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津田左右吉的中國史地研究成果在民國時期的反響

  津田左右吉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無論是中國史還是日本史研究，都有通史的基礎和整體的眼光，而且中國史與日本史同時兼治。如早年在白鳥庫吉的指導下編寫西洋史教科書（1895年開始），從而對世界歷史的整體動向有了大致的把握，在此基礎上後來自己又撰寫了《新撰東洋史》（1901年出版）和《國史教科書》（1902年出版）。通史性的宏觀把握和具體的原典批判的結合，為津田史學這一近代日本學術思想史上的奇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民國時期中國學術界對津田史學業績的認識基本上局限於其片鱗只爪，對其中國史，包括中國的哲學思想史的研究業績尤其如此。但是即便如此，我們也可以通過觀察當時中國學術界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對津田左右吉關於中國史方面的著作及學術思想的反響探知學術史的相關細節，也可以感受到在中日關係的非常時期中國學者對這種學術交流的複雜心態。

  1908年，津田左右吉成為白鳥庫吉負責的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的研究員，開始了他的中國史地研究。我們先來看看津田左右吉這方面的成果在民國時期的一些反響。寡聞所及，且將相關史實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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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據呂方編寫的《呂思勉先生學術年表》記載，1921年「翻譯《勿吉考》，譯自日本津田左右吉所撰《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一冊）。」[23]

  第二，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1927年「編年文」記載：「箭內博士《韃靼考》譯文、津田博士《遼代烏古敵烈考》譯文、津田博士《室韋考》譯文，以上均三月譯，見《觀堂譯稿》。」[24]

  查《王國維全集》第十四卷《韃靼考》一文，有編者題注曰：「此文寫成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次年六月刊《清華學報》第三卷第一期，並附刊於《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後，其大意譯為英文載當年《中國科學美術雜誌》（上海出版）六、七月兩號。後經修改，複寫定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四日，稿本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遺書》本《觀堂集林》（二十四卷本）卷十四所收即此修訂本。」[25]《韃靼考》《蒙古史料校注四種》刊行後，神田喜一郎先後於1926年獲贈，從神田喜一郎在1926年7月、9月給王國維的信函中可以知道。[26]羽田亨在《史林》第11卷第4號（1926年10月）發表文章，對《韃靼考》進行介紹與評價。[27]王國維讀到此批評文章[28]和「由友人展轉借得」的《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數冊，讀到了日本學者的相關論文，不僅自己翻譯了箭內的《韃靼考》和津田的《遼代烏古敵烈考》及《室韋考》，還對舊作進行了修訂改寫，並在自己新修改的《韃靼考》中對箭內亘的成果作了回應，一方面肯定「其說良是」，同時又對其「謂山陰韃靼出於沙陀，乃突厥人種，與漠北韃靼之屬蒙古人種者全非同族」，即「對箭內博士之二元論」表示「寧主張一元論，以唐之韃靼、遼之阻卜名稱之統一，非是無以解釋之故也。」[29]

  在新改寫的《蒙古考》[30]所引《唐書·北狄傳》史料的案語中提到津田左右吉：「混同江之北源為嫩江，即《魏書·失韋傳》之『難水』，此傳之『那河』，《元朝秘史》之『納浯河』也。而此那河在忽汗河前，忽汗河者，今之呼爾咯河。然則此傳之那河，非謂其下流之混同江，而謂其上流之嫩江也。然額爾古訥河與嫩江實不相通，故日本津田博士左右吉勿吉、渤海諸考以此傳所記為出傳聞之誤，其說是也。然則望建河只是額爾古訥河之古名，不兼黑龍江、混同江言之。」[31]

  王國維為津田左右吉的《室韋考》一文，特作《黑車子室韋考》一文，據《王國維全集》編者所言：「此文從王氏所作《韃靼考》中摘出，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韃靼考》手稿本批語，知其寫定於『丁卯四月』，即一九二七年五月。原載《遺書》本《觀堂集林》（二十四卷本）卷十四。」此文開篇即曰：「丁卯暮春，從友人借得日本文科大學所印《滿洲朝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中有津田博士《室韋考》，謂：『室韋本部，自後魏訖唐並在今嫩江流域，而唐人並興安嶺西即呼倫泊西南諸部族皆呼之曰『室韋』，蓋本之室韋本族部人之言，而非諸部族之所自稱者。』其說甚精闢，獨不及黑車子室韋及其南徙事，因補著之。」[32]

  王國維所譯津田左右吉《室韋考》及《遼代烏古敵烈考》具體情況如何，試舉幾例如下，以窺一斑：

  1.《室韋考》原文：「冊府元龜巻九七 によれば唐代に於ける室韋の朝貢は貞観三年に始まりてそれより絶ゆることなく會昌年間に及べるが、かく唐初より殆ど唐末まで連続來朝せるものは単に室韋とのみ記されて何れの部族なるかを示されず。」[33]

  譯文：「據冊府元龜卷九七九，室韋自貞觀至會昌朝貢不絕，大都單稱室韋，不冠以何部族。」[34]

  按：此處譯文「卷九七九」（卷九七九為「外臣部·和親二」，記事從「唐高宗永徽三年」開始）誤，原文「卷九七」（外臣部·朝貢三）正確，該卷載：貞觀三年，「室韋遣使貢豐豹貂，自此朝貢不絕。」[35]

  2.《室韋考》原文：「唐書に室韋を「北至於海」と記せるをも參照すべし。ただ新唐書に達姤を「室韋種也」と記し、」[36]

  譯文：「唐書言『室韋北至於海』亦如此耳。但新唐書雲『達姤，室韋種也』。」[37]

  按：查中華書局點校本《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九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原文為：「室韋者，契丹之別類也。居峱越河北，其國在京師東北七千里。東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於海。」[38]

  3.《遼代烏古敵烈考》原文：「遼史巻九四耶律世良伝に開泰二年世良が耶律化哥と共に辺部の命に拒みしものを討ち、安真河に至りて大に之を破りしかば辺境是より寧しとの記事あり」。[39]

  譯文：「據《遼史·耶律世良傳》：『開泰初，邊部拒命，帝即命化哥益兵，與世良追之。至安真河，大破而還。』」[40]

  按：津田原文非直接引用，為日文意譯。譯文變成直接引語，原來是對原文的跳躍式引用，最後一句「自是，邊境以寧。」漏譯。查《遼史》原文為：「開泰初，因大冊禮，加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時邊部拒命，詔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將兵，以世良為都監，徃御之。明年，化哥還，將罷兵。世良上書曰：『化哥以為無事而還，不思師老糧乏，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帝即命化哥益兵，與世良追之。至安真河，大破而還。自是，邊境以寧。」[41]

  第三，金毓黻的日記《靜晤室日記》及著作《渤海國志長編》中的相關記載。

  1.日記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記載：「日本津田左右吉作《渤海考》，考證天門嶺甚詳。余所引《新唐書·安祿山傳》之語，彼亦引之，人言已先於我，深佩其讀書之多。惟彼只引《通鑑》，不言采自《新唐書》，尚不如余尋見本源也。」[42]

  2.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九日：「津田左右吉氏《安東都護府考》，誠勝於《滿洲歷史地理》所說，然檢索古籍尚未能盡，余擬別撰一文以補津田氏之所未備。又，津田氏不信有遼東新城，與余說合，誠為卓見。」[43]

  3.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六日：「近思撰三文：一曰《唐代安東都護府考》，向者津田左右吉氏撰此文，而未甚詳，故擬廣搜文獻而詳考之，以彌津田氏之闕。」[44]

  4.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讀津田氏《室韋考》，謂難河即今嫩江，實獲我心。屠敬山亦有此論，然不若津田氏之理證昭晰也，讀畢為之一快。」[45]

  5.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四日：「方壯猷撰《東北史綱》第二卷有《安東都護考》，取材頗富，大抵以日人津田左右吉所撰《安東都護府》為主，又輔以他種之史料，既有條理，更多創穫。余撰《史稿》亦至此題，於其取材之外，不能再有所得。其為方氏所未及者，僅《唐會要》『開元十一年，安東都護府卻歸燕郡平州，依舊置』一條耳。」[46]

  6.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六日：「方壯猷君所撰《安東都護府考》，悉以津田氏之文為藍本，殆等於譯作，別無新組織之可言。謂咸亨元年移府於遼東州一段，津田氏未曾考及，此為差強人意。」[47]

  7.金毓黻《渤海國志長編》（1934年5月1日「印竣，裝成樣本一帙」[48]）第九冊「渤海國志長編附錄二·徵引書錄」中，有《滿洲歷史地理》和《滿鮮歷史地理研究報告》。對後者的案語為：「案此書第一冊刊於大正四年，嗣後續有刊行。據其例言云，此為提供南滿洲鐵道會社研滿洲及朝鮮地理歷史之結果。觀其內容多為松井等、箭內亘諸氏之作。此蓋為撰《滿洲歷史地理》一書時所集之資料而又加以整理者也。其第一冊有津田左右吉氏《渤海考》一篇。」[49]

  有意思的是鳥山喜一（1887—1959）的著作《渤海史考》（1915年10月作為「奉公叢書」的一冊由奉公會發行）翻譯成中文之後，作者變成了津田左右吉，以至於「津田左右吉著」《渤海史考》（陳清泉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6月初版）這本書在中國流傳半個多世紀而未有人提出質疑。[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