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梁漱溟對時局即抗日戰爭的看法[10]和他對日本的了解[11]或許是揭開此歷史之謎的一條線索，對此本文不想太多涉及。下面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或許更有助於我們理解這段歷史。

  梁漱溟晚年在回憶1936年的那次日本之行時，說到：「訪問日本時見到長谷川如是閒，得到一本《老子》的著作。記得好象會見過年輕的陽明學者，但具體情況忘記了。」[12]和崎博夫推測此陽明學者就是安岡正篤（1898—1983）。這種推測不無道理。這從安岡正篤當時的情況[13]及下面提到的此後梁漱溟方面與安岡正篤方面的人物與思想往來可以證明。

  1940年8月23—25日，東洋農道振興大會在日本農士學校召開。23日，在大會開幕式上，會長土岐章、日本文部、農林、拓務各大臣、埼玉縣知事等發表祝詞之後，一直被一些日本人視為梁漱溟高足的朱經古[14]作為「外地代表」致辭。24日上午，在安岡正篤發表《西洋文明的沒落與農村文化》的講演之後，朱經古作了題為《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報告。25日，會議在酒井忠正帶領下，三呼「東洋農道萬歲」而閉幕。[15]

  朱經古訪日期間，為菅原兵治[16]的《東洋治鄉之研究》（刀江書院，1940年11月。該書序中，作者稱朱經古為「指導中國鄉村建設的權威人士」，並與之有「多年的交情」）作《跋文》曰：

  昔仲尼有言：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誠以鄉俗淳樸，人情厚篤，因其族黨鄰里之軌，沐以倫理風教之化，濡煦生息，而教養之仁政以成。是知王道以鄉治為磐楚，鄉治以王道為依歸，輔車相倚，殆無許其偏缺焉。……

  

  慨自歐風東播以來，機械文明波及遠東。其於利用厚生，固無間然。而起兼併壟斷之風，開階級種族鬥爭之漸，舉世囂囂，迄無寧戢。所謂王道霸道之得失，殆至此而昭然若揭。重農歸鄉之義，乃又見稱於世人。近如中國之鄉村建設運動、日本之農士學校及篤農協會運動，蓬勃興起，蔚為風氣，剝極而復。其我東洋王道精神浸盛之機歟？友人菅原兵治先生，近著《東洋治鄉之研究》一書，詳稽舊章，敷以新議，俾醉心於都市文明功利主義者惕然知所憬悟。叩清鍾於午夜，作雞鳴於風雨。余為菅原先生頌焉。是為跋。

  菅原兵治的《東洋治鄉之研究》第一章「東洋農村之本性」，在開篇就引用「鄉村建設的實際指導者梁漱溟《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中的一段話：「新習慣新能力的養成，必須合乎中國固有的精神。如不合乎中國固有的精神，必不易養成。」這段引文是梁漱溟在談到促成地方自治要注意的四個方面的第一個方面。關於這一方面，菅原兵治在隨後的文章中幾乎全部翻譯了出來。[17]現僅將菅原兵治的引文中加上著重號而原文中沒有著重號的地方抄錄於此：

  「中國的舊精神是崇尚情義的，社會的組織結構是倫理本位的。」[18]

  「這完全因為中西歷史不同，社會組織不同，所以合於彼者未必能合於此也。」[19]

  「大家尤應注意者，今後中國社會如不恢復崇尚禮俗之固有精神，處人處己，如不出之以謙敬愛惜之情，而仍出之以抵制牽掣之法律態度，取法而遺情，重律而忽禮，則中國問題永無解決之日，中國社會仍無匡正之期矣！」[20]

  菅原兵治引用梁漱溟的思想目的在於說明要做好農村的治理教化工作，不能夠只是羅列一些被稱為指導精神的概念或僅僅重視法律、機構、制度這些形式上的和機械性的辦法，而是要重視情和禮這些有機性的、活生生的活動，認為這才是農村的本性所在，這才是農村最根本的重要問題。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與當時新民會的「新民主義」以及日本的鄉治、篤農運動甚至「新村」建設究竟有什麼異同，只有深入理解這些問題，才能夠真正明白梁漱溟的思想之所以當時在日本產生影響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