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津田左右吉的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成果在民國時期的反響

  1920年4月津田左右吉受聘為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同時講授（日本）國史和東洋史，1922年以論文《上代支那人の宗教思想》獲得博士學位。後來其研究的重點逐漸轉向了東洋思想（中國哲學）。這方面的著作在民國時期的影響似乎不大，但是也有可圈點之處。如《顧頡剛日記》中1930年11月19日記載：「予作《太一考》，自謂創見，今日潤孫（即牟潤孫——引者注）持大正十四年出版之《白鳥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來，其中有津田左右助之《太一》一文，則固余之所欲言者也。雖材料不及余所集之多，而早餘五年發現此題，殊為可畏。」[51]

  值得稍費筆墨的，是1925年4月津田左右吉在《東洋學報》第十五卷第一號發表的《儒家と道家との交渉について》一文，1926年1月該文由李繼煌[52]翻譯成漢語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以《儒道兩家關係論》的書名出版單行本，收入王雲五主編的「國學小叢書」，1928年7月再版。1930年4月又收入「萬有文庫」出版，又有1933年4月及1934年1月的國難後第一版、第二版（「國學小叢書」）。[53]從該書的多次再版重印，可以推測其在當時流傳之廣。

  眾所周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1919年出版之後，梁啓超1922年3月4日、5日下午為北大哲學社作了題為《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講演，這就是民國時期儒道關係之爭的濫觴。4日下午講老子之可疑，在場的錢玄同當時也覺得「此說極有價值」，[54]而胡適本人雖然不服，但不得不承認「《老子》一書是戰國之末的出品」一說「也有討論的價值」。[55]此講稿於同月13—17日刊發於《晨報副鐫》，11月又刊登在《哲學》第7期上，又收入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梁任公學術講演集》，可謂影響甚廣。梁啓超雖然提出了儒道關係、老子其人其書的一些基本觀念，但是學界的意見並沒有很快統一，也沒有系統的論著馬上出現。或許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津田左右吉剛剛發表不久的這篇系統論述儒道關係的大作很快就被翻譯成中文出版，而且不斷重印再版，也印證了日本的史學研究的確很有成績。

  馬敘倫發表於1933年5月《哲學論叢》第一集的《辯〈老子〉非戰國後期之作品》一文正文前有一段小序，說到：「余於中華民國十三年，曾為《老子覈詁》一書……七八年來，時賢對於老子之疑問日甚，其重要者謂《老子》乃戰國後期之作品。不獨國人然，日本人研究老子者亦然；國人且每襲日本人之議論而引申之。」[56]這裡所說的「國人且每襲日本人之議論而引申之」的說法不知其「日本人之議論」具體何指，但是「襲而引申」的確可以作為一種「示範性的影響」的表現。不過在論著中標明所襲何自且從正面引申說明《老子》乃戰國後期之作品的，真是不好發現。只檢出一例，即張壽林的《老子〈道德經〉出於儒後考》（1927年11月18—21日，《晨報副刊》第74期），該文第五部分的標題為「就思想以證《道德經》出於孔子之後」，開始就寫道：「日人齋藤拙堂著《老子辨》五篇，就思想方面以證老子《道德經》之出於《孟子》之後，其說甚精。我邦梁任公氏近作《儒家哲學》文，即從其說。」[57]《儒家哲學》且另當別論，齋藤拙堂（1797—1865）的名文《老子辨》確實很流行。《老子辨》收錄於明治十四年（1881）其門人中內惇編輯的《拙堂文集》第四卷，又被選入不斷再版的《今世名家文鈔》（月性編，1885、1911）。其所謂「論道莫大於語孟，紀事莫洽於左氏。皆不少概見。而讀見於史遷之書，是知老子非春秋以前之人，比不先於孟子。」[58]等的確常常被「襲而引申」。

  

  津田左右吉的《儒道兩家關係論》也可以在《古史辨》中找到，卻是為了批評而引用。黃方剛《〈老子〉年代之考證》（《哲學評論》第二卷第二期，1930年7月）中的相關論述即為一例。他說：「日本有津田左右吉者，著《儒道兩家關係論》（李繼煌譯述），創言《老子》書並老子人都是莊子所假造，其意蓋欲用以解釋其所謂儒道之衝突也。此種先存己見以解釋事實之方法是否適當，已成問題，若單就此問題之原料言之，更屬可笑。」[59]所謂「創言《老子》書並老子人都是莊子所假造」，並非津田左右吉《儒道兩家關係論》中的觀點，這應是黃方剛的誤解。津田是要通過從孔子到孟子、老子、荀子，進而到莊子，再到漢儒的思想發展脈絡，解釋儒家與道家兩家學說發展的內在關聯。這種學術思想史的梳理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如果說津田所言老子在孟子之後、荀子之前的說法比較常見，那麼他的關於《老子》中也隱含有儒家思想的因素、[60]《荀子》也有《老子》的思想要素[61]的論述應該說是很精闢的。

  至於說津田的論說方法是否是「先存己見以解釋事實」，這種批評應該說是非常尖銳，也值得重視的。津田在文章的結尾處有一個自問自答，很耐人尋味。他寫道：「儒家這樣採用道家之說，其中難道沒有什麼特殊的內面理由麼？對於這個疑問，著者則以為前此曾經道及的中國民族性，或當為其主因。」他分析這種民族性的特徵是「從那中國的自然地理上的情事及以這情事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組織與政治狀態所生出來的長久間民族生活的因襲，致使一般民眾對於廣闊的公共生活沒有了興味。」又說：「在人生觀上，則滿足於天與的命運，不論怎樣的環境，都打算順應，而於其間，謀保其生，……我們若知道，這便是中國人麼，那麼，道家從那極度主觀的態度一轉，並述說將自己放到外界與物同化的，便也就知其甚能與之相應了。」[62]這樣，他對中國的態度和研究中國的方法，也可以從上述這些論述中找到一些端倪。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同時，他在日記中也流露了一種看似無奈的心緒：「長期以來只顧處理中國的材料，而且一味強詞奪理，連自己都不滿意。（中略）要找理由的話，這也是一種病態的癖好，一種職業特點。」[63]他承認「知識的根底中有意志是心理上的事實。」[64]對他自身而言，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意志？這種意志是如何逐漸形成的？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津田左右吉的《左傳的思想史研究》一書後來再次在中國學界掀起波瀾。這對於我們反思「知識的根底中」的那個「意志」的含義正好提供了一個例證。這本書是津田根據他1931年秋在東洋文庫的「東洋學講座」的講稿補充修訂，於1935年作為「東洋文庫論叢」的一冊出版的。在該書的前言中，津田詳述了他的「研究方法」，即「首先根據批判有關《左傳》的文獻上的記載來思考其述作的時代，其次，根據追溯《春秋》的解釋方式的歷史變遷，闡明《左傳》出現的相關情況。」具體而言，「第一，將《左傳》中所述主要故事，一一與《春秋》經的記載、《孟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公羊傳》、《穀梁傳》、《韓詩外傳》、《淮南子》、《史記》、《漢書》、《管子》、《說苑》、《新序》、現存的《國語》等所見同樣主題的故事進行比較，而且與從戰國時代到前漢末年的政治史及思想史上的事實加以對照，思考其變化與發展的途徑，來觀察《左傳》在其中具有怎樣的歷史地位。由此，第二，如上所述的許多故事及其由此而構成的《左傳》整體結構所表現的《左傳》的思想及產生這種思想的社會政治狀況、其形成的途徑與歷史地位，對這些進行考察，是研究的核心。以上兩個方面的考察自然與最初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通過對《左傳》內容本身的探討來了解其述作的年代。最後研究作為春秋傳的《左傳》的特質以及《左傳》的思想與其述作時代的儒教的關係，也可以觀察春秋經的性質及其述作時代。因此，這一研究有助於了解以下問題，即將《左傳》的記載作為史料來看時，它可以作為關於什麼時代、什麼內容的史料？上代的中國學者是從怎樣的心理、以怎樣的態度來樹立自己的主張、對待古典或古傳說的？」[65]而研究的結果，他認為「《左傳》的述作年代是在前漢末期」，這個結論雖然未必是新的，但是他強調得出此結論的思考方式與內容與此前的不同。[66]

  該書出版前後，中國學者羅倬漢正好在東京留學，他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自序中說：「民國二十五年春，予在東京，適津田左右吉氏《左傳思想史研究》出版，以儒學磅礴，會於炎劉；偽文剽竊，綜於左傳。鉅冊煌煌，取子史偶關左傳文句者，影附曲證，排比先後，翻果為因。加之思想奔流，格於斷代；儒門廣博，劃以範疇。構主觀之系統，乃馳騁於無方。遂使子虛儒者，多竊史記之文；肓左全書，偽成西漢之末。春秋十二公，皆為假名；中華三千年，本為樸野。縱筆浩蕩，汗漫無歸矣。」為了批判津田的研究方法與結論，羅倬漢先後寫成《左氏私學論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對前者，上述自序中說：「予於是作《左氏私學論考》，會通經子，究私學之源，窮儒術之變。知左氏為書，觀其典禮，決不待五經立學而始著。」對後者，該自序中接著說：「繼念思想進程，雖有其序，概念非實，共見難期。溯左氏著錄，始於太史。十二諸侯年表，明言左氏春秋，則表之所據，必有攸在。予於是校讀史表，得表之據左者數百條，視他書不啻倍蓰。而春秋編年，貽於左氏，左氏書法，於馬遷，跌盪昭彰，更無掩飾。此史公明見今本左氏，不可誣也。」[67]在此基礎上，羅倬漢對津田的左傳研究方法與結論進行了整體批判，即由於其「翻果為因」的手法，其結論「皆由心造」，不可能保持公正客觀。他直言「津田氏力翻舊案，著書五十萬言，以證《左傳》非史官所遺，皆由心造。彼以其極研東北史之風力，近年萃精於中國古史，集東洋文庫之學者，一唱百和，蔑我文明，謬種流傳，吾為此懼。」進而告誡學界：「若以學術之公言，淪為民族之嫉恨，小智自私，賊彼大道，此予所為眷顧前程，睊睊然悲也。」[68]「以學術之公言，淪為民族之嫉恨」的歷史教訓，在近代中日學術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慘痛的記憶。回顧、分析和揭露這種「小智自私，賊彼大道」的例子，對於我們反思歷史、總結經驗教訓，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文根據2015年1月7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特別研究集會「津田左右吉的人文學與中國」上的報告修改而成。此會由（日本）私立大學戰略性研究基礎形成資助計劃「近代日本的人文學與東亞文化圈」（早稻田大學）研究團隊「早稻田大學與東亞——直面人文學的再生」主辦，感謝該會議組織者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新川登龜男教授及渡邊義浩教授的關照。原文刊登在《文獻》2017年第2期，發表時有刪節。）

  注釋

  [1]參見嚴紹璗的《日本中國學史稿》（學苑出版社，2009年）、劉岳兵的《日本近現代思想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等。關於津田左右吉的研究專著，有劉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出版。津田史學在日本史學史上的地位，可參見以下翻譯著作：上田正昭的《津田史學的本質及其遺留的問題》（[日本]歷史學研究會、日本史研究會編：《日本歷史講座》第八卷「日本史學史」，北京編譯社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坂本太郎的《日本的修史與史學》（沈仁安、林鐵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永原慶二的《20世紀日本歷史學》（王新生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2]安藤彥太郎著，李國勝、徐水生譯：《早稻田大學與中國：架起通向未來之橋》，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2頁。

  [3]《津田左右吉全集》補卷二，岩波書店，1989年，第351頁。

  [4]安藤彥太郎著，李國勝、徐水生譯：《早稻田大學與中國：架起通向未來之橋》，第49—50頁。1947年4月津田左右吉還發表過紀念郭明坤的文字，見《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第180—181頁。

  [5]《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冊，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803、810頁。

  [6]《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中冊，第227頁。

  [7]《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中冊，第243頁。

  [8]同上，第392、418頁。

  [9]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③·本色》，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38頁。周作人：《藝術與生活》（止庵校訂·周作人自編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7—18頁。

  [10]周作人晚年的回憶，對這篇《人的文學》也非常重視。他說：「『五四』運動是民國以來學生的第一次政治運動，因了全國人民的支援，得了空前的勝利，一時興風作浪的文化界的反動勢力受了打擊，相反的新勢力俄然興起，因此隨後的這一個時期，人們稱為『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其實也是很確當的。在這個時期，我憑了那時浪漫的文藝思想，在做文學活動，這所謂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現在我給《每周評論》所寫而後來發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學》裡邊。」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一三三 文學與宗教），《知堂回想錄》下（止庵校訂·周作人自編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497頁。

  [11]劉岳兵：「中國における『古事記』研究について――周作人の漢訳『古事記』を中心に」，NPO法人神道國際學會編集、発行『現代によみがえる『古事記』――『古事記』撰録千三百年記念』，2013年8月。

  [12]1925年11月14日收到此書。見《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中冊，第465頁。

  [13]周作人：《漢譯〈古事記〉神代卷引言》（1926年2月刊《語絲》65期），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⑦·日本管窺》，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340—341頁。

  [14]周作人：《日本的人情美》（1925年1月刊《語絲》11期），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⑦·日本管窺》，第11頁。

  [15]可參考趙京華的《周氏兄弟與日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及劉軍的《日本文化視域中的周作人》（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年）的相關章節。

  [16]姚寶猷（1901—1951），1924年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中山大學前身）文史系，1929年留學日本東京文理科大學攻讀歷史學，1933年回國，任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日本近百年史》《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性》《中國絲絹西傳史》等。

  [17]姚寶猷：《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參考書目》，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三卷三號抽印本，1935年3月，第5、6頁。

  [18]同上，第30—31頁。

  [19]「津田事件」是指日本右翼及法西斯主義者迫害津田左右吉的事件。津田的日本神話和古史研究，在精細的文獻批判的基礎上指出日本神話及早期天皇的許多記述不應該都視為歷史上的真實史實，將其視為一種「思想上的表現」更為妥當。這種觀點由於與官方的皇國史觀及政府的「國體明徵」運動相牴觸，狂熱的法西斯主義者認為津田的思想大逆不道，並於1939年12月以「不敬罪」起訴了津田左右吉。翌年，津田的相關著作被禁止發行，這些著作的出版者岩波茂雄也一同被起訴。1941年開始公審，1942年5月東京刑事地方法院對津田、岩波兩位被告作出了有罪的判決。津田提出申訴，最終因官方的拖延超過了審理的期限，有罪的判決也就無效了。事件的詳細經過參見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岩波書店，1972年）。

  [20]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第52頁。

  [21]洪啟翔（1903—1988），廣東梅縣人，1923年考入北京大學，1928年留學日本，先後就讀於東京東亞學校和東京高等師範學校，1933年再留學日本。1943年由姚寶猷介紹，在國民黨軍委政治部任主辦的軍中文化工作研究班兼任日語講師，講授日本史地。1946年之後任廣東文理學院、華南師範學院教授。主要著作有《古代中日關係之研究》等。

  [22]洪啟翔：《日本歷史概論》（序），國民圖書出版社，1944年，第2、4—5頁。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歷史·傳記·考古·地理》（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4年）收錄該書時介紹（第379頁）:「卷首有作者序，批駁日本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飯島忠夫等人的論點」，將津田左右吉與白鳥庫吉、飯島忠夫一視同仁，與原序的意思不符。

  [23]呂思勉：《秦漢史》，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878頁。

  [24]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2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81頁。

  [25]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4卷，第249頁。

  [26]馬奔騰輯註：《王國維未刊來往書信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2—83頁。

  [27]《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讀書漫錄》中），東洋史研究會，1957年，第534—537頁。

  [28]王國維致藤田豐八函（1927年3月5日稍後）:「去歲讀羽田博士拙著《韃靼考》之批評」。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5卷，第905頁。

  [29]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4卷，第252、258頁。

  [30]「此文原題《遼金時蒙古考》，寫成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次年刊於《學衡》雜誌第五十三期。八月，復附於《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印行。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修改寫定，易名為《蒙古考》，收入《遺書》本《觀堂集林》（二十四卷本）卷十五時改此名。」見《王國維全集》第14卷，第284頁。

  [31]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4卷，第285—286頁。

  [32]同上，第372頁。

  [33]《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二卷，第47頁。

  [34]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9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76頁。

  [35]（北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第十二冊，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第11397頁。

  [36]《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二卷，岩波書店，昭和39年，第55頁。

  [37]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19卷，第682頁。

  [38]（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二十四史》縮印本第11冊，中華書局，1997年，第1366—1367頁。

  [39]《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二卷，第110頁。

  [40]《王國維全集》第19卷，第689頁。

  [41]（元）脫脫等撰：《遼史》，《二十四史》縮印本第17冊，中華書局，1997年，第356頁。劃線部分為王國維譯文所引。

  [42]《金毓黻文集》編輯整理組點校：《靜晤室日記》（全十冊），第四冊，遼瀋書社，1993年，第2813頁。

  [43]同上，第五冊，第3557頁。

  [44]同上，第五冊，第3823—3824頁。

  [45]同上，第五冊，第3940頁。

  [46]同上，第五冊，第3954頁。

  [47]同上，第五冊，第3955頁。

  [48]同上，第五冊，第3302頁。

  [49]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冊九「渤海國志長編附錄二·徵引書錄」，遼陽金氏千華山館，1934年，第16頁。

  [50]詳見劉岳兵：《中譯本〈渤海史考〉的作者》，《讀書》2015年第4期。

  [51]《顧頡剛日記》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61頁。

  [52]李繼煌（1891—1960），苗族，湖南省綏寧縣人。1913—1922年留學日本，1925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1926年後先後任教於湖南省立第二師範、長沙一中、常德中學、常德三中等校，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在湖南省文史館任文史委員。編有《古書源流》（192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等。

  [53]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哲學·心理學》，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62頁。

  [54]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397頁。

  [55]《胡適全集》第29卷（1922年3月6日日記），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32頁。

  [56]羅根澤編著：《古史辨》第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再版，第526—527頁。

  [57]羅根澤編著：《古史辨》第四冊，第330頁。

  [58]齋藤拙堂：《拙堂文集》第四卷，中內惇編，齋藤氏藏版，1881年，第29頁。

  [59]羅根澤編著：《古史辨》第四冊，第377頁。

  [60]如《儒道兩家關係論》中指出：「《老子》雖則反對儒者之道、反對教、反對聖人，顧他猶未能絕棄道、教和聖人的觀念；而且就是那以聖人為王者的想法，見於孟子的那種思想，也還是繼承著；或者，並且一面反對儒者的道德，一面仍舊是捨不得丟他；是這種情況，於是乎《老子》之言遂不得不成為一種paradox了。」（1934年1月國難後第2版，第24頁。）又如：「《老子》之說，雖則反對儒家的教化主義，而不能不說他仍舊是繼承著其思想，他以為民是當服從於王者或聖人之化的之一事，實同於儒家。」（1934年1月國難後第2版，第37頁。）

  [61]如：「荀子者，一方乃是將儒家傳統的精神——惟在孟子則比較的不為所重——之教化主義，更加上一層發揮，同時，在他方，則為其教化主義之一側面的禮樂人為說及關於天的思想上，其所受於《老子》的賜實多，故即就性惡說的根據論，而其對於人生之實際的觀察，也是和《老子》有其共通之點；又其全體思想之為功利主義之一事，而兩者也可以說『其軌一也』咧。」（1934年1月國難後第2版，第44頁。）

  [62]津田左右吉：《儒道兩家關係論》（李繼煌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1月國難後第2版，第64—66頁。

  [63]《日信》（1925年4月13日夜），《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7卷，岩波書店，1965年，第3頁。

  [64]《日信》（1926年1月9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7卷，第156頁。

  [65]津田左右吉：《左傳の思想史的研究》（まへがき），《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5卷，岩波書店，1964年，第3—4頁。

  [66]津田左右吉：《左傳の思想史的研究》，第4頁。

  [67]羅倬漢：《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自序（1940年11月17日），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第1頁。

  [68]同上，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