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津田左右吉的日本史研究成果在民國時期的反響

  《周作人日記》的「七年（1918）書目」中，四月有津田左右吉的《國民思想ノ研究》，五月有《國民思想ノ研究》二，十一月有《國民思想ノ研究》三。[5]1922年6月購讀書目中有《國民思想の研究》四。[6]6月12日日記：「上午往日郵局取丸善支店小包，內《國民思想の研究》一冊。」[7]1924年7月8日日記記載「下午在東亞公司買書二本」，查購書帳得知這兩本書為倉田百三的《超克》和津田左右吉的《神代史の研究》。[8]這裡的《國民思想之研究》四冊，即《文學上所見我國民思想之研究》的貴族文學的時代、武士文學的時代、平民文學的時代上卷與中卷，分別是1916、1917、1918和1921年出版的，第三冊《平民文學的時代》（上）1918年10月出版，11月周作人就拿到該書了；而在12月，周作人寫了兩篇有名的文章，一篇是7日的《人的文學》，一篇是20日的《平民的文學》。《人的文學》得到了陳獨秀的「寫得極好」的高度讚揚，刊發在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號。該文在論述「親子之愛」時就直接引用了津田左右吉的話，曰：「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學上國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說，『不以親子的愛情為本的孝行觀念，又與祖先為子孫而生存的生物學的普遍事實，人為將來而努力的人間社會的實際狀態，俱相違反，卻認作子孫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顯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以此來說明自己的主張：「祖先為子孫而生存，所以父母理應愛重子女，子女也就應該愛敬父母。這是自然的事實，也便是天性。」[9]而《平民的文學》刊載在1919年1月19日的《每周評論》第5號上，這篇文章中雖然沒有直接出現津田左右吉的名字，但是其思路顯然受到這本書的影響。如他所言平民文學與貴族文學的區別、平民文學的特點等，都可以從該書中找到相關的線索。這兩篇文章作為周作人當時主張「人道主義文學」的代表作，收錄到其自編的《藝術與生活》一書中，也是排在該書的最前面，從中也最能窺見作為思想家和文藝理論家的周作人的面貌。[10]

  《神代史之研究》是1924年2月出版的，周作人7月就買到了。這與周作人當時在翻譯《古事記》有關。[11]1921年3月作《日本的詩歌》一文時就注意到「日本最古的歌，有《古事記》中須佐之男命的一首短歌」，1924年底開始翻譯《古事記》，1926年2月發表的《漢譯〈古事記〉神代卷引言》已經充分吸收了《神代史之研究》的思想，並給予高度評價，視為具有「在古典研究上可以說起了一個革命」的意義的著作之一。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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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自己有「神國」之稱，又有萬世一系的皇室，其國體與世界任何各國有異，日本人以為這就因為是神國的關係，而其證據則是《古事記》的傳說。所以在有些經國家主義的教育家煉製成功的忠良臣民看來，《古事記》是一部「神典」，裡邊的童話似的記事都是神聖的，有如《舊約》之於基督教徒，因為這是證明天孫的降臨的。……十多年前日本帝國大學裡還不准講授神話學，當初我也不明白是什麼緣故，後來看夏目漱石集中的日記，才知道因為日本是神國，講神話學就有褻瀆國體的嫌疑了。就這一件事，可以想見這種思想是多麼有勢力。可是近年來形勢也改變了，神話學的著作出版漸多，（雖然老是這兩三個著者，）連研究歷史與文化的也吸收了這類知識，在古典研究上可以說起了一個革命。做有四大厚冊（尚缺一冊，未完成）《文學上國民思想之研究》的津田博士在《神代史研究》上說，《古事記》中所記的神代故事並不是實際經過的事實，乃是國民想像上的事實；後人見了萬世一系的情形，想探究他的來源，於是編集種種傳說，成為有系統的記載，以作說明。這個說法似乎很是簡單，而且也是當然，但在以前便不能說，（當然現在也有些人還不以為然，）更不必說能保全文學博士的頭銜了。人類學者鳥居博士新著《人類學上看來的我國上古文化》[12]第一卷，引了東北亞洲各民族的現行宗教，來與古代日本相印證，頗有所發明。……日本人容易看《古事記》的神話為史實，一方面卻也有這樣偉大之學術的進展，這一點是我們中國人不得不對著日本表示欣羨的了。[13]

  對於《古事記》，周作人始終是側重注意其文學性的方面，欣賞其「人情美」或「有情的人生觀」，[14]當然這也是他浪漫的人道主義文學觀的一種表現。

  津田左右吉對周作人影響，[15]從一定意義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日本要素的一部分。周作人與其說是日本文化的研究者，不如說他是日本文化的鑑賞者更合適。那麼學院派的日本史研究者，對津田著作的關注又如何呢？

  1935年，中山大學姚寶猷教授[16]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第三卷第三期發表了一篇《日本史的研究法及參考書目》的大作，該文可以說是民國時期中國日本研究最為周到的方法提示和最詳細的參考書目。方法的提示方面，特別提及研究日本古代史時史料甄別和批判的重要性。他說：「我們研究日本史應該注意的第二點，就是日本史籍所載的日本史，尤其是古代史，有許多虛偽不可靠的地方。」指出：「日本皇室的尊嚴，既然超乎真理之上，日本的歷史，乃有許多神秘虛妄的地方……我們研究日本史若不注意到這點，處處抱一懷疑的態度，那就不免以訛傳訛。反過來說，我們對於史料的選擇，史籍的批判，和史實的考定，也就不致為彼邦御用學者的偽說所蒙蔽了。」[17]關於日本學者所著日本古代史研究的參考書目，他列舉了如下11種：

  （1）神代史之研究 津田左右吉著

  （2）日本上代史研究 津田左右吉著

  （3）上代日本之社會及思想 津田左右吉著

  （4）古事記及日本書紀之研究 津田左右吉著

  （5）日本古代史（日本時代史第一、二卷）久米邦武著

  （7）日韓古史斷 吉田東伍著

  （8）古代之研究 田口卯吉著

  （9）由人類學上見的日本上代之文化 鳥居龍藏著

  （10）有史以前之日本 鳥居龍藏著

  （11）日本古代氏族制度 大田亮著

  姚寶猷評價說：「以上各書，是近今日本學者所著古代史中之代表的名著，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必須閱讀的良書。」[18]排在最先的津田的以上四種著作因為「津田事件」[19]都在1940年被日本內務省勒令禁止銷售或部分刪除。關於學術、思想史專題方面，「津田左右吉著的表現於文學上的我國國民思想之研究」[20]也是重要的參考書目之一。可見津田的研究方法和著作得到了當時中國的日本史研究者的高度評價。

  洪啟翔[21]在1944年出版的《日本歷史概論》的序文（署「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序於陪都」）中，批判了以白鳥庫吉為代表的日本東洋史學者在「科學的懷疑態度」的掩飾下，提高日本建國年代而降低中國歷史年代是「根據其帝國主義的文化宣傳政策來歪曲史實」。他指出：「這種歪曲中日歷史年代的工作，日本帝國主義看得很重要，尤其在近年，如前幾年日政府對於久已發行的津田左右吉所著關於日本書紀（日本偽古史）的幾本研究著作（古事記及日本書紀之研究，日本神代史之研究，日本上代史研究等）忽然加以禁止發行。即系出於這種用意，而日本帝國主義學徒對於這歪曲歷史年代的工作也確實下了不少功夫，如飯島忠夫花費數年心血寫一部《支那法起源考》巨著以證明中國古代關於天文曆法知識，系來自西方之類，都可說是和這種用意相關聯的。」[22]將津田左右吉作為反對帝國主義文化宣傳的受害者，與他的老師白鳥庫吉區別對待。序文的結尾指出：「這裡所提出的年代問題只是一例，日本式的學者，借著科學研究的偽裝來為其帝國主義作文化宣傳的，不知其數。我們對於這些虛偽的別有用意的著作與言論，不但要謹防上當，且必須努力揭穿其真相。作者今茲發表這本日本歷史概論，即是對於這項工作願有所貢獻。」這裡涉及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僅存在於當時的日本，也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歷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