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德富蘇峰的戰後日記

  從2006年7月到2007年8月，日本講談社分四冊陸續出版了德富蘇峰的戰後日記《玩蘇夢物語》十四卷（1945年8月18日—1947年7月2日），這四冊的書名分別為《德富蘇峰 終戰後日記——〈玩蘇夢物語〉》（1—5卷）、《德富蘇峰 終戰後日記Ⅱ——〈玩蘇夢物語〉續篇》（6—8卷）、《德富蘇峰 終戰後日記Ⅲ——〈玩蘇夢物語〉歷史篇》（9—11卷）、《德富蘇峰 終戰後日記Ⅳ——〈玩蘇夢物語〉完結篇》（12—14卷）。這裡，我們以這些日記為素材來看看其中與戰爭責任有關的思想。[17]

  1886年10月，德富蘇峰年僅24歲，田口卯吉的經濟雜誌社刊出了其《將來之日本》，成為論壇之翹楚。此後，他創刊《國民之友》高舉「平民主義」的旗幟，提倡精神上的歐化主義，滿懷「新日本」的主人這種責任意識。甲午戰爭之後，他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成了「力的福音的信奉者」，作為近代日本帝國主義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而一直活躍在思想言論界。在1945年8月15日洗耳恭聽完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後，83歲的德富蘇峰馬上指示其家人說：「承詔必謹乃臣道之常。此後對和、戰問題決不要插嘴。」就在當天他自己主動辭去了作為每日新聞社的「社賓」及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大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會長職務，結束了自己六十餘年來的新聞記者、公眾言論人的「操觚者」生涯。在1946年8月15日，德富蘇峰迴顧自己的一生，說：「我的一生與日本國相始終。日本是我的偶像、我的愛人，是我的一切。換言之，離開日本，在此天地之間就沒有一個德富蘇峰。」「在過去84年的生涯中，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之中，除了為使此日本冠絕於世界而效力之外，一無所有。……薩長藩閥的打破、立憲政體的樹立、帝國議會的開設、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軍備充實、皇室中心主義的倡導、東亞的解放、世界人種的水平運動等，逐一想來，我的微不足道的公眾生涯，在日本興隆史的幾頁中，即便不到大寫特寫的程度，自己融入其中也不禁心中欣慰。但是在我的公眾生涯接近尾聲的去年8月15日，恭聽聖上的播音，認識到我畢生的辛苦，一切都化為泡影。即我在此作為公眾方面完全死去了。」儘管如此，他對皇室中心主義仍然衷情不改，他解釋說：「我等的皇室中心主義，不是受本居宣長或平田篤胤等國學者流的影響而提倡的。而是通覽古今東西的歷史、比較研究各種政治政體之後才提出皇室中心主義的詞句，由此在日本建立冠絕世界即無與類比的家族性政府，而使倫理的政治行於中外；或者有人以此嘲笑我等為白日做夢、空中樓閣等，但我等確實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而這些形跡全無，連根除去了，我等的理想完全化為了泡影。」而且表示「我在今天仍然確信皇室中心主義是日本唯一的或最善的，沒有比它更好的東西。」[18]

  對於戰爭責任問題，他在日記中屢屢論及，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關於天皇或皇室的責任問題

  他認為「天皇神聖不可侵犯這個事實」不論憲法中有沒有，都不失為信條。「因此，我等以臣下的身份不能對天皇提起關於這次戰爭責任的問題等，而且對提起此問題者也不能表示同意。一切的責任，當然應該是天皇輔弼者所負，而不應該為天皇所負。」緊接著他指出，「以上是作為純理論問題而言。作為事實問題，必須要另外考慮。」他說，日本的皇位不是天皇一個人的事，而關係到萬世一系的皇統。「因此，為了保持此皇統，使此皇位能夠永續，無論多麼難忍的事情都要忍耐。但是為此最重要的事情是將戰爭責任與皇室割斷開。」他也承認：「無論怎樣辯護說天皇與戰爭沒有關係，因為宣戰詔書上天皇的署名和蓋章儼然存在，到底不能沒有關係。」「應該迅速將皇室與戰爭問題完全分離開。……但是……以天皇不好戰或者反對戰爭之類的話來克服此難關，這對於我等臣民而言，毋寧說是褻瀆皇室。無論結果如何，宣戰的大詔書都皎如白日。」[19]後來他進一步說道：「世間有人說宣戰的詔書歪曲了天皇的意思。這樣說的人才是歪曲了聖慮。就像我們信奉休戰的廣播確實是休戰的意思一樣，我們相信開戰也如詔書中所說的，是陛下的尊意。」[20]因此，「皇族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21]他認為在戰爭責任問題上「根本的錯誤是將皇室、國家、國民三者分離開來考慮。」「從不能將日本國土與國民分開而只考慮皇室的前提來看，這次戰爭是皇室自身的戰爭，天皇自身的戰爭。所謂累及或不累及，是將皇室作為與日本國家之外的另外一樣東西來考慮，既然是不能分開的，也就不應該用累及與否的說法。」「投降而開萬世之太平之類，是荒唐的錯誤。投降之道是墮落之道、屈從之道，也就如同乘上了通向地獄的急行列車。」[22]

  2.如果追究責任，他認為整個日本國民都有責任

  他在為東京審判提供的口供中說道：「作為日本人是自作自受，誰也不能怪，如果說要歸咎於誰的話，只能歸咎於我們自己。日本人中雖然也有人將之歸咎於軍閥什麼的，將其責任推諉給一部分人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所有的行動，依我看來，要負責任的是整個日本國民。其中雖然有濃淡輕重的差別，但到了今天，說自己不知情，試圖只把自己當作好人，這不能不說是完全忘記了日本精神為何物。」[23]「在戰爭順利時說是主戰論者，在戰爭不順利的時候說是非戰論者，這不能不說是太無節操、輕薄之極。……說戰爭本身是區區東條（東條英機）之輩造成的，這從一個方面來說是對東條之輩的過高評價，從另一方面不得不說是過於將一切責任轉嫁給東條之輩。總之，上下全體日本國民為此時代精神所驅動而投身到戰爭的旋渦中，導致事情達到這樣的局面的，完全是軍事外交兩方面的誤入歧途，總攬國勢的當局者辜負了天皇的信任。」[24]戰敗之後，一般都認為「日本國民是受害者而軍部是加害者」。德富蘇峰表示：「我對現在國民的一般想法在根本上持反對意見。我對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及大東亞戰爭都具有親身經驗。我認為大東亞戰爭，在其意義、目的上與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都沒有任何不同。所不同的僅僅是，前面兩次戰爭我國勝利了，而最後這次戰爭我國失敗了而已。而且其失敗是在戰爭中期和結束時，在開戰時，與甲午、日俄兩戰的開戰相比，有更偉大的戰功。」他說在開戰時的勝利的歡呼中，當時誰也不會認為這次戰爭不是國民的戰爭而是軍部的戰爭，誰也不會說自己從心裡反對戰爭，只是力所不及而被捲入進來。「在勝利的時候作為國民的勝利來歡迎，而在失敗了的時候，則作為軍部的私鬥來攻擊，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說法。」[25]他認為軍部雖然有很多不是之處，但是不能只將責任歸之於軍部。

  

  對於日本所犯罪行，他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承認。他說：「我等毅然自覺日本的過失。不僅僅是過失。更進一步，甚至是犯下了罪惡，在今天雖然遺憾也不得不承認。但同時，將所有的罪惡歸向敗了的日本，而將所有的善德歸於勝利的美國，這不能不說是過於濫用勝利者的權利。」他進一步說道：「近來日本人的所謂戰爭罪犯者，不僅是對各盟國犯下了罪行，而且對日本國民也是犯罪者。即使日本國民的父母失去其子、妻子失去其夫、子女失去其父，蒙上了如同日本人殺害日本人一樣的罪行。但是這次戰爭既不是軍閥或財閥平地起波瀾的戰爭，也不是他們隨其所好而製造出來的戰爭。即便不去精讀從十九世紀下半期到二十世紀上半期百年間的世界史，特別是日美兩國的交涉史，從其概略中也一定會得出這次戰爭是出於不得已的結論。這不僅僅是日本方面的歷史觀，在美國方面的歷史觀本來也是如此。」[26]

  3.從其歷史觀出發，他認為日本的戰爭責任是次要的，歐美各國要負首要責任

  他以「一個歷史學家」的「學問的良心」來判斷：「最近三、四十年的日本，不是人控制局勢，而是局勢硬來拉人。也就是說，不是人去騎馬，而是馬來讓人騎。而來分析這種局勢的話，就會問，這種局勢是誰造成的呢？其肇事者是被審判的日本人嗎？還是審判的歐美人？如果不研究到這一步，問題的真相就不會明白。不用說，市谷法庭（東京審判的法庭設在市谷——引者）所捲入的氛圍是以將日本人作為一切的罪魁禍首來制定標準去推斷一切事情。但是在我們看來，這是次要的。這次大東亞戰爭的鼻祖，直率地說，不是被審判的日本人，而是歐美各國人。從國家上講，不是日本，而是美、英、蘇聯等國。……為什麼日本國民做出了這樣的舉動？是誰使得日本人做了這些？對此加以研究的話，自己就不會去審判別人的罪行，而是去審判自身的罪行了。」他直白地強調：「大東亞戰爭不是日本人平地起波瀾。……是他們（歐美人——引者）刺激日本人、教唆日本人、誘導日本人、挑釁日本人而導致的。日本人是被逼到不得已在走投無路的絕境，而最後進行的冒險。受制者當然是傻瓜，而使得日本人到此境地的、以標榜所謂人道主義、文明的偉大先驅而自任的歐美人等，就問心無愧了嗎？」[27]對此德富蘇峰用了兩個形象的比喻來說明日本與歐美老牌帝國主義的關係。他說：「就像盂蘭盆會舞，吹笛子敲鼓伴奏，圍成一個圈來跳舞，落後了的日本人張望著，既羨慕，有覺得有意思，各種各樣的無以名狀的心理之下，闖進了舞蹈圈中。而那些同夥跳過了很多場很熟練了，而日本人因為剛剛加入其中，其舉止做派雜亂無章，現在將這些雜亂無章的舉止添油加醋，成了日本人的罪案。跳得蹩腳，這雖然沒錯，但是說只有日本人在跳，這是毫無道理的冤枉。」[28]又說：「日本人只是烏鴉模仿鵜鶘而已。烏鴉模仿鸕鶿必然會溺水。而且，鵜鶘還會說你為什麼要模仿我們，加以叱責，還馬上揪下烏鴉的羽毛，甚至使它不能在空中飛，這在鵜鶘方面且不論，烏鴉是不會知道的。溺水已經夠受的了，還要對溺水者進行懲罰，這不能不說太過分了。」[29]總之，他說：「若問把帝國主義帶到日本來的是誰，直率地講出事實的話，無非就是今天審判日本人的各國。」[30]因此，他的結論是：「大東亞戰爭的責任者，首先應該舉出的是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最後是史達林。」[31]德富蘇峰認為：「日本現代史從陪理來訪以來，從尊王攘夷到開國進取，從開國進取到八紘一宇，其間具有一貫的脈絡。這決非人為地蓄意而成，完全是這種氛圍在國民中發酵而來的結果。……無論是尊王攘夷，還是八紘一宇，其精神、目的，都的確是同樣的。如果問那是什麼，那就歸結為要使日本立於世界強國大國之林，而出色地發揮應有的作用。尊王攘夷是消極的用語，開國進取是積極的用語。就是說，前者是盾牌的裡面而後者是盾牌的表面。八紘一宇是指點開國進取的最終目的，無非是將所謂的我們的皇道宣揚於世界的意思。本來這不是武力上的事，根本就是明擺著的。其意思無非就像盎格魯-撒克遜人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貢獻於世界、法國人以法國文化、德國人以德國文化貢獻於世界一樣，日本人也想以日本文化貢獻於世界。」他分析指出：「明治天皇是開國進取的化身，是時代精神的象徵，小笠原島、琉球、千島、整個蝦夷（北海道——引者）、樺太（庫頁島——引者）的一半，進而台灣朝鮮等在明治天皇的時代作為我們的領土也還是曖昧的、不確定的或者是一半的屬性，以至於像台灣朝鮮則完全是他國所有的，都歸為我國的領土了。我們在這時，且不說世界的歷史學家，就我們日本的歷史學家而言，想問一問能否斷言這些都是日本人違反人道主義、違反文明主義、濫用兵戈而掠奪鄰國的結果，即明治天皇的御宇史是大和民族的罪惡史？如果他們能夠對至今的歷史這樣徹底地斷言的話，那麼對大東亞戰爭無論給以怎樣的惡評都可以隨他們的便。但是，承認明治時代的開國進取，而不承認大正昭和時代的事，在道理上實在不通。」[32]

  德富蘇峰以比自己血氣方剛的壯年時代投身於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更大的熱情，「為大東亞戰爭絞盡了最後一滴血，因此，我對於沒有充分地盡到自己的責任之事，決無絲毫悔悟。但是，所謂力之不足，自覺慚愧。同時不可避免地斷以無能之罪，自覺悔恨。」從他自以為是「科學的歷史眼光」來判斷，他覺得「對這場戰爭，從心裡相信是義戰，現在這種信仰也還沒有改變。」[33]

  4.對東京審判的評價以及日本將來的走向

  德富蘇峰批判地指出：「市谷審判（即東京審判——引者）也可以說是日本罪惡史編纂無限責任公司，其專一的目的就在於出色地作成此罪惡史而向世界公布，來設法證明日本如何是所有罪惡的化身以及美英等國如何是優秀的文明人道的典型的國民。」他說：「即便日本人是如他們所說的惡黨，他們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大惡黨。」[34]

  既然他還堅持認為這場戰爭是「義戰」，那麼他反省自己也只有從力量方面來進行，只能把失敗歸結為力量不足所致。他覺得，錯就錯在將日本國民作為過於偉大的國民，給予了過高的估計。「令我失望的是，我國國民終究沒有完成象八紘一宇這種布皇道於世界的大任務。」他說，「這次戰爭，至少將現代日本及日本人在風月寶鑑上照出了其最醜陋的姿態。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將來姑且不論，到現在為止，日本終究既不具有作為東亞盟主的實力，也沒有這種能力。到底沒有與盎格魯-撒克遜或蘇聯等角逐而成為爭雄世界的選手的資格。而且說，是過於愛日本人，就高估他，盲目地將一些不能完成的工作強迫給日本人做，這對我等來說，的確是大錯誤。人的工作必須與力量相當。而且不論如何說是為了國家，進行與力量不相稱的工作，都完全是錯誤的。比如，貓抓老鼠，雖然不錯，但是讓貓去抓狸或狐的話，就會導致反而被狐狸所抓住。無論如何，自不量力的事，即便無論如何是由他們挑起的戰爭，因而我等的無能的責任都是不輕的。」他表示：「我等決不說盎格魯-撒克遜是正確的，而斯拉夫是不正的。問題既不是正邪的問題，也不是是非的問題。關鍵僅僅是強弱的問題。」[35]

  至於日本的將來，德富蘇峰依然具有雄心壯志，他說：「今天的日本不能永遠這樣生存。是往北伸展，還是往南伸展，或者南北同時伸展。否則的話，日本完全就像田螺或海螺一樣，就最終不能在世界上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而被認可。」為了達到此目的，他明確提出：「我等曾經為了對付俄國而主張日英同盟。現在為了對付蘇聯，不得不主張日美同盟。說到美國，英國也可以說包含在其中。」認為「作為日本復興的大策，為了利用美國，來與它交往」，為此要最大限度地忍耐，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如果我等與美國結合，決心利用美國的力量來謀求日本的恢復的話，為了達到此目的，就要不顧任何犧牲地付出。因為日本的恢復是比任何東西都重要的重大事件。」[36]指出了戰後日本發展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