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中日兩國近代化進程不同的原因
2024-10-13 10:56:06
作者： 吳廷璆
同樣是面對西洋列強，同樣是想學習西方，中日兩國近代化的腳步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不同？要回答這個問題，當時中日兩國的社會狀況的不同當然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但是歷史傳統的不同，則更為根本。其中儒學在中日兩國啟蒙思想中所發揮的不同功能就是比較明顯的表現。
曾經師事過朱子學者佐久間象山的加藤弘之在《鄰草》中以對「仁政」「仁義」「聖君賢士」「人和」等理念的尊崇而表現出了濃厚的儒者意識。但是與此同時，「道」（先王的政體）與「良術」（公會）在各自的層面上都分別被賦予了獨立性。他指出先王在政體建立方式上的不完備之處，而且將一種治國之「術」的「公會」的設立強調為「治國之大本」，這在他看來沒有什麼不自然的。就是說，一方面他可以將「漢土」作為「往古聖主賢君代代出現的國家」，認為其優越性「決非其他君主握權之國可以同日而論」，那是由於其法律制度等所根據的都是「先王的遺法」。[39]而「先王的遺法」完全是以仁義為宗旨的公明正大的政治或政體，即所謂「仁義之政」或「仁政」，加藤思想中同樣具有先王的政治是理想的、完美的這種傳統的儒學政治理念，因此「先王的政治決不可能產生弊端」。[40]但是，另一方面，加藤弘之在充分肯定「先王的政體」的優越性的同時，明確地指出：「先王的政體在建立方式上也不是沒有未至之處」。[41]那麼此「未至之處」是什麼？他說：「實際上可以說是漢土的缺典的就是所謂公會。由於自唐虞三代之時以來未設此公會，以至後世出現暗君暴主，或政權為奸臣貪吏所盜，或君主獨專其權，遂使天下國家易失。」[42]這裡所謂的「公會」就是立憲思想里的議會。儒學在日本的有識之士那裡，這時作為體系的道統並不重要，也並不受其束縛，他們更加重視其有用的具體的徳目。在加藤弘之看來，議會政治不僅不與仁政矛盾，毋寧說議會早就應該納入到仁政之中。
而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雖然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民主化方案，但是其所論幾乎都沒有超出封建制度的實用性層次，其提案也並不具有超出中國古典或先例的獨創性。佐藤慎一認為馮桂芬等中國知識分子從古典或先例中尋求探索危機的對策，就「如同試圖在沒有出口的迷途中尋找出路。他們越是盡其所能、傾其所學地去摸索正確答案，就越是浪費時間、加深危機。」因為他們的努力在方向上出現了偏差，「在這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甲午戰爭的敗北所象徵的中國近代化的挫折正是由於士大夫的有能力而引起的。」[43]這種對中國士大夫「有能力」的「誇獎」，無非是對其「儒教中毒」太深的一種「體面的」解說而已。在儒學的道統下，中國知識分子如魏源所說，「君子不輕為變法之議，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復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44]所謂變法，在觀念上是一種非常困難的事情。像《鄰草》中那樣，將「公會」在不同的場合作為「治國之大本」或者治國之「術」來自由對待，這對同時代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是幾乎不可能的事。這種不可能不只是說個人能力的不及，而是那種文化背景、那種強大的道統意識不允許這種意識存在。
對洋學的不同認識和應對也是影響中日兩國近代化進程的重要因素。日本幕末的洋學與清末的洋務派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其政治立場開始都是維持封建體制的改良派，因此都一度得到統治者的支持。加藤弘之寫作《鄰草》時所供職的蕃書調所，是江戶幕府於1856年設立的一個洋學研究和教育機構。其執筆的意圖是站在幕府的立場，如田畑忍所解釋的那樣，是「在德川幕府統治下的封建制中吸取立憲政體、力圖維持幕府體制的現狀維持的改良主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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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蕃書調所所代表的官方的洋學，在整個幕末洋學中只是冰山一角。當時社會上的洋學塾遍布各地，據統計有上萬人受過洋學教育，其影響已經深入到社會基層。[46]普通知識分子在洋學家中占有很大比例，而且他們所涉及的領域，從實用技術到政治制度，以至哲學思想，無所不至。洋學的興起，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人們探求西洋的社會結構和思想文化的興趣，從而使封建意識形態相對化，也自然地萌生了一種對中華意識乃至封建體制的批判。但是，對中華意識的批判並不意味著他們對儒學本身的否定，他們中一些人更加希望並致力於以「西洋窮理」來附會和訂正「程朱之意」，如佐久間象山在1854年就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47]作為一種東西思想文化結合的模式，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洋學對封建體制的批判，引人注目的是關於人的平等觀念。「人和」與「議會」都與這種平等觀念密切相關。洋學之於日本的近代化，可以說是未雨綢繆。
在中國，與蕃書調所相當的機構是同文館（1861年恭親王等所奏，1862年奏准）。從設立的目的與機構性質以及作為教育機構最終都或者納入帝國大學或者成為京師大學堂的一部分的歸宿來看，兩者都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對西方科學的了解，在時間的先行性、內容的系統性與深入性、隊伍的廣泛性和人數上，日本的洋學都超出了中國的洋務派。1862年，福澤諭吉在倫敦與中國遊學生唐學塤交談，唐氏問福澤諭吉現在在日本能夠讀洋書而解其意者有幾人，福澤回答說估計該有五百人。福澤反問中國如何。唐氏屈指而嘆息，臉紅地回答：僅有十一人。福澤諭吉因此在當時就認為中國「沒有進步的希望」而對中國感到「絕望了」。[48]而且在中國的洋務派中，像李鴻章那樣認為只是學習西方的軍事、工商業就足夠了的人占絕大多數，洋務派的努力之於中國的近代化，不過是臨時抱佛腳而已。
（此文以《〈鄰草〉對近代中國立憲思想發展的借鑑意義》為題發表在《東疆學刊》2010年第1期，發表時對原文做了較大的刪節和修改。）
注釋
[1]《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日本評論社1967年，第3頁。
[2]對《鄰草》的相關研究，看參見區建英的論文《「隣艸」と「西洋事情」——西洋理解の思考様式の角度から》，北海道大學法學部《北大法學論集》41（1），1990年11月。
[3]《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4頁。
[4]《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頁。
[5]《憲法構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岩波書店1989年，第6頁。
[6]《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7頁。
[7]《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9—10頁。
[8]《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2頁。
[9]《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頁。
[10]《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2頁。
[11]《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6頁。
[12]《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9頁。
[13]《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3頁。
[14]《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1頁。
[15]《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2頁。
[16]《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9頁。
[17]《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頁。
[18]《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4頁。
[19]《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10頁。
[20]尾佐竹猛：《日本憲政史大綱》上卷，第15頁。
[21]尾佐竹猛：《日本憲政史大綱》上卷，第27頁。
[22]徐繼畬：《瀛寰志略》，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235頁。
[23]《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6頁。
[24]嚴紹璗、源了圓主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思想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0頁。
[25]《憲法構想》日本近代思想大系9，岩波書店，1989年，第18—19頁。
[26]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訂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79、81頁。
[27]鹽谷宕陰：《宕陰存稿》，（東京）山城屋政吉1870年刻，卷四。
[28]《魏源全集》第十二冊，嶽麓書社，2004年，第45頁。
[29]《魏源全集》第十二冊，第65頁。
[30]《魏源全集》第十二冊，第67頁。
[31]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49頁。
[32]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第75頁。
[33]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第2頁。
[34]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第41頁。
[35]李侃：《中國近代史散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4、126頁。
[36]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第12—13頁。
[37]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第35頁。
[38]馮桂芬：《校邠廬抗議》，第57頁。
[39]《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日本評論社，1967年，第9頁。
[40]《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頁。
[41]《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5頁。
[42]《明治文化全集》第三卷·政治篇，第9頁。
[43]佐藤慎一：《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文明》（劉岳兵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4頁。
[44]《魏源全集》第十二冊，第46頁。
[45]田畑忍：《加藤弘之》，吉川弘文館，1976年，第20頁。
[46]趙德宇：《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中日西學比較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249頁。
[47]《渡邊華山 高野長英 佐久間象山 橫井小楠 橋本左內》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1971年，第413頁。
[48]《福澤諭吉全集》第16卷，岩波書店，1961年，第209—2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