譯：《馬克思底經濟學說》，汪馥泉重譯，上海：神州國光社，1930年初版。

  高畠素之著：《剩餘價值學說概要》，呂一鳴譯，上海：北新書局，1929年6月初版。

  高畠素之著：《地租思想史》，夏維海、胡一貫譯，新使命出版社，1930年初版。

  高畠素之著：《經濟思想主潮》，朱一民譯，國立編譯局，1930年。（上海：樂群書店1930年1月初版。）

  住谷悅治著：《社會主義經濟學史》，寧敦玉譯，上海：崑崙書店，1929年10月初版。

  高畠素之著：《馬克思十二講》，薩孟武、陳寶驊、刑墨卿譯，上海：新生命書局，1930年10月初版。

  河上肇著：《馬克斯底唯物史觀》（節譯自河上肇的《近世經濟思想史論》），陳望道譯，《民國日報》1920年6月17、18、19日副刊《覺悟》（收入《陳望道全集》第七卷，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河上肇著：《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郭沫若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5月初版。（1927年1月再版。）

  河上肇著：《社會改革底必然性》，沈綺麗譯，上海：創造社出版部，1928年10月初版。

  河上肇著：《馬克思主義批判者之批判》，江半庵譯，上海：申江書店，1930年初版。

  河上肇著：《馬克思主義經濟論初步問答》，潘敬業編譯，北京：華北編譯社編譯，1933年4月初版。

  河上肇著：《勞資對立的必然性》，汪伯玉譯，上海：北新書局，1945年前版。

  河野密著：《馬克思國家論》，佘叔奎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

  橋野升著：《唯物史觀略解》，呂一鳴譯，北京：北新書局，1927年再版。

  堺利彥著：《社會主義學說大要》，呂一鳴譯，上海：北新書局，1927年。

  河西太一郎著：《世界農民運動之現勢》，佘叔奎譯，上海：太平洋書店，1928年2月初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

  河西太一郎等著：《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發展》，薩孟武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同年，新生命書局。

  平野常浩著：《馬克思主義國家學》，逍遙譯，上海：世界文藝書社，1945年前版。

  森戶辰郎著：《馬克思恩格斯意特沃羅基觀》，餘思齊譯，上海：崑崙書店，1945年前版。

  佐野學著：《唯物論與宗教》，鄧毅譯，上海：秋陽書店，1930年初版。

  山田坂仁著：《資產階級的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阮有秋譯，上海：中華書局，1949年9月初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

  平林初之輔著：《唯物史觀的思想史》，張式南譯，上海：明日書店，1945年前版。

  麻生久著：《無產政黨與勞動組合》，阮叔清譯，上海：太平洋書店，1928年3月初版。

  福田德三著：《經濟學原理（總論及生產篇）卷上》，陳家瓚譯，上海：曉星書店，1930年12月第一版。

  福田德三著：《經濟學原理 卷下》，陳家瓚譯，上海：曉星書店，1933年4月初版。（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福田德三、坂西由藏著：《經濟學原理》，陳家瓚重譯，上海：益群書店，1945年前版。

  福田德三著：《日本經濟史論》，金奎光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

  野呂榮太郎著：《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金學成、趙南柔譯，上海：中國建設印務公司，1948年。

  日本經濟勞動研究所編：《日本資本主義論爭史》，金學成、衛瑜譯，上海：中國建設印務公司，1948年。

  （此文曾以《「日本馬克思主義」：民國時期中國學界回望》為題載《讀書》2012年1月號。發表時有刪節。提交2017年6月24日河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主辦的「綜合創新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術研討會時，對原文作了些增補修改並改為此題。此次增補，杜運輝教授提供了許多重要線索和資料，並收入其所編《張申府張岱年研究集刊（第4輯）》，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特此致謝！）

  注釋

  [1]張一兵、韓立新：《是「日本馬克思主義」還是「日本新馬克思主義」?——關於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定位的對話》，《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3月25日、4月6日。

  [2]韓立新：《「日本馬克思主義」：一個新的學術範疇》，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日本馬克思主義譯叢」總序。

  [3]陳豹隱在該書跋文中提到該書的特點之一是「他所引的實例，都切近東方人的心理。……所以能夠使東方讀者格外容易領悟。」（轉引自劉會軍：《陳豹隱傳》，吉林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94頁。）關於陳譯《經濟學大綱》的影響，有學者指出：「這本書在國內發行後，其全面、系統、通俗、易懂的特點，大大超過了當時國內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其他書籍。因而，在30年代深受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歡迎，許多當年的中共黨員從這本書中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說，然後再進一步讀懂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常裕如：《一生坎坷的經濟學家陳啟修》，孫迦成、林圃主編：《中國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6頁。轉引自劉會軍：《陳豹隱傳》，第194頁。

  [4]參見三田剛史：《留日中國學生論馬列主義革命——河上肇的中國學生與〈孤軍〉雜誌》，《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9月。

  [5]《新聲》1930年第1、3—4期合刊、5期連載。

  [6]《中央時事周報》1932年第1卷第5—9期連載。

  [7]收入《朱謙之文集》第九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

  [8]《朱謙之文集》第一卷，第176頁。

  [9]張一兵：《文獻學語境中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原初理論平台》，廣松涉編注、彭曦翻譯、張一兵審訂：《文獻學語境中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代譯序》。

  [10]《大公報》「世界思潮」第1期（1932年9月3日）《續新哲學書（一）》介紹廣島定吉、直井武夫共譯《辯證法的唯物論教程》（東京：白楊社）說：「這是一本關於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的最新、最好、最明晰、最詳瞻、最系統、最有條理，態度、觀點最正、最可靠、最可讀的教本。是蘇聯近兩年度關於哲學的論戰或勘正後的收穫，是克服了新的機械唯物論與新的辯證唯心論後的成果。」（杜運輝編：《張申府集》上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0—561頁。）對於此書中譯本的意義，「世界思潮」第5期曰：「有了這本書，迭薄林（德波林）的著作已只堪覆瓿。布哈林的什麼《唯物史觀》或《史的唯物論》，也應從此更要無顏色了。希望這本教程的流行能比《唯物史觀》等盛過幾十倍，這樣子才足證明中國讀書界已有進步。」（同上，第590頁。）

  [11]主要參考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3年）、田雁主編：《漢譯日文圖書總書目1719—2011》第一卷（1719—194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