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與《鄰草》同時代的中國立憲思想的萌芽

  以上我們簡要地分析了《鄰草》的立憲思想。但是這些思想的來源何在？尾佐竹猛在《日本憲政史大綱》中指出，當時日本國民中僅有極少數一部分可以得到「來自荷蘭語的外國知識」，因為有識之士全都是漢學者，他們是通過閱讀漢文著作或者其日文翻譯來了解歐美議會制度的。[20]的確，魏源的《海國圖志》和徐繼畬的《瀛寰志略》甚至在日本作為地方學館的教材來使用，可以說流布極廣。尾佐竹猛在介紹《瀛寰志略》時就提到「加藤弘之所著《鄰草》藉助於此書的譯語很多」。[21]比如在論及英國的議會制度時，《瀛寰志略》有「爵房」和「鄉紳房」的譯語，[22]分別表示其上、下議院。而《鄰草》中就原原本本地借用了「爵房」這一用語，同時將「鄉紳房」改為了「薦紳房」。[23]

  作為一個重要的知識源泉，中國人的著作對當時日本人的新的世界認識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源了圓也認為「直至慶應二年（1866年）出版福澤諭吉著的《西洋事情》的初編時為止，當時的大部分知識人主要是通過漢文書籍來認識世界的。」[24]《鄰草》這部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說，是以從中國獲得的世界知識而在國際性的視野里勸說中國實行政治改革，由此卻成為在日本「解說立憲政體的最初的著作」。津田真道在《鄰草》的初稿本《最新論》中寫下了一個綜合性的評語。對其「清英勝敗之故」和「清國恢復之策」，不惜用「最妙」來加以讚揚。同時將其所論置於同時代的東西方思想狀況中，認為「以西洋人的眼光來看雖然不足為奇，而滿清的一萬萬人，恐怕沒有一個人著眼於此。可惜清主不能聽到此論。蓋愛新覺羅氏，一家之存亡可以任天意，但關係到清民一億之禍福呀。余也到於此而悲於清國無其人焉」。[25]這或許是在這個問題上的最早的一種比較思想論了。

  那麼，同時代中國的思想狀況究竟如何呢？中國果真如「悲於清國無其人焉」之說那樣可悲嗎？

  鴉片戰爭前後，西方的傳教士雖然也將歐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介紹到中國，但第一個系統介紹並熱情稱讚西方民主制度的，是魏源。他的《海國圖志》，對中國和歐美的政治制度的差異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與《海國圖志》一樣，《瀛寰志略》不但是近代中國人最早系統介紹世界史地知識的名著，同時也是近代中國人熱情稱頌歐美民主制度，不滿君主專制的最早記錄。」[26]幕府儒官鹽谷宕陰（1809—1867）在《翻刊海國圖志序》（1854年6月）中說：「記以省我，圖志以知彼。英主碩輔，能斟其意擇其策，舉而施諸政事，則轉禍為福、變凶為吉無難也。」盛讚該書「原歐人之撰，采實傳信。而精華所萃，乃在籌海、籌夷、戰艦、火攻諸篇，夫地理既詳，夷情既悉，器備既足，可以守則守焉，可以戰則戰焉，可以款則款焉。左之右之，惟其所資。名為地誌，其實武經大典。」他感嘆：「忠智之士，憂國著書，不為其君之用，而反被琛於他邦。吾不獨為默深悲焉，而並為清主悲之。」[27]

  如上述加藤弘之所言，武備的根本在人和。魏源的思想中也非常重視「人和」及人的價值與尊嚴，在「人者，天地之仁」及「天地之性人為貴」的意義上，他認為「天子者，眾人所積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因此他批評天子脫離大眾而高高在上，甚至蔑視群眾的傾向，而主張「天子自視為眾人中之一人，斯視天下為天下之天下」，[28]就是說，天子只有把自己當成普通百姓中的一員，體會民眾的喜怒哀樂，才是將天下視為天下人的天下。但是同時他也對「上下相知」「上下情通」的難度有充分的認識。他說：「人材之高下，下知上易，上知下難；政治之得失，上達下易，下達上難。君之知相也不如大夫，相之知大夫也不如士，大夫之知士也不如民，誠使上之知下同於下之知上，則天下無不當之人材矣；政治之疾苦，民間不能盡達之守令，達之守令者不能盡達之諸侯，達之諸侯者不能盡達之天子，誠能使壅情之人皆為達情之人，則天下無不起之疾苦矣。」[29]只有「公議無不上達，斯私議息，夫是之謂『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也。」[30]

  與《鄰草》幾乎同時完成的馮桂芬（1809—1874）的《校邠廬抗議》（1860—1861）也是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的名作。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他對作為世界第一大國的中國為何在當時卻受制於小夷，即所謂「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的思考。他對西方的長處和本國的弊端進行對比，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有以下四個方面「不如夷」，即「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31]這四個方面可以說囊括了政治、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君民不隔不如夷」明顯是對西方政治制度的肯定。他對於優秀的制度的態度是：「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棄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32]即他是要捨棄傳統的「華夷」標準，而以現實的「法」的善惡作為新標準。

  在政治制度方面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化建議。比如在官吏的考核和提拔上強調「博採輿論」「公舉」「公論」的重要性。他強調「各官考績，宜首以所舉得人與否為功罪，以重其事。所謂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論者如此。」[33]特別是他提出的「薦舉之權，宜用眾不宜用獨，宜用下不宜用上」的主張，[34]被後來頑固的保守者看成是「民權說」而加以反對。但是同時也有開明官吏認為「用人憑公論，固是古法，而西人議院亦是此意。此法行，而徇情納賄之弊可除」。[35]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民權、議院這些概念雖然在《校邠廬抗議》中沒有提及，但是這樣的思想因素，已經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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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人才選拔上提倡要儘可能重視大多人的意見和地位低的人的意見外，在管理制度方面，他也詳細地提出了「公舉」的方法和「公所」的設置方式。例如，他「酌古斟今，折中周、漢之法」而設計了一套地方民主管理體制。[36]馮桂芬也十分重視作為體現「人和」的「通上下之情」。他說《校邠廬抗議》中所強調的「重儒官、復鄉職、公選舉」都是為了「通上下之情」。[37]

  馮桂芬小心翼翼地將其民主思想包裹起來，使之「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這正表現了其思想的根本特徵，那就是所謂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38]而此命題成為在近代中國流行了幾十年的「中體西用」這一文化方針的濫觴。