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國現代新儒學與日本——以梁漱溟的著作在日本的影響為例 （一）

  梁漱溟是中國現代新儒學的開啟者，通過分析和整理梁漱溟的思想和著作在日本的影響，可以看出中國現代新儒學與日本的密切關係。透過這種關係不僅可以使我們獲得對中國現代新儒學研究的新視角，而且這對研究近現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也具有重要意義。

  梁漱溟被日本學者關注是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正式出版之後。日本第一篇介紹梁漱溟的文章，是1922年5月在京都出版的《支那學》[1]第二卷第九號上發表的岡崎文夫[2]的《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岡崎文夫由上野育英會派遣於1919年來中國留學。他在文章中說：「中國思想界處於迷惘混亂的狀態，而且對於具有深厚文化根底的中國人來說，不可能無條件地接受不同的思想。余輩留學於中國之際，痛感革新派與守舊者之間幾乎沒有融通的餘地，雖說這就是中國式的態度，但是最近終於出現了相互交流的跡象。該書通過深刻反思，從中可以看出中國思想活動的方向，頗覺愉快。」京都學派學者雖以研究中國古典而聞名，對現實中國也有濃厚的興趣。

  同年10月，在東京出版的《斯文》第四編第五號「孔夫子追遠記念號」上發表了小柳司氣太《支那之國民道德》一文。《斯文》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儒學團體「斯文會」的機關刊物。而小柳司氣太是當時最活躍的「新儒家」之一。[3]他在文章中認為：「與中國社會組織有緊密關係的孔教之精神，事實上依然作為中國的國民道德在發揮作用。」並將北京的四存學堂及孔教會引為同調，說「他們對孔子教的見解及其實行宣傳的方法等雖然未必與我們的意見一致，但其最終目的，應該說是一樣的。」文章中特別提到「北京大學教授梁漱溟，本來是唯識學者，後來宣稱去佛從儒，成為孔子教徒。」並對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一著作中「必須用孔子的哲學來拯救西方文明的缺陷」這一主旨深表贊同。他之所以對中國當時的儒學動態格外關注，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說，「切儒教者中日共同之文明也，而兩國最重要之大關係，洵賴此共同之文明相互以融和之也。然兩國和親之原因，則亦存於上述文明之融和。且須牢記兩國之自衛共存，亦實以此同一文明為關鍵也。近自歐洲大戰以還，所醞釀之黑暗思潮，今已澎湃而來，淘洗我東亞之堤岸矣。吾人雖確信吾中日兩國民之文明，乃數千年來儒教的精神所熔煉，決不至輕易為所破壞焉。而時代之趨向所及，又有未容樂觀者。故吾兩國國民必須協力提攜，奮勉振興儒教精神，使我東亞深遠高崇之文明，得以永久不失其光輝。是實我兩國民間之相互的急務、應盡之天職也。」（以上劃線部分原文為漢文）他認為儒學不僅有悠久的歷史，而且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而西方的發達進步不過是最近三四百年間的事，況且這三四百年間構築的文明如今也出現危機，他感到需要一種有力的輔助力量來開出新生面不可。「這種輔助力量不外就是中國的文明東洋的文化。這是上天賦予的拯救世界人類的妙藥，中國人、東洋人豈能夠辜負此使命？」

  在20年代出現的提到梁漱溟的著作中有以下兩本值得注意。其一是清水安三的《支那新人與黎明運動》（1924年大阪屋書店）。吉野作造為該書寫的序中稱「清水君對中國的事物具有極為公平的見解」，「相信其見解之最正確，在今日的中國通中無人能出其右。」而且「其論說均來自第一手材料」。當時清水安三任《北京周報》主筆。本書的第十一章「支那思想界近狀」介紹「梁漱溟為北大印度哲學的教授，披瀝蘊積之所著《印度哲學大綱》《漱溟卅前文存》《東方文化之價值》（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之誤——引者）等著作逐漸出版問世，越來越為世人所認可。現在在青年學生中的名聲與胡適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4]「他（梁漱溟）參加張君勱與丁文江的論戰而站在與張君勱稍微不同的立場上反對丁文江。他有兩個明顯的傾向，一是提倡東方文化，二是立足於唯心論（idealism）。在他看來，歐美的科學文化現在已經發展到了極限，此後是中國文化統治世界，再接下來的是印度文化。」[5]對此清水安三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即「大體上與張君勱、梁漱溟的意見有同感。」[6]

  另一本是土田杏村的《日本支那現代思想研究》。這是第一本向西方人介紹日本和中國現代思想內容的著作（英文版：Contemporary Thought of Japan and China，倫敦，Williams and Norget，1926）。此書關於中國的論述「受益於清水安三的《支那新人與黎明運動》和《支那當代新人物》兩本書最多。如果沒有這兩本書作為嚮導，就是收集資料都會感到困難。而且本書中關於中國的論述也有直接得之於清水安三的研究之處」（1926年《日文版序》）。該書對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文化觀提出了懷疑，他說：「我認為將中國文化與西歐及印度文化對照時，儘管相信將來會進一步西歐化，無論如何不能相信最終會印度化。至少為了論證其主張，不能僅僅從哲學方面立論，還必須科學地、特別應該從經濟事實方面加以論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