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出現的關於現代中國思想的著作中，梁漱溟的名字頻頻出現，評價不一。如神谷正男在《現代中國的思想潮流》（載1939年4月《亞洲問題講座》）一文中指出：「五四前後，在北京大學與胡適並稱的梁漱溟，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超越地域政治背景的傳統主義思想潮流的唯一名著。此後他轉向指導農村運動而未能夠發展其哲學，但是現在他被西方人視為中國唯一的哲學家。」[8]又如小竹文夫在《現代支那思想》中說到，梁漱溟的思想「在其立論的根底上雖然特別能夠讓東方人產生共鳴，但其在所論的事實及條理方面有許多矛盾之處，不能說論證嚴密。僅就其在民主與科學呼聲日盛之中，批判西洋文明而推崇東方文化這一點，即使其缺乏明確的理論，也決不可忽視其影響。」[9]而福井康順的《現代中國的倫理思想》（1943年11月《岩波倫理講座》）則重視梁漱溟「獨特的佛學思想」，說梁漱溟等保守派思想家「都傾向於持獨善之說，而未與論敵進行真正的辯駁」。

  與以上的這些泛泛而論相比，四十年代有兩篇專門研究梁漱溟的論文更值得注意。這兩篇文章都出自京都中國學者之手，一篇是木村英一的《梁漱溟的思想——關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東亞人文學報》第3卷3號，1944年。以下稱「木村文」），作者在文末「附記」：「此稿本來打算進一步論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思想與此後村治論思想的關係及其社會歷史意義。現在因故就此擱筆，雖然從內容和體裁上看都尚未完結，其以村治論為中心的後半生的思想，只好留待他日再論。」另一篇是小野川秀美的《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論的形成》（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人文科學》第2卷2號，1948年。以下稱「小野川文」）。在該論文的一個注釋中，小野川秀美說：「關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一般性內容，木村副教授在《梁漱溟的思想——關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中作了很好的介紹。本文參照了此文。」木村英一此後側重於中國道教、佛教思想研究，沒有看到其續篇出現。從某種意義上說小野川文可以說就是其續篇。這兩篇論文描繪出了梁漱溟思想的基本面貌，為日本的梁漱溟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要而言之，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這兩篇文章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梁漱溟的生平與思想。木村文中詳細地介紹了梁漱溟的思想發展歷程，並從文化觀、哲學觀、比較哲學的原理、中國人生活態度的優劣以及現代中國人應持的態度等方面詳細地分析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思想。關於梁漱溟的生平，作者說中日之間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就沒有聽到梁漱溟的消息了，並聽說梁漱溟已經於去年（1943年）去世了，因此而不勝感嘆。小野川文則詳細地論述了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的形成及主要內容。兩者都將東西文化論和鄉村建設作為梁漱溟一生的兩個思想巔峰，並著力闡述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繫。木村文指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梁漱溟一生中的兩本主要著作之一，是他前半生思想的頂峰，同時也是形成他後半生村治運動的理論根據之一。」小野川文強調「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論與其對東西文化的獨特見解相表里。鄉村建設運動可以說是對其東西文化見解的實踐。」也就是說，「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論的成立過程是與其如何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緊密聯繫，並隨之而展開的。」他指出梁漱溟從《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到《鄉村建設理論》的轉變「即梁漱溟關心的重點由文化問題移向了政治問題」。

  第二，兩者都重視從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上闡述梁漱溟思想的性質和特點。木村文中指出梁漱溟探討文化的究極問題之難能可貴和理所當然。「在具有深厚的文化遺產而如今遭受列強無端侵略的災難而面臨著生存危機的中國，知識分子抱著這種深重的憂患意識而反思自己的國家和文化的前途與命運時，首先力圖透視中國文化的究極地位和價值，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嗎？」他說，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雖然難以避免其啟蒙性質，對這一問題也還有待於進行充分的學術性研究，「但是梁氏出色的直覺與作為思想家的優秀素質，同他的真誠的人格與憂國的熱情相互輝映而發出照人的光彩。」而且「此書是以東西文化比較的形式而吐露自己的經世之志，而決不是以單純的學問研究為能事。」另外，木村文還指出：「從嘗試對中國思想進行新的研究和解釋這一點上看，此書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啓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具有同樣的價值。」

  小野川文更加從中國近代化的道路選擇與對古代的認識的關係中來把握梁漱溟的思想特質，認為中國的近代化是圍繞著回歸古代與否定古代而展開的，指出「梁漱溟的思想與其說是一種中體西用論，不如說更加有向古代復歸的傾向。」他分析說，梁漱溟所謂的古代，並非其具體相，而是被「情義」性所純化了的理想世界。梁漱溟片面強調「情義化」的一面，這可以看成是有意識地將中國古代社會與西方社會相互對比，通過強調兩者的對決來說明古代的優越性。從為了對決而被純化的古代所抽取出來的，是以「情義」為基調的「中國式的民治」，這正是他的鄉村建設理論的根據所在。而輕視身份化與重視情義化，也使得梁漱溟的思想帶有一種獨特的民主主義的性格，雖然在以「倫理情義」與「義務關係」為基調這一點上，與西方的民主主義有根本的不同，但其目標在於「多數勢力的開發、多數政治之形成」。因此關於梁漱溟思想的性質，小野川文認為從梁漱溟之給予孔子的教化與儒家的禮樂運動以極高的評價來看，其鄉村建設運動之標榜「新禮俗之創造」，也無非是強調儒教道德的情義方面而致力於儒教的現代復興罷了。而木村文在揭示梁漱溟的哲學觀與文化觀時，不僅注意到西方思想對梁漱溟的影響，而且更加著重強調其思想中唯識學的深厚根基。

  小野川文還將梁漱溟的「復古」與民族主義作了區分，指明梁漱溟的「民族自覺」雖然也是民族意識高揚的一種表現，但是其內容與民族主義不同。立足於民族主義基礎上對傳統文化的反省，中體西用論是其主流。而梁漱溟的思想畢竟是以五四運動背景下的東西文化論為根基的，其核心不是民族而是文化。即使同樣是文化問題，與中體西用論之「復古」也存在著重要差別。他有意識地強調古代的復活，同時其結論卻歸結到與西方文化的「溝通調和」。「情義」的「民治」與民主主義就有相通的一面。然而這種古代的復活，在現實中能否再次成為近代化的媒體？這種社會與文化的革新運動在何種程度上能夠成為近代化的動積極力？作者認為這些問題大概只有靠歷史本身來解決。

  以上提到的梁漱溟思想中的儒佛關係、中西關係、古今關係及其關於政治、民族、文化相互關係的論述，這些問題即使在今天依然是梁漱溟研究，甚至整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的中心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