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梁漱溟依然頗受日本學界的關注。對五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日本學者認為像梁漱溟、張東蓀這些在現代中國具有代表性的「東洋思想」主義者，他們如何批判原有的思想、如何評價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是意味深長的事情。[21]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的第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現代思想史專題研究的著作，對梁漱溟的生平和思想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強調他的「鄉村自治」是「力圖以儒教的道德秩序去從事農村的復興」的「獨特的農本主義」運動。[22]在五十年代，日本學者對梁漱溟的論述中已經注意到梁漱溟思想在日本的影響。比如福井康順的《現代中國思想》一書中論及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就指出「其視野廣闊，而且還引起了日本學人的議論，在當時是具有轟動性影響的著作。」[23]同時，福井康順還將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和以繆斌等為代表的「新民主義」相提並論，說梁漱溟「以鄉治作為拯救中國的途徑，而參與這一運動。其全貌可以從他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得知。」對於「新民主義」，他指出其「宋學的立場」，認為「從中國思想史上看，後世可以評價其為一種宋學的復活。與馮友蘭的『新理學』的立場是相關聯的。」[24]後來山口一郎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一書中對此有進一步的發揮，明確地將梁漱溟與馮友蘭的思想作為民國時代思想史中「新儒教主義的展開」來加以論述。[25]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隨著梁漱溟的主要著作在日本翻譯出版，梁漱溟研究在日本學界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八十年代以來，梁漱溟著作之所以在日本得以如此順利地翻譯出版，景嘉（1914—1986）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景嘉為八旗名門之後，1934年受溥儀派遣同溥傑等一同留學日本，1939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同時入京都大學，1942年畢業回國。1945年到台灣，1956年又來到日本並定居下來，直到去世。在日本，有人將景嘉視為「日本最高的梁漱溟研究家、信奉者」。[26]他之所以要介紹梁漱溟，一方面，據他自己說是「自稍知人事以來，就喜讀梁漱溟的著作，雖然未謀一面，確是神交已久。」[27]更重要的是，他認為最近五十年來，在中國只有梁漱溟可以代表東洋的學問。[28]而且梁漱溟的理論和運動對中國的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他呼籲海內外的知識分子對此加以認真的探討。[29]他於1980年與亞洲問題研究會的和崎博夫等籌劃編輯翻譯出版了梁漱溟的父親梁巨川的遺書。他想通過表彰先人的遺志來消除中日兩民族之間存在的無形的裂痕。[30]1987年，亞細亞問題研究會出版了梁漱溟《人心與人生》的日文譯本。梁漱溟為此寫下了《人心與人生日本譯本弁言》：

  拙著《人心與人生》一書如一九七五年書成自記之所云：早在一九二六年春即以此標題曾為一次公開講演，茲於一九八四年乃始以積年底稿付印出書，求教於國人，蓋慎之又慎矣。今復承池田篤紀先生翻譯成日文，景嘉先生審訂之，將更加得友邦人士之指教焉，曷勝感激。謹致衷心感謝之忱如右。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梁漱溟識於北京。[31]

  景嘉在為此書日文譯本所寫的長篇序言中稱該書為梁漱溟平生著作及思想的「總結論」，並且在序文的結尾向日本友人提議：「梁先生一生的著作在日本都可以搜集到，而且也有的被翻譯成日文。敬愛梁先生的人如果將其編成全集，使其論旨一貫，這必將成為二十世紀極為重要的指針。」[32]景嘉的這篇序文作於1985年6月21日，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開始籌備編輯《梁漱溟全集》是在1988年秋，1993年出齊八卷。雖然至今還沒有日文譯本的《梁漱溟全集》，但是從梁漱溟逝世的1988年開始，亞洲問題研究會每年要舉行一次「梁漱溟先生紀念研討會」，[33]從1997年1月開始的亞洲問題研究會的月例研究會，梁漱溟的思想與著作經常成為討論的議題。1991年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由池田篤紀、長谷部茂重譯由亞細亞研究會出版，2000年農山漁村文化協會再版。長谷部茂翻譯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也於2000年由農山漁村文化協會出版。這一年還出版了第一部日文的梁漱溟研究專著。[34]

  宇野精一在《鄉村建設理論》重譯本《序》中開篇就說，「作為鄰國一後學，我從心裡敬慕梁漱溟先生」，並將梁漱溟的鄉村建設與毛澤東的農民運動進行了比較，認為現實中雖然以儒學的民主精神和自由立國為鄉村建設的基礎的梁漱溟敗給了以階級鬥爭論為基礎的毛澤東等的農民運動，但是就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困境，他呼籲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梁漱溟所致力和嚮往的世界。認為重新出版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一書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崎博夫在該書的書帶上寫道：「在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體制解體之際，我們推舉此書作為東方饋贈給現代世界的一本合時宜的書。該書記述了對民族傳統不斷地反躬自問、以偉大的孔夫子的儒學身體力行而投身於中國農村實踐的近代中國巨人梁漱溟先生的深厚的學問與熱誠。」稱此書為「中國思想史上不朽的名著」。可以說梁漱溟的影響在日本是越來越大了。

  

  簡單的小結

  對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在承認文化交流及其影響的雙向性、相互性的同時，我們一般比較重視闡發近代日本的思想文化是如何影響中國、近代中國是如何學習日本或如何通過日本向西方學習的這一側面，並認為這一方面是主要的趨向，[35]而很少有人注意近現代中國思想在日本的反響。本文通過揭示梁漱溟的思想與著作在日本的影響，旨在呼籲人們要重視研究長期以來易被人們忽視的歷史的另一側面，這對於我們全面地把握歷史，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原載於王勇等著：《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注釋

  [1]《支那學》是近代日本中國學的重要學派「京都支那學」派的重要學術陣地，從1920年9月1日創刊到1947年8月停刊，此期間出版十二卷五十期，發表439篇學術論文。關於這一學派的形成及思想特點可參見子安宣邦《近代知と中國認識――支那學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岩波講座現代思想15《脫西歐の思想》，1994年，第61—97頁）、錢婉約《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芻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以及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劉岳兵《日本近代儒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3年）等論著。

  [2]岡崎文夫的主要著作有《魏晉南北朝史 內編》（弘文堂，1932年。平凡社東洋文庫1989年再版）、《南北朝に於ける社會経済制度》（弘文堂，1935年）等。

  [3]小柳司氣太（1870—1940）在大學時代就力圖用西方哲學的方式來重新解釋傳統儒學，1894年哲學書院出版了他的《宋學概論》。他在該書的《自序》中說：「是以今日之有志者，就支那學術之中取類於近世之所謂哲學者，而假其名者，蓋欲仿泰西學術之分類以資世人之研究也。於是儒學再變而儒教哲學之名起焉。然則謂之儒教、謂之儒學、將謂之儒教哲學，唯由其時勢之變遷而異其稱呼耳。至其所基依然不出堯舜之道、朱泗之統也。頃日，余翻宋代諸儒之書，多會意，即沿流溯源，敘述其大旨。雖略而未詳，庶幾使亂麻得正其緒，以知儒教哲學之美於世歟！」「徒向世人而說儒教哲學之名也頗切，儒豈好用哲學之稱哉，抑亦不得止也。何日得明堯舜之道以復朱泗之統乎！」

  [4]清水安三：《支那新人與黎明運動》，大阪屋書店，1924年，第334頁。

  [5]清水安三：《支那新人與黎明運動》，大阪屋書店，1924年，第334頁。

  [6]同上，第341頁。

  [7]土田杏村：《日本支那現代思想研究》，第一書房增補版，1927年，第270頁。

  [8]神谷正男：《現代支那思想研究》，理想社，1941年，第23頁。

  [9]《支那精神·世界精神史講座Ⅱ》，理想社，1940年5月。

  [10]梁漱溟這方面的言論有《我們對時局的態度》（1936年）、《我們如何抗敵》（1937年）、《怎樣應付當前的大戰》（1937年）等，以上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五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另外可參見鄭大華《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的最後一節「日本侵略與鄉建運動的終結」。

  [11]梁漱溟於1936年4月至5月間赴日作了一個月的考察，其詳情請參見《梁漱溟全集》第五卷中收錄的《我在日本參觀後的感想》《東遊觀感記略》《中日農村運動的異同及今後中國鄉村建設之動向》三篇文章。

  [12]長谷部茂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崎博夫《後跋》），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0年。

  [13]安岡正篤於1931年創辦成立「日本農士學校」，1933年組織「篤農協會」，宣揚農村自治和農村維新。

  [14]朱經古與梁漱溟的關係，目前可以找到的只有以下兩條。第一，梁漱溟1931年從河南赴山東搞村治時，初到濟南，住在東魯中學，朱經古為該校校長（孟憲光《回憶河南村治學院學習生活及商談籌辦山東鄉建院經過》，載梁培寬編：《梁漱溟先生紀念文集》，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年。參見第30頁）。第二，朱經古陪同梁漱溟訪日時，任翻譯。有說朱經古是「山東鄉建院幹部」，有說「非鄉建院幹部」（李任夫《深切悼念梁漱溟先生》，載梁培寬編：《梁漱溟先生紀念文集》。參見第145頁），也有說為「梁漱溟高足」（參見池田篤紀譯《鄉村建設理論》的緒論《梁漱溟氏的人物與思想》及《代跋》，大亞細亞建設社，1940年，第5頁、第343頁。又參見日譯本《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所登載的當時梁漱溟等考察日本的照片的說明。農山漁村文化協會，2000年）。據梁漱溟之子梁培寬說，1950年代梁漱溟去山東考察時還念及朱經古，但是據說朱經古已經作為反革命被取決了。

  [15]安岡正篤先生年譜編篡委員會、安岡正篤先生生誕百年記念事業委員會編：《安岡正篤先生年譜》，鄉學研究所、安岡正篤紀念館發行，1997年，第76—77頁。

  [16]菅原兵治為安岡正篤的得意門生，曾任日本農士學校的檢校（校長）。主要著作有《東洋治鄉之研究》《農士道——東洋農道之教學》等。1939年9月28日至11月2日，考察朝鮮和中國的農村。在中國考察期間去濟南訪問了朱經古，說這是他此行的最大目的之一。菅原兵治說，朱經古於1936年曾去訪問過他，並提及朱經古留學於九州大學受到過河村幹雄博士的薰陶。見《東洋治鄉之研究》，第348—349頁。

  [17]《東洋治鄉之研究》，第4—7頁。

  [18]《東洋治鄉之研究》第4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25頁。

  [19]《東洋治鄉之研究》第6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26—7頁。

  [20]《東洋治鄉之研究》第6頁；《梁漱溟全集》第五卷，第328頁。

  [21]中國研究所編譯：《人間革命——中國知識人の思想改造》（前言），中國資料社，1952年，第1頁。此書收錄了梁漱溟、張東蓀、沈從文、朱光潛、顧頡剛、馮友蘭六位「可以說是給予最近思想界以最大影響」的「著名思想家」的「自我批判的代表作」（安藤彥太郎翻譯），其目的在於通過這些文章弄清下列疑問：「其自我批判的根據何在？這些自我批判究竟意味著中國思想界的進步還是只不過是新政府的一種思想統制？」只要閱讀這些文章就能夠判斷「這些自我批判是真心的還是假裝的，是創造性的還是倒退性的，是自發的還是強迫的。」

  [22]竹內好、山口一郎、齋藤秋男、野原四郎：《中國革命の思想》，岩波書店，1953年，第88頁。

  [23]福井康順：《現代中國思想》，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55年，第136頁。

  [24]福井康順：《現代中國思想》，第195、196頁。

  [25]山口一郎：《現代中國思想史》，勁草書房，1969年。該書第一章「民國時代思想史」的第四節為「傳統思想的復活」，其中第二款就是「新儒教主義的展開——梁漱溟與馮友蘭的思想」。

  [26]長谷部茂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長谷部茂《解說》），農山漁村文化協會出版，2000年，第269頁。

  [27]景嘉：《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遺言錄序例》。梁巨川著、池田篤紀譯：《一個讀書人的節操：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遺言錄》，亞細亞問題研究會，1980年，第136頁。

  [28]景嘉：《梁漱溟其人其學》，見《景嘉文選》（景嘉文選刊行委員會編輯刊行），1987年，第58頁。

  [29]景嘉：《梁漱溟其人其學》，見《景嘉文選》，第78頁。

  [30]景嘉認為這種裂痕就是「凡是接觸過中國人的日本人，在有意識無意識、或習慣上，都存著一種無形的輕視中國人的心理。」「凡是接觸過日本人的中國人，在有意識無意識或習慣上，對於日本人，都存著一種看不見的仇怨的心理。」景嘉：《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遺言錄序例》。梁巨川著、池田篤紀譯：《一個讀書人的節操：桂林梁巨川先生殉世遺言錄》，第138—139頁。

  [31]此處引自日文譯本所影印的梁漱溟的手跡，與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第568頁中的文字略有出入。

  [32]梁漱溟著、池田篤紀譯：《人心與人生》（景嘉序），亞細亞問題研究會，1987年，第23頁。

  [33]宇野精一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日文譯本的《序》中提到從梁漱溟去世之後即1988年開始的由亞洲問題研究會主辦的一年一度的「梁漱溟先生記念研討會」。該書附有「梁漱溟先生記念研討會」的講演集：第一次（1988年）：宇野精一《梁漱溟的一生》（以中國文化書院刊《梁漱溟先生生平記》為藍本，宇野精一在東京舉行的梁漱溟先生追悼會上宣讀的悼詞）；第二次（1989年）：湯一介《梁漱溟與中國文化》；第三次（1990年）：朱伯崑《中國現代人間研究的開拓者——讀梁漱溟〈人心與人生〉》；第四次（1991年）：湯一介《中國的儒、道、佛與梁漱溟思想》；第五次（1992年）：朱伯崑《近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與梁漱溟思想——讀〈鄉村建設理論〉》；第六次（1993年）：朱伯崑《梁漱溟的儒學觀》；第七次（1994年）：河田悌一《從傳統向近代的摸索——梁漱溟與毛澤東》；第八次（1995年）：曹躍明《梁漱溟的文化多元主義——中國社會如何進行現代轉化》；第九次（1996年）：王守常《梁漱溟的佛教理解》、韋政通《梁漱溟：其人格特質與生命動力》；第十次（1997年）：李善峰《梁漱溟思想的現代意義》、梁培寬《我的父親梁漱溟》；第十一次（1998年）：王宗昱《現代中國梁漱溟再評價的思想背景——梁漱溟與科玄論爭》等。

  [34]中尾友則：《梁漱溟の中國再生構想——新たな仁愛共同體への摸索》，研文社，2000年2月。

  [35]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華書局，1992年，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