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德富蘇峰《玩蘇夢物語》里的戰爭責任問題 （一）戰爭責任依然是一個問題

  關於東京審判對被告的「取捨選擇方法」，首席檢察官季南在始訟詞中說到，被起訴的28人中有並不重要的，或者處於權力最高地位的被遺漏了的情況，這是因為「在某一場合或多種場合，日本政府中憲法上認可的占最高地位的，即便是法律上的指導者，卻不是事實上的指導者。」[1]這可以說是在為昭和天皇裕仁開脫責任。不起訴天皇，除了日本方面和以麥克阿瑟為首的盟軍占領總指揮部之間的秘密媾和與強行推進之外，也被認為是「基於各同盟國的共同利益」，據說季南說得更直白，他表示「作為聯合國，完全是從政治的理由決定不起訴天皇，這件事情雖然不是心甘情願，但是連史達林都答應了。」而日本的辯護人之一瀧川政次郎感嘆說：「聯合國懲罰的鐵錘，沒有打中日本的要害之處，這不僅是日本人之大幸，也是聯合國民之幸。我們不能離開天皇問題來談東京審判。這就如同離開皇室來談日本歷史一樣。因為無論如何，東京審判史，是日本歷史的最悲慘、最痛苦的一節。」[2]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是福是禍，且另當別論，特別是加上麥克阿瑟後來對東京審判的意義和日本侵略戰爭的性質的認識都有很大的變化，[3]以及很多日本人將印度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1886—1967）所提出的判決書[4]誤解為「日本無罪論」，[5]甚至利用他來為肯定軍國主義者做宣傳，這些都使得對戰爭責任問題的認識更加複雜化了。

  的確，在帕爾判決書的最後，他強烈主張「對各個被告的所有訴狀中的各項起訴事實應該全部定為無罪，而且應該全部免除這些起訴事實。」[6]這除了與他的「反共意識形態」的政治立場及其歷史觀有關之外，主要是出於從國際法的理論上對規定什麼是「侵略戰爭」的困難而得出的結論，[7]決不表示他認為「日本無罪」或「肯定大東亞戰爭」。相反，他對日軍在戰爭中所犯的殘酷行為的「無比邪惡性」、「如同鬼獸一樣的性格」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和道德上的譴責。[8]而且明確指出不能將日本在某一特定時期所採取的政策或由此政策所採取的行動「正當化」，因為「日本的為政者、外交官及政治家們，很可能是錯了。而且很可能是親自犯了錯誤。」[9]而法庭在大量的事實的基礎上，最終宣判「實現侵略戰爭的共同策劃是最高的犯罪」。為了實現侵略戰爭的那些廣泛的各種計劃、進行長期的侵略戰爭的各種複雜的準備以及侵略戰爭的具體實行，不可能是哪一個人的工作，只能是眾多的指導者相互謀劃配合的結果，法庭宣判「這種共同謀劃威脅了世界人民的安全，其實行破壞了這種安全。」[10]對戰爭罪犯進行了制裁。

  在進入21世紀之後，「日本無罪論」仍然被一些日本人作為最能夠反映「帕爾法官和東京審判的真實」來加以推崇；[11]而另一方面，如《朝日新聞》社論所言，「在回到戰後的原點時，無論如何也不可避免的是圍繞昭和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並直率地指出「從統帥陸海軍、一切都是以天皇的名義向『皇軍』下達命令來看，天皇的戰爭責任是一定不能避免的。」[12]戰爭責任問題不論是在戰後日本的政治家還是學術界中也都仍然是一個爭論不休的敏感話題。那些全面否定東京審判，或批判「東京審判史觀」[13]為一種「自虐史觀」，[14]而主張一種「自由主義史觀」[15]的企圖歸根結底是要求重新總結「大東亞戰爭」。[16]他們的思想和言論，可以說與明治時代以來連綿不斷的國家主義、皇國思想具有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