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進入四十年代之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池田篤紀譯，大亞細亞建設社1940年出版）、《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矢野安房譯其大意，興亞資料·政治篇，第13號，1940年，東京）等著作相繼在日本翻譯出版。

  《鄉村建設理論》的譯者池田篤紀，當時為新民會中央總會設計部企劃科副科長。他1909年出生，1929年畢業於東京外語學校後到北京清華大學留學，入外務省工作。1939年11月，他作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為王克敏）山東省行政視察團的成員之一，在行政委員會調查所工作，隨團來到濟南。他在濟南見到他的同學岡宗義，聽岡宗義說到梁漱溟的事，並與朱經古（譯者將其視為梁漱溟「門下之偉才」）多有過從。岡宗義和朱經古分別將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與《梁漱溟先生教育文集》（在《鄉村建設理論》譯本的正文之前付有唐現之《梁漱溟先生教育文錄編者贅言》）贈送給了池田篤紀。池田在東京外國語學校就讀時曾經醉心於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次得到梁漱溟的著作自然高興。11月底回到北京之後，他決意向日本青年宣傳梁漱溟的思想。於是在恢弘塾面向十幾位青年每周一次以《鄉村建設理論》為中心講解梁漱溟的人格與思想。有人建議他將講稿拿到大亞細亞建設社出版。1940年3月，他加入了新民會，梁漱溟有關鄉村建設的觀點被認為「對新民會很有參考意義」，新民會的副會長、陸軍中將安藤紀三郎為之作序，在笠木良明的支持下，講稿於1940年10月初在該社公開出版。

  安藤紀三郎在該書的序中表示，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深入到「滿洲社會」的縣級單位，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新滿洲國」；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要更加進一步深入到鄉村這一基層組織，以中國社會的最基層為基礎，建設亞洲新秩序。他稱梁漱溟為「中國社會革新在實踐上的一異才」，稱該書是「以維護和發展從中國民族文化的本性本質所流露湧現出來的東西為基礎而謀求中國社會的解放和發展的心血之作、魂魄之作。」指出出版該書的日文譯本，在中國研究著作泛濫之際，無論是對著者、譯者還是發行者而言都可謂「得其人、其處、其時」。

  《鄉村建設理論》日譯本中，譯者增加了《梁漱溟氏的人物與思想》《鄉村建設理論解說》兩篇緒論。譯者視梁漱溟為「聖人（聖者）」「聖俠」，而抑制不住對他的「敬慕之念」。《鄉村建設理論解說》中原原本本地譯出了該書的目錄，但是正如譯者所說的，日譯本的正文並非完全原原本本地按照原著的樣子展開。其中最明顯之處是在「認識篇」中增加了兩個子目：「中國不能按照日本的發展路線前進的兩個理由」和「將來的中國不能步日本近代資本主義路線後塵的三項理由」。

  我們知道，新民會是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華北建立的傀儡組織。漢奸王克敏為會長，張燕卿是副會長，繆斌為中央指導部長。在華北淪陷區各省、市、縣都設立有分會，宣揚「中日親善」「東亞新秩序」及「新民主義」等。這本「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的《鄉村建設理論》被謳歌這場企圖毀滅中國的侵華戰爭為「聖戰」、為「旨在轉變世界史的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戰爭」的幫凶所「崇敬」和「陶醉」並大加宣揚，這的確是一個天大的歷史玩笑。從字面上看，我們很難懷疑他們的真誠，他們也同樣毫不掩飾自己「全身心致力於培育新民會」，毫不掩飾自己滿腔的「亞洲新秩序建設的血與魂」。要弄清這個歷史玩笑的真相，無疑是一件十分有趣也很有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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